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被传颂千年的佳话，那便是尧舜禹的“禅让”。这一故事被描绘得无比美好，象征着道德至上的权力交接，成为后世儒家理想政治的典范。但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却冷冷地抛出了一个惊人观点，彻底打破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韩非子写道：“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想象一下，在那个被后世美化成道德盛世的上古时代，竟然也充斥着权力的血腥争夺。舜，那个被儒家视为道德楷模的圣王，在韩非子的笔下，却是威逼尧让位的权臣；禹，治水的英雄，也成了胁迫舜的幕后黑手。这就好比一场精心策划的宫廷政变，将上古传说的道德外衣瞬间撕开，露出人性与权力那复杂而残酷的矛盾。

一、被美化的“禅让”：儒家理想与法家现实的交锋

故事要从尧舜禅让的起源说起。《尚书》和《墨子》中最早记载了这个故事。墨家说，舜原本只是个在历山辛勤耕种，在黄河边烧制陶器，在雷泽捕鱼的普通百姓，凭借着贤能被众人推举成为天子。而儒家则将舜进一步神化，称他是天命所归，德行完美无缺的圣王。

然而，到了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荀子就毫不客气地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在荀子看来，这所谓的禅让，不过是没见识的人传出来的假话。法家更是以《竹书纪年》为依据，爆出了一个惊天大料：舜将尧囚禁在平阳，还阻拦尧的儿子丹朱，让他们父子不能相见。这哪是什么和平交接权力，分明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争夺。

其实，这种分歧的背后，是不同学派对权力逻辑的不同理解。儒家和墨家一心想要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世界，用道德来规范权力。但法家却从现实利益出发，认为“禅让”不过是权力争夺者用来掩盖自己野心的遮羞布。韩非子更是犀利地指出：“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原始社会，当天子可不像后来那样威风八面，反而要承受繁重的劳作，和看门的、做奴隶的没什么两样。所以，让位说不定只是为了摆脱苦役，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和儒家歌颂的那种高尚“圣德”相差太远，却更符合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

二、物质基础决定权力形态：从“轻天下”到“争县令”

再把目光投向不同时代的权力变迁。在尧舜的时代，天子的生活非常简朴，“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住的是简陋的茅草屋，吃的是粗糙的饭菜，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弃天子之位好像也没什么可惜的。

但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个小小的县令，死后子孙都能连续几代享受出门乘车的优厚待遇。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呈指数级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上古时期，人少财物多，人们不用为了生存去争得你死我活。但到了后世，人口越来越多，财物却越来越少，人们辛苦劳作，得到的供养却很微薄。

就拿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来说，贵族墓葬里堆满了各种珍贵的陪葬品，而平民区却十分简陋，两者差距巨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剩余产品越来越多，权力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禅让制自然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韩非子用“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来比喻，意思是灾荒年的春天，连自己的弟弟都可能不给饭吃；但丰收年的秋天，哪怕是陌生的过客也会热情招待。这就生动地展现了利益对人性的影响。

三、寓言照进现实：权力话语的建构与崩塌

韩非子还讲了两个有趣的寓言故事，来揭示理想主义政治的脆弱。有个叫虞庆的人，非要用没干的木材建造高顶房屋。工匠好心提醒他，湿木材承受不了重量，房子会塌的。可虞庆不听，结果住进去没多久，房子真的倒塌了。还有范雎，主张“缓张弓弦”的理论，听起来头头是道，可实际操作起来，却把弓拉断了，箭也损坏了。

这两个故事其实是在影射当时的君主，只知道空谈道德，不重视实际事务。儒家所鼓吹的“禅让”，就像虞庆用的湿木材一样，根本无法支撑起现实政治的大厦。在战国那个激烈变革的时代，魏国的李悝颁布《法经》，楚国的吴起裁撤疏远王族的供养，秦国的商鞅推行军功爵制，这些国家都通过实实在在的制度变革走向强大。而燕王哙却傻乎乎地效仿禅让，把君位让给子之，结果引发内乱，国家都灭亡了。所以韩非子才会说：“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历史证明，务实的法家比空谈仁义的儒家更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四、权力本质的永恒困局：从丹朱到曹丕的轮回

《竹书纪年》里记载，舜把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到丹水，不让他们父子相见，而舜自己后来也死在了“南巡”途中的苍梧。这种权力的残酷轮回，在三国时期再次上演。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表面上是和平的禅让，背后却是赤裸裸的暴力更替。

考古发现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在陶寺遗址中期的贵族墓葬区，曾遭到大规模毁坏，宫殿区还发现了数十具被肢解的人骨，这明显暗示着曾经发生过暴力政变。当这些考古铁证摆在面前，禅让传说那美好的道德叙事就显得不堪一击，权力博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结语：穿越迷雾的历史启示

尧舜禅让的争议，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与制度之间永恒的博弈。韩非子用“世异则事异”的变革思想，打破了儒家对上古乌托邦的幻想。在今天，当我们感叹社会道德滑坡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思考如何完善制度，来约束权力的滥用呢？当企业只知道空谈文化价值观，却不落实到实际行动时，是不是也会像虞庆造屋一样，最终成为空中楼阁呢？

历史从未真正远去，从禅让神话的破灭，到现代民主制度的探索，人类一直在寻找权力制衡的方法。韩非子两千年前的警告至今仍振聋发聩：“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我们只有勇敢地直面人性的复杂，建立起与现实物质基础相适应的制度，才能在权力的迷局中找到破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