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有这样一句话：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诗中“五陵年少”泛指京城富家子弟，在白居易所生活的唐朝，一掷千金的“五陵”富二代们确实可以在举手投足间尽显洒脱和浪漫，但“五陵年少”成为京城富家子弟代名词的过程即不洒脱，也不浪漫，这个过程甚至可以说伴随着血腥。

“五陵年少”中的“五陵”从广义上讲指代整个长安地区，从狭义上讲指代的是汉高祖刘邦长陵、汉惠帝刘盈安陵、汉景帝刘启阳陵、汉武帝刘彻茂陵和汉昭帝刘弗陵平陵。

有太多事物可以指代长安，但为何在与富家子弟连用时，偏偏要选择这五座汉代皇帝的帝陵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天看来有些匪夷所思：在汉代，准确的说是西汉时期，皇帝陵墓附近确实是富家子弟聚集地，只不过富家子弟们愿意在帝陵边安家可不是因为看重了这里的风水，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自西汉建国时开始，就有将富裕的豪族迁至帝王陵寝边居住的传统，这个传统绵延上百年最终被废止，透过这项伴随着西汉王朝兴衰的国策，我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三国演义》开头的那句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他认为“王”、“天子”这样的称呼都不足以形容他的功绩，遂为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称谓“皇帝”。

战国七雄各自的王，被迫将权力汇聚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皇”，而战国七雄本身也是春秋时代数百个诸侯国相互兼并的结果，从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代的主题是“合”。

秦始皇统一六国通过的是军事手段，此时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们在地方仍有不少的“保留地”，秦始皇接下来要做的是把这些“保留地”也通通收回。

为此，他废分封，立郡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修秦直道，目的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让咸阳的政令能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无阻。

以上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但秦始皇还做了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迁六国豪强12万户于咸阳附近居住。

《史记项羽本纪》在描写项羽叔父项梁时提到一个细节，项梁曾在咸阳附近犯罪，在被司马欣放走后亡命会稽。世代居住在吴地的项梁为何会在咸阳犯罪，恐怕与秦始皇的“迁豪令”脱不了关系。

秦始皇想实现快速集权，但受主观、客观因素影响，再加上秦始皇过早离世，接任者玩不动那么快的集权游戏，最终这轮集权搞崩了，秦二世而亡。

在秦帝国灭亡的过程中有这样几个细节值得玩味：

陈胜吴广起义后，关东六国皆反，但原属于秦国的关中平原地区理论上秦帝国还能控制，可奇怪的是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入关后进展依旧顺利，并迅速打到咸阳附近，面对如此危局，少府章邯的建议是释放骊山刑徒而非就地征发附近州郡。

当然，这可以用形势紧急来不及征召来解释，但日后刘邦入关后遭遇的抵抗也不激烈。

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当地豪强大悦，这里所说的豪强，到底是关中本地豪强还是当初被秦始皇迁移而来的十二万户豪强，亦或者兼而有之，就不好说了。

总之，想把集权快速进行到底的秦亡了，而且这个亡的速度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都要快。

秦亡后项羽重新分封天下，但天下很快再次动乱，最终刘邦击败项羽让天下再次归于统一，项羽的军事能力千古无二，军事能力更差的刘邦能击败军事能力更强的项羽，只有一种解释，刘邦干的事更符合历史大趋势，也就是说，尽管经历了秦末大分裂，但此时时代主题仍旧是“合”。

当然，刘邦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不能玩太快集权，遂把距离长安太远，难以实现直接控制的地区分封出去，再以时间换空间，把分封出去的地方逐步收回。

这个过程很漫长，历经了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到武帝时期通过推恩令，算是基本把地方诸侯王，变成了随意拿捏的小可爱。

从汉初到武帝，时代的主题依旧是“合”。

刘邦重新统一天下时，也曾像当初秦始皇一样把一些地方豪强迁移至自己的陵墓边，但他吸收了秦始皇的教训，打击面比较小，有记载的被迁走的是当初楚地的屈、景、昭三大姓。

显然刘邦这次迁豪的重点打击对象是六国旧贵族，此时的六国旧贵族势力经历了秦统一六国战争，和秦末战争的双重打击，已经所剩无几，再加上刘邦迁移豪族不是一味用铁拳，还在长安边给他们安排了田宅，所以这次迁豪的阻力没有那么大。

凡事急则易崩，缓则能恒，由于刘邦没有像秦始皇一样大刀阔斧，而是选择细水长流，“迁豪”这项政策在西汉王朝被作为一项制度继承了下来。

五陵年少中的“五陵”分别是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和汉昭帝刘弗陵的陵墓，这五座帝陵被拿出来着重说是因为这五座陵都在咸阳原上，比较宏伟，而不是说有汉一朝只有这五位帝王在执行迁豪政策。

汉宣帝时期，亦有明确记载其迁关东豪族与自己陵墓杜陵边，迁豪政策是在汉元帝才被废止的。

西汉王朝的皇帝为何如此执着于迁豪呢？其实说到底还是那个权力的“分”与“合”的问题。

西汉王朝建立后，皇帝无论是对付六国旧贵族还是同姓、异姓诸侯王都没有太大压力，在皇帝与王公贵族之间的博弈中，皇帝是绝对的优势方，如果观察对象只局限于这里，那么这个时代的主题依旧是“合”。

但今时不同往日，从亭长出身的刘邦统一天下成为帝王的那一刻起，就基本标志着贵族们只手遮天的时代结束了，平民们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大显身手的，而汉初，又恰恰是对于平民中的“弄潮儿”极端友好的时代。

国家政权以及度量衡、货币的统一，这些都在客观上大幅提高了商品流通的效率，再加上汉初实行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又为商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从高祖到景帝时期，时代给了半个世纪的窗口期让整个社会上的“能人”们去大显身手，他们聚集财富，他们兼并土地。

这些拥有了大量财富，尤其是土地的人，即便没有任何爵位，其在地方的影响力都不可能再与普通百姓相同了，这些人也就成为了所谓的“地方豪强”，为了区分于六国旧贵族和诸侯王等旧豪强，我们称这些利用有利社会环境成长起来的“弄潮儿”们为新豪强。

代表旧事物的老豪强，皇权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但对于这些在市场环境中诞生的新豪强，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似乎也没那么容易搞定。

有人说，不是有迁豪政策来对付这些豪强嘛，这话当然不假，而且迁豪政策也确实是打在了地方豪强这一群体的七寸上，问题在于具体执行。

豪强之所以是豪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手中拥有大量土地，豪强们从自耕农群体手中兼并土地，使后者成为为其耕种的佃户，土地为豪强们创造了大量财富和依附人口，豪强们在地方的影响力说到底是来自土地的。

迁豪政策最大的意义在于将地方豪强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分开，失去了土地的豪强，就像没了牙齿的老虎，只能受皇帝拿捏。

但以上所有讨论的东西，都只有在迁豪政策被认真执行的前提下才能成立，从逻辑上讲，西汉王朝经济活力最强的文景之治时期，迁豪政策应该并未被认真执行，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景帝后期，武帝前期社会上富裕群体的奢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当时的富裕群体手中是聚集了数量恐怖的财富的，如果迁豪政策被认真执行，社会上应该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巨富群体。

更重要的一点是：迁豪这项政策是很困难的，得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为支撑，而文景二帝时期微薄的财政收入和小规模的官僚系统根本就干不了这么大的工程。

想认真执行迁豪政策，得把整个治理体系都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从“小政府”模式，变为“大政府”模式。

负责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毫无疑问是汉武大帝，随着他的登基，天下豪强们的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

汉武帝是天生的下大棋的高手，打仗时他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只关注整场战争的胜负；国家财政问题上，他也不在乎某一局部问题的盈亏，他要算的是天下这个总账本。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迁茂陵令》，规定凡是家产在300万钱以上者，一律迁移至茂陵附近居住。

汉武帝给了愿意迁移至茂陵居住的豪强们还算不错的待遇，包括一次性发放20万钱的补偿款，并在茂陵附近给他们安排田宅，同时还能获得低级爵位。

武帝办事从来是胡萝卜加大棒，好处给你们了，不管你们答应不答应，都得迁到茂陵居住，如果谁敢耍花招，那他可就要倒大霉了。

其实聪明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可以看出了汉武帝的迁豪方案的漏洞了：财产这个东西太不好评估，即便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类富豪榜依旧被质疑不准确，汉武帝时期又怎么能准确地计算出豪强们的资产是否达到300万钱呢？

这个问题当然难不倒汉武大帝，作为外儒内法原则的开山鼻祖，汉武帝已经将法家手段运用的炉火纯青了，他用来判断具体哪个豪强的资产超过300万钱的方法是：鼓励邻居举报，也就是说，只要有人举报你的财产超过300万钱，那么你的财产就是超过了300万钱。

《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叫郭解的大侠的悲惨经历，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武帝的手段。

这个郭解在地方很有势力，别人有纷争，他一调解就能搞定，可见其威望之大。

郭解被邻居中的仇家举报，说他财产超过了300万钱，于是将被迁至茂陵居住，郭解还想再挣扎一下，他找到了大将军卫青，希望后者在武帝面前为他求情。

卫青以“郭解家没什么钱”为理由，希望武帝放过郭解，但武帝给出的答案却是：

这个人能让你为他求情，他一定有钱。

善于搞事情的大侠郭解在茂陵还不太老实，于是被武帝当做重点打击对象给处以诛族的极刑。

武帝以“大侠”郭解的经历向天下豪族说清了他的规矩：只要有人说你的钱够300万，那你就是豪强，最好乖乖到茂陵来，如果敢耍花招，郭解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武帝不愧是权术手段的天才，他早就想到了围绕财产多少问题会有无休止的扯皮，所以他干脆绕开了关于财产问题的讨论，用天下闻名的大侠郭解的脑袋玩了一出极限震慑，从此武帝想迁走谁，后者即便心中有千百个不乐意，也只能乖乖奉命背井离乡前往茂陵居住。

汉武帝是古今少有的权术大师，郭解一死，迁豪政策的执行难度和执行成本立刻几何倍下降，天下豪族都成为了可以被随意拿捏的小可爱。

这样一来，汉武帝就可以下他的大棋了。

上文已经反复提到，豪族之所以为豪族，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手中有大量土地，皇帝为什么讨厌豪族，是因为他们兼并土地，让大量自耕农破产，并沦为替豪族耕种的佃农，而自耕农不仅仅是帝国最主要的税源，还是徭役、兵役的主要负担者，对于皇帝来说，一个国家的最理性状态是全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自耕农，因为自耕农与帝国之间靠着土地建立了直接纽带，而佃农与国家之间没有纽带。

总之，皇帝喜欢自耕农，讨厌豪强和佃农，但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土地和财富就是有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

如果不加以特殊干预，家底厚的豪强就是比家底薄的自耕农抗风险能力要强，自耕农如果破产就只能把土地卖给有钱的豪强，即便在纯市场条件下，这个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更不要说有钱有势的豪强可以动用一些非常手段来进行强买强卖。

于是，皇帝与豪族之间的博弈便可以这样简化：皇帝想让更多国民变成给自己交税的自耕农，而豪强想让更多国民变成给自己交租的佃农。

豪族的手段刚才已经简单介绍了，包括合法的用自身体量优势耗死自耕农和不合法的官商勾结强买强卖。

而皇帝要让佃农变回自耕农，却要费一些周章，除了权术大师汉武帝，确实很少有皇帝能做到这一点。

迁豪政策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这样的：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在接到迁陵令后需要举家搬到茂陵附近居住，这样一来，他们手中的积攒的大量土地就没了用处只能卖掉，谁能买走豪族手中的土地呢？普通人当然没有那么多的钱，有如此财力吃下这些土地的只能是政府。

而根据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规律，豪族因为要被迁走而集中抛售土地时，土地价格会大幅降低，等于朝廷用了很低的价格买走了豪族手中的大量土地。

政府拥有土地后，可以降低低价卖给没有土地的佃农，甚至先免费给他们耕种，待获得收成后再将钱还给朝廷，如此一来，更多的佃户就变成了自耕农，给朝廷交税的人多了，朝廷手中的钱自然也多了。

虽然从局部上看，武帝的迁豪方案是费钱的，因为要给被迁走的豪族20万钱，并给他们安排田宅嘛，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迁豪政策不但没有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恶化，反而让朝廷的财税体系更健康了。

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则不同，损不足而奉有余，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本是一种客观规律，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却通过迁豪这一极具想象力的方法延缓了这一过程，但是请注意，是延缓，而不是逆转。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招鲜吃遍天的好事，迁豪政策虽然正对豪族兼并土地的症结，但其问题在于执行难度过大，豪族群体抵制欲望过强，必须得武帝这样的君主利用国家强制力来暴力推动才能持续执行，一旦武帝的铁拳不在了，迁豪政策的执行力度会自动下降。

武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崩溃，在《轮台罪己诏》发布后，整个国家的中心回到了恢复经济上，霍光主政时期，朝廷在经济领域能不折腾就不折腾，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再想大规模迁移豪族是不现实的。

在武帝主政的这半个世纪里，豪族们的日子过得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能抗过武帝长达半个世纪铁拳的豪族，也各个都是硬茬子。

武帝算缗令、告缗令、迁豪令的一套组合拳固然打的豪族哭爹喊娘，但能抗下这些打击的豪族们，之后再遇上任何不那么狠的政策，都会显得云淡风轻。

而更加讽刺的是，武帝亲手给豪族群体打造了一副可以在权力领域向上攀爬的阶梯，这个阶梯叫儒家。

随着汉武帝把儒教打造成国教，原本只有钱却没有权势的豪族们渐渐发现，只要让自己的子弟在这个儒学上专研，就有办法把影响力渗透到权力领域。

武帝死后6年，豪族子弟组成的儒生群体立刻就在盐铁之议上给武帝的一系列遗产来了一波反攻倒算，并试图吃下由国家垄断的盐铁暴利行业。

虽然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得逞，但毫无疑问，此时的豪族群体已经再也不是可以被随意拿捏的小可爱了，此后的3个多世纪里，他们的实力会一直增强，直到遇上南下的胡马和宇宙大将军，当然，这是后话了。

西汉王朝最后一位明君汉宣帝刘询执行了这个王朝最后一次比较成功的迁豪令，其将逾10万豪族迁移至自己的陵墓杜陵边。

汉宣帝死后，其子汉元帝也曾试图搞一次迁豪，他计划将全国财产在500万钱以上的豪强迁移至帝陵边，其实从数值的增长上就不难看出，从武帝到元帝的这半个世纪里，豪族的势力至少在财富上是在膨胀的，还是那句话，迁豪政策只能延缓两极分化的速度，并不能逆转这一过程。

当然，汉元帝面对的豪族，其势力膨胀绝不仅仅在财富上，他们已经拥有了与皇权叫板的能力和武器。

面对汉元帝的迁豪令，朝中儒生立刻站出来反对，说迁豪令让骨肉分离，有悖人伦，经过一番讨论后，元帝的迁豪令不了了之。

可笑元帝少年时曾建议父亲多用儒生，少用重典，如今面对这些嘴上是主义，心里是生意的儒生们，不知元帝是否能对父亲当年对自己说的那句“霸王道杂之”有更深刻一些的认识。

其实，事已至此，元帝理不理解宣帝对他说的话都无关紧要了，因为这个帝国已经被豪族绑架了，此时的皇帝当然还可以收拾某几个不听话的豪族，但已经没有了对整个豪族势力开刀的能力。

豪族，这一贯穿两汉400年的群体，在武帝的铁拳下消沉，又因武帝的铁拳而获得新生。

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亦无法阻止豪族做大的过程，究其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出在人上。

豪族，不同于以往的贵族，他们获得权势并非靠血统，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豪族们或经商，或耕种，或立军功，甚至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做大做强的，他们是在自然筛选下胜出的社会精英。

即便强如武帝，也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去对付整个社会精英集团。

这场皇帝与豪族之间的百年战争，轰轰烈烈地来，悄无声息地去。

天行有常，不为尧兴，不为桀亡，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不会为任何人有片刻的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