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引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就像两场走向截然不同结局的赛跑。为啥明治维新一路“开挂”成功崛起,洋务运动却在磕磕绊绊后黯然失败?这背后藏着的,可不只是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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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尺度看两场变革
要是以甲午战争到大正时代这段时间为参照,洋务运动输得底儿掉,明治维新则一路凯歌。但把时间线拉长到一百年,你会惊掉下巴,原来两场变革竟都是“失败者”,而且明治维新败得更惨。日本在疯狂的军国主义驱使下,成了二战的“犯罪机器”。虽说如今是发达国家,可被美国拿捏得死死的,主权都不完整。像1985年签的《广场协议》,直接把日本经济拖入深渊,之后在泡沫破碎、经济萧条时,日元还被迫升值,这无异于“经济自杀”,其负面影响至今仍在。日本的发展上限被美国锁得死死的,人均GDP被限制在不超美国二分之一。而且在美国的潜移默化之下,日本人从来不吃饱饭,男人以阴柔为美,去雄化成了社会主流,不再具备任何反抗精神!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初期:看似相似的起步
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发表五条誓文,喊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等口号,乍一听很振奋人心。可当时中国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弄“和魂洋才”,本质上没啥大区别,甚至有人觉得日本这是学中国的。所以在西化初期,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水平差不多,都在摸索着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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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幸运”:国内国际环境的双重利好
日本明治维新能成功,关键在于它当时拥有绝佳的国内国际环境。先说国内,德川幕府闭关锁国200多年,却歪打正着维持了国内社会秩序,让封建经济高度发达,早早催生了早期资本主义。1845年,尾州起村265户农家,仅有52户单纯靠农业生活,其余198户搞起兼业,67户干脆脱离农业。这些农户涉足棉业加工、生活杂具生产、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 ,足见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
从城市化水平看,1700年日本就有5% - 7%的人住在大都市,比同时期欧洲2%的城市化率高得多。这还得“归功”于德川家康削弱地方大名的损招——参勤交代。大名每年得带着仪仗队去江户“打卡”,还得把老婆孩子留在那儿当人质。这一趟下来,不仅路上消费拉动经济,大名在江户设府邸、养办事员,还养活了一大帮服务人员。再加上德川幕府养的八万旗本武士,个个消费能力超强,日本商品经济想不发达都难。商品经济繁荣解决了就业,让日本跳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明治维新前,日本几乎算得上准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自主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幕府倒台时,社会矛盾小,平稳实现社会形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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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西方列强主要注意力在侵略中国,给日本留下发展空间。日本抓住机会,向西方学习殖产兴业,发展近代工业。1866 - 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达32.2%,1874 - 1890年平均增速为12.1%,一路狂飙。
中国的“坎坷”:内忧外患下的艰难前行
同一时期的中国,那叫一个惨。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深陷马尔萨斯人口陷阱。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先是太平天国运动,保守估计江南地区损失两千万人口;紧接着捻军纵横北方,随后西北又动荡不安,损失人口同样惊人。好不容易局势稍稳,1870年日本成立工部省开始殖产兴业,中国却遭遇丁戊奇荒,直接饿死一千万人。与此同时,左宗棠为收复新疆,朝廷没钱只能借高利贷,北方经济被这场灾难和战争双重摧毁。
1879年后有了短暂和平,可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又陷入困境。战争让上海股市暴跌,70多家钱庄倒闭68家,胡雪岩这样的商业巨头也破产。不仅如此,还引发第一次地产危机,买办徐润因房价暴跌,从房产大鳄沦为破产者。这场战争让中国民间资本大量蒸发,经济元气大伤,洋务运动所需的资金、市场全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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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已进行近20年,工业飞速发展,而中国还在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焦头烂额,洋务运动开展得磕磕绊绊。
甲午战争:日本的“最后一搏”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背后藏着日本的“小算盘”。当时日本订购的富士战列舰和八岛战列舰正在建造,1897年就能投入使用,造价1320万两白银。一旦这两艘前无畏舰服役,日本海军将对北洋水师形成压倒性优势。而中国这边,1890年才开始筹备关东铁路,1894年汉阳造88式步枪厂房、汉阳钢铁厂才陆续开工运行。
要是没有甲午战争,按计划1895 - 1897年关东铁路会逐步修到营口、沈阳、吉林,铁路贯通将盘活东北经济,为军事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但历史没有如果,日本瞅准时机发动战争,打断中国发展进程。
历史教训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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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中国不仅物质上损失惨重,精神上也被日本“暴击”。清朝上层竟认为日本胜利是因为变法,开始盲目向日本学习,结果清末新政把中国拖入军阀混战。日本在背后搅局,扶持各方势力,让中国陷入长期动荡。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转折点,此后中国失去和平发展环境,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后才重新获得。日本军国主义打断中国60年发展进程,让中国从次等列强沦为贫困国家。
如今,中日关系有改善迹象,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某些特质,以及在国际关系中的过往行为,都警示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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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成败中,我们能得到深刻教训:国家发展必须保证内外环境安定,有战略定力。内部要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外部避免卷入无意义纠纷。对中国来说,保持稳定发展环境,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