5月15日，国安拿下了新工体的首场胜利。赛后，韩佳奇和替补门将侯森一起穿上了印有“北京代表”字样的T恤，跟北看台的球迷合影，而他们是如今北京国安这支球队中仅有的两名北京人。

“北京踢球的孩子去哪了？”这是长久以来北京球迷的疑问。

如今在北京，有这样一项足球赛事，专为北京学生而建，创办者仅是一名高中生，这项赛事的运营者也大多是高中生和大学生。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项赛事至今已坚持7年，举办了6届。第7届比赛目前正在进行中。

这项赛事对于所有热爱足球的普通高中生来说，正是他们延续“足球生涯”的一个舞台。

01 一个高中女生

创办的球赛

BGBC全称“北京高中足球冠军联赛”（北高杯），创办者是一个叫刘一鹤的高中女生。

8年前，并不热爱足球的刘一鹤只是北师大附中一名普通的高一女生。彼时，她对于足球的理解，还停留在初中同班男生在课间追逐着瓶盖或纸团踢的画面。

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刘一鹤发现，校园里人员最密集的地方就是那个被称作“鸟笼”的五人制足球场，每天中午刚吃完饭，就会有一场人数众多的足球比赛。小小的场地里甚至能挤下三四十人，来一场20对20的比赛。

比赛前的准备时刻

当时刚加入学生会的刘一鹤正干劲十足，她好奇既然学校有这么好的足球氛围，为何没有足球队？也没有校际间的足球比赛呢？

于是，她找到了几个经常踢球的男生，张罗着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刘一鹤自己则担任起球队经理，帮助球队联系比赛。

她发现，那时候能让同学们参加的比赛少之又少。由足协主办的青少年足球联赛，基本都是各家俱乐部梯队、足球传统校的学生去参加，普通高中生球队参赛基本上就是“被虐”，有时能差出几十分。

而一些民间比赛，参赛队伍能以多种形式报名，几乎所有的青训俱乐部都会组队参与，还有的球队招来大量足球特长生，也并非普通高中生球队的舞台。

“足球不应该只是为特长生和特长校服务的，也应该给普通学生们一个舞台。”于是，刘一鹤通过学生会联系了周边的几所学校，发现很多学校的男生都有这个需求，于是他们又成立起了“西城八校足球篮球联赛”。

这正是“北高杯”的雏形。

而在比赛中，刘一鹤发现，如果参加的球队越多，越能节省学生们的开销。于是，她和两个朋友打算一起扩大球队的参赛规模。其中一个朋友帮她做宣发，一个朋友利用父母的关系拉来一些赞助，刘一鹤则负责最艰巨的任务——找球队。

学生们在激烈比赛

“北高杯”创办的那一年是2016年，也是足改方案审议通过后的第二年。足改方案中明确提出，“各地中小学要把足球列入体育教学内容，加大学时比重，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现有的5000所基础上，到2025年达到5万所”。

然而现实中，偌大的北京城，各类高中学校几百所，想要找到踢足球的学生，确实难上加难。刘一鹤只能每天抱着手机，把能联系到的学校都联系一遍，一条一条地打字去问：“你们学校有足球队吗？”

“没有”“不知道”是她得到最多的回答。

刘一鹤陆续问了60多个学校的几百名学生，好不容易凑了20多个学校的球队，加上后来赛事宣发的效果，首届比赛一共有29支球队参加。赛事采取类似世界杯的赛制，分成八个小组，每组三个或四个球队，小组前两名出线踢淘汰赛，最后决出冠军。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找球队的困难远不如办比赛难。有的球队会找来大学生“以大打小”；有的球队则是请来足球特长生“冒名顶替”；有的球队一输球就抱怨裁判；还有的是家长会因孩子比分落后冲进场地阻挠比赛；甚至有球队的队员会因为被禁赛而网暴刘一鹤。

那段时间里，刘一鹤要么被当场气哭，要么回家蒙着被子哭。她说：“我在足球场上把这辈子要遇到的‘坏人’都遇到了。”

“自己办的比赛，含着泪也要把它办完，反正不行就找警察呗。”刘一鹤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参加北高杯的学生球员们

当比赛逐渐走入正轨时，刘一鹤也发现了足球能够带来的感动。她记得有国际学校的球队，外教用大巴车把队员和啦啦队都拉到了球场，一下把现场的气氛拉满。还有的球队在发生争执后，队长会主动走出来安抚队员和家长，承担责任。赛前，球员会恭敬地管观众叫叔叔阿姨，赛中他们也会谦恭地管裁判叫老师，赛后球员们更是会手拉手向观众、裁判和组委会鞠躬致谢。

作为参赛队员之一的景山学校学生、白岩松之子白清扬在球队被淘汰后主动担任现场解说，他还邀请来了知名足球评论员颜强作为决赛的颁奖嘉宾。决赛时，NIKE公司还赞助了专属冠军T恤和顶级足球鞋作为奖品。

第一届比赛结束，师大二附中校队拿到首届北高杯冠军，刘一鹤的母校北师大附中没有拿到名次，但刘一鹤却很知足。她后来总结说，创办北高杯给她的锻炼是高中三年的学习无法给予的，“当你排除万难开始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

02 挺过难关坚持了8年

收获颇多

有了第一届的经验后，北高杯便稳定了下来，后面几届也顺利了很多。但到了2020年，北高杯又迎来了最大挑战。

那一年全球的体育赛事都不得不缩减赛程或者停办、延办，北高杯更是如此。到了2021年，当北高杯再次筹备时，最大的困难是，很多球队都“走散”了。

北高杯的特点是以学校的名义组队，但因为每年都有学生毕业，所以校队的人员是流动的。停办的那一年，很多球队的高三学生毕业了，高一的新生又不知道北高杯报名的渠道。因此，为了延续北高杯，组委会只能重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联系。

此时的刘一鹤已经出国读大学，她更多的是在线上做幕后工作，组委会的主要工作交给了学妹徐泽惠及其他一些有兴趣的同学负责。

当时的徐泽惠跟以前的刘一鹤一样，每天抱着手机联系球队，在这个过程中，她体会到了刘一鹤当年的难。

BGBC比赛文件

值得庆幸的是，在徐泽惠和同伴们的努力下，2021年北高杯重燃战火，又一批新的足球小将通过这个平台得到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而柴骏则留下了遗憾，因为联赛停办，他错过了自己作为高中生的最后一届北高杯。好在，现在他还能以大学生的身份进入组委会，再参与到北高杯的组织工作中。

柴骏回忆起第一次参加北高杯是在2019年，那时他还是北京二中高一的一名学生。那一年，他的学校在北高杯上一场比赛都没赢，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虽然小组赛未能出线，但柴骏并没有沮丧，他一直觉得北高杯是学生创办、学生参加的比赛，就应该在这里享受纯粹的足球乐趣，“能跟同学一起参加比赛，团结在一起拼搏，就很知足了。”

踢足球会影响学习吗？踢球的孩子们都说“不会”。一位非常支持孩子踢球的家长就认为，足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运动，除了锻炼学生的身体和意志品质之外，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分析、判断、决策能力，让学生们收获胜利的果实，体会失败的感受，这对于他们未来的人生更有意义。

在北高杯的赛事中，比赛前学生们会聚在一起研究对手的比赛录像和数据统计，队长会组织球员的位置和场上分工。

踏上赛场后，学生们会围成一圈，肩并着肩加油，场上他们也会互相照应，有了失误也会主动承担责任。赛后，进球的学生会感谢队友们的帮助，被红牌罚下的学生会给队友鞠躬致歉。如果取得好成绩，大家会把队长或教练高高地抛向天空。

学生们围成一圈互相鼓励

一些连续参加北高杯的球队也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礼节，无论比赛场上如何拼抢，比赛结果如何，双方球员都会在赛后向观众、裁判和组委会鞠躬致意，双方还会在一起拍大合影。

“比赛的意义并不是胜负这么简单。足球教会了我们人生的道理。”徐泽惠说，有一年的决赛，双方遭遇了一个争议判罚，失利的一方有家长想要上前找裁判给孩子们争辩，最后是球队的队长过来带着学生们劝阻家长，他们在足球场上学会了接受遗憾，学会了尊重对手和裁判。

03 学生爱护的舞台

梦想比肩日本高中联赛

北高杯作为一项完全由学生自发创办的校园足球赛事，能够坚持七年殊为不易。所以，在进入淘汰赛以后，很多裁判员也会提醒球员们注意动作，避免受伤，不要引起争执。“给学生们有这么个踢球的平台不容易，所有人都要爱护，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冷静而影响到赛事。”一位裁判说。

最近几年，随着一些国际学校报名参赛，北高杯的比赛水平在提高，但同时球队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

今年4月底的一场比赛中，由外籍高中生组队的京西学校首次亮相就以18比0战胜对手。柴骏觉得，通过这场比赛，就足以看到中外高中球员足球水平的差距。而该场比赛的当值裁判也表示：“京西学校这支球队明显有经过训练，踢得更有整体性，也更有章法。虽然都是普通高中生，但水平差了不少。”

裁判在抛硬币

失利一方的同学走下场时显得颇为沮丧，几名同学还互相讨论着如何能够缩小比分差距。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技术到身体再到团队配合，京西学校都完全碾压自己。

一位同学的抱怨道出了比赛失利的根本原因，他说：“下周比赛又是周六吗？那我可能来不了了，我还得上补习班。”中国普通高中与国际学校在足球方面的差距就在这里，从报名的情况也能看出端倪。

北高杯的规则是7人制的比赛，每队最多可以报名15名球员，但除了一些国际学校外，绝大部分高中校都凑不齐人，大多只能报八九名球员。还有很多学校就是因为无法凑够7名球员而无法参赛。有的时候，到了比赛时又会因为有球员参加高中补课无法参赛，而不得不以少打多。

柴骏第一次参加北高杯的时候，就感受到来自国际学校的同龄人们在球场上带来的压迫感。柴骏直观的感受是，国际学校的学生，因为训练时间有保障，他们的技术非常纯熟，而且速度、爆发力、对抗能力都特别强，比赛节奏特别快，这些国际学校的学生经常进行11人制的比赛，踢起北高杯这种7人制的比赛来显得游刃有余。

北高杯比赛现场

“当然，中国学生为了弥补技术和身体上的差距，只能在战术上动脑筋。”柴骏提到，中国学生在与国际学校的比赛中会全线回收防守，靠防守反击与对手周旋，偶尔也能够有爆冷的机会。

已经在日本留学的刘一鹤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国足球发展的问题所在，从中日校园足球的对比就能看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刘一鹤介绍，在日本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80%以上的学生会在课后参加名为“部活”的社团活动。日本学校下午放学的时间很早，学校社团的训练水平很高，学生们无论参加什么项目都能够保障每周三练到五练，同时周末还有比赛的机会。

刘一鹤说，在日本，与自己亲手创办的北高杯对标的是“日本足球高中联赛”，这项赛事已经有百余年历史，每年的决赛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现场观众可达几万人，上座率超过日本的职业联赛。

每年的日本足球高中联赛上，参赛学校的校长、老师、同学以及同学的亲朋好友，都会组团来为学生们加油，其中也包括很多职业球探。

刘一鹤观察到，日本社会普遍不认为体育会影响学习，尽管“部活”确实可能影响到成绩，但他们认为，相比下滑的那一点分数，体育给学生带来的帮助会更多。

日本企业在招聘时就会对有体育“部活”经历的学生非常看重。他们认为，有体育经验的学生身心更健康，能够应付繁重的工作和加班压力，同时更有规则感、团队感、荣誉感，执行力也更强。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希望北高杯能发展成日本足球高中联赛那样，有几百支队伍参加，有上万名观众，决赛能够放在新修建的工人体育场。”刘一鹤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郝羿

统筹/林艳 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