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我总会想起老吴婆婆。

那天也是下雨，县医院的走廊上放着几个黄色的”小心地滑”牌子，已经褪色了，跟住院部墙壁上斑驳的绿漆差不多。我穿着雨天特备的塑料拖鞋，打着伞，左手拎着两个装满稀饭和小菜的保温盒，路过医院门口的雨棚时摇了摇伞上的水。

菜场的李姐说这雨要下三天。“上星期花生米上涨了两块，这有啥道理，我都没敢跟老头子讲。”

我点了点头，心里想着婆婆。她已经住院半个月了，肺癌晚期，化疗做了两次就不愿意再折腾了。她扯着我的手说：“老刘啊，你劝劝我儿媳回来吧，再不回来，可就见不着了。”

县医院四楼的天花板上，一盏日光灯一闪一闪的，修了好几次还是这样。护士说早上换了药，婆婆精神好多了，睡了一觉刚醒。我把饭盒放在床头柜上，挪开那半杯冷掉的枸杞水，塑料勺子泡得发白了。

“老刘来了。”吴婆婆眼睛不如从前了，但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她的病床旁边放着一把蓝格子的折叠伞，湿漉漉的，支撑钢条有一根已经断了，用透明胶带缠着。大概是昨晚来看她的哪个邻居落下的。

我过去扶她起来吃点东西。“今天鸡汤熬得可香了，大师傅亲自下厨，给你炖的乌鸡汤。对了，昨晚谁来看你了？”

婆婆拉着我的手，却没回答我的问题。“昨天我梦到她了，梦到我家小芳了。”她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梦到她拿着那个红色的行李箱站在家门口，说’妈，我回来了’。”

小芳是吴婆婆的儿媳妇，也就是吴老爹的儿子——吴建国的媳妇。当年他们经人介绍认识的，姑娘模样周正，还是县城里唯一一家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在那个年代算是体面工作了。两人处了半年，建国非要娶，老两口也挺满意，就操办了婚事。

婚后小两口感情不错，小芳勤快，对老人也孝顺。可好景不长，婚后第三年，建国在工地干活，被脚手架砸到腰椎，成了半身不遂。那时候小芳刚怀上孩子，却在建国出事后两个月小产了。

后来建国的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朝小芳发火。那时候县里正建商品房，小芳的姐姐在南方某个沿海城市的服装厂做管理，说可以帮忙介绍工作。建国不同意，但架不住两个老人劝：“你这样，芳芳在家里也难受，出去挣点钱，对大家都好。”

就这样，小芳去了南方。起先一个月一封信，电话也隔三差五地打回来，逢年过节寄钱回来。可慢慢地，三个月才有一次消息，再后来，差不多半年才联系一次。

我们这种县城里的人，哪怕不认识，也能知道点边边角角的事。听说小芳在南方结识了一个生意人，日子过得不错。有人去南方玩，回来后说在购物中心看到过她，穿着体面，戴着金项链。这些话传到建国耳朵里，他就更不愿意提小芳了。

有一年过年，吴婆婆终于忍不住，在电话里问小芳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小芳说：“妈，我回不去了。”婆婆咬着牙说：“你要真不想回来，就把户口迁走吧，我和你爸爸把离婚手续给你们办了。”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随后传来小芳的啜泣声：“妈，您别生气，我…我真的回不去了。”

就这样，两家人算是断了联系。建国后来身体每况愈下，前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突然呕血不止，送医院抢救了一夜，没能留住。葬礼上，老吴夫妇苍老了十岁。我们几个邻居帮着料理后事，有人问要不要通知小芳，老吴摆摆手：“别打扰她了，她有她的生活。”

“吃点吧，别光喝汤。”我把一小碗白米饭端到婆婆嘴边。她摇摇头，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

“老刘，这个给你。”她说，“我走后，你拿着这个钥匙，去我家储藏室那个老柜子开一下。里面有些东西，我想让你帮我处理。”

我接过钥匙，那是一把很旧的铜钥匙，钥匙环上还拴着一个褪色的红绳，像是从压岁钱红包上摘下来的。“你别胡说，好好养着，肯定会好起来的。”

婆婆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是被雨水冲刷过的田垄，深深浅浅的。“我知道自己的情况。那柜子里的东西，你看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雨停了，走廊上传来拖地的声音。

三天后，婆婆安详地走了。天气出奇地好，阳光明媚，就像她的脸色一样平静。

料理完后事，我想起了那把钥匙。老吴家的房子在老街深处，自从老爷子也走后，房子就一直空着。走进去，能闻到一股久未通风的霉味，掺杂着些许樟脑丸的气息。

储藏室在后院，推开门，满是灰尘。角落里有个老式的木柜，有点像我小时候奶奶用的那种，雕着简单的花纹，上面落了厚厚的灰。我用钥匙打开柜门，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个鞋盒大小的盒子，每个盒子上都贴着标签，写着年份和月份。

我随手拿起一个，标着”2008年-5月”的盒子。打开来，里面是一些明信片、照片还有几封信，都整齐地用牛皮纸包着，上面还贴着小标签。

我拿起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但里面的信纸却保存得很好。我展开信纸，上面是熟悉的字迹：

“亲爱的爸妈和建国： 你们还好吗？南方最近开始热起来了，但工厂里有电扇，还算凉快。我这个月工资涨了50元，我存下了400元寄给你们。建国身体怎么样了？医生说的那个新药能不能报销？昨天我梦到家门前的那棵枣树了，不知道今年结果了没有…”

信的落款是”小芳”，日期是2008年5月12日。

我又打开了几个盒子，发现每个盒子里都是信件、汇款单和一些照片。照片上的女人从青春靓丽变得越来越成熟稳重，但笑容依然灿烂。

最后一个盒子标着”2019年-10月”，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一封没拆开的信。照片上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大学毕业服，旁边站着小芳，她染了栗色的头发，穿着得体的套装，看起来气质很好。

我愣住了，再看看其他盒子里的照片，这些年里，那个年轻人从婴儿、幼童一直到大学毕业，而小芳的容貌也从青春靓丽变成了知性优雅。

我的手有些颤抖地拆开了那封信：

“爸妈： 阿强大学毕业了，考上了省城的研究生。他一直不知道你们的存在，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亏欠。当年离开，不是因为不爱建国，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阿强。那次小产是假的，我不敢告诉建国，怕他接受不了，更怕他要我打掉孩子。我知道他的状况，也知道他的自尊心，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这些年我一直给家里寄钱，但我知道建国从来不会收。妈，谢谢您这些年来替我保守秘密，把我寄回去的每一分钱都存起来给建国治病，还给我回信告诉我家里的情况。

阿强长得很像建国年轻时候的样子，他知道自己有个爸爸，但我告诉他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现在他长大了，我觉得是时候告诉他真相了。如果可以，我想带他回老家看看，见见你们，也见见他真正的爸爸。不知道建国的病好些了吗？他还恨我吗？

妈，这些年辛苦您了。我知道您每次都把我的信藏起来，不给建国看，怕刺激他。等阿强研究生毕业，我一定回来，带他认祖归宗。 永远爱您的小芳 2019年10月15日”

我瘫坐在地上，泪如雨下。

原来，这十五年，小芳一直在联系婆婆，而婆婆一直在替她保守秘密。那些所谓的”小芳在南方过得好”“小芳嫁给了有钱人”的传言，都是为了掩盖真相。

我想起婆婆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这辈子，总有说不出口的苦。”她宁愿背负”纵容儿媳改嫁”的骂名，也要保护儿子的自尊和孙子的未来。

柜子最底层还有一个盒子，比其他的都大。我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着一沓厚厚的存折和一些房产证。翻开第一本存折，是建国的名字，里面存着将近三十万元。我算了算日期，正好是这十几年来小芳寄回来的钱，婆婆一分不少地都存了起来。

还有几本存折是以”吴强”的名字开的，应该是给孙子的。最后一张纸条是婆婆留下的：

“老刘，如果你看到这些，说明我已经不在了。这些年小芳一直和我有联系，她没有改嫁，而是一个人带着建国的儿子——阿强在南方生活。当年她瞒着大家离开，是因为不想伤害建国的自尊心。建国脾气倔，知道了真相只会赶她走，所以这些年我一直瞒着他。现在阿强长大了，我想让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这些存折和房产都是小芳这些年寄回来的钱置办的，都是阿强的。我已经给小芳去信了，告诉她建国已经走了，希望她能带阿强回来看看。老刘，麻烦你把这些东西交给小芳，告诉她，我和她爸爸从来没有怪过她。”

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小芳的电话是13925××××78，地址是广东省××市××路24号××花园B栋502室。”

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窗外，老街的鹅卵石路面被雨水冲刷得发亮。忽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老吴家门口，车门打开，一个染着栗色头发的中年女人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下了车。

女人看着这座老房子，眼里含着泪水。年轻人好奇地东张西望，脸上的轮廓，和照片墙上年轻时的建国一模一样。

我擦干眼泪，把东西放回柜子里，深吸一口气，走出储藏室。

“请问，这是吴建国的家吗？”女人怯生生地问道，声音有些发抖。

“是的，你是小芳吧？婆婆走之前，交代我等你回来。”我说着，看到她眼里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妈，这是谁啊？”年轻人好奇地问。

“阿强，这是你爸爸的家。”小芳擦了擦眼泪，拉着儿子的手，声音哽咽。

屋檐下的风铃响了一下，好像是婆婆在天上微笑着看着这一切。

老街深处，一家人终于要团聚了，即使已经失去了两位至亲。而那把钥匙，打开的不仅是一个柜子，更是一个跨越十五年的秘密，和一段被隐藏的爱与牺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