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5日，一位从农村回到杭州的知青请一帮年轻朋友吃饭。

此时，周总理刚刚逝世不久，这群二十刚出头的热血青年，一聚到一起便指点江山，粪土王侯，无所顾忌，谈总理，谈时局，忧国忧民。

酒过几旬，众人趁着酒劲儿，牢骚也逐渐多了起来，一人突然激奋的说道：“周总理的遗嘱，就是把骨灰撒掉这一句话吗？肯定还有别的话。总理的话他们不听，临终有什么指示肯定也被封锁了。”

另一人接过话说道：“这次我们一定要有所行动，再不能等下去，时间对他们有利。我们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造成既成事实，按部就班地夺权。我们要给他们制造混乱……”

突然一人说道：“对！写文章！不是说‘对着干’吗？同他们对着干！实在不行，还可以回我们的建设兵团。那里山高林密，可以打游击。”

这群年轻的“政治家”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觥筹交错间热血沸腾的议论着天下兴亡。

李君旭

聚会散罢，23岁的李君旭回到自己的家，一个离西湖不远的一条路上一幢日本式的小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提笔沉思。

他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朝第一批留日学生，同徐锡麟、秋瑾一起参加过同盟会，以后几经挫折， 于是告诫儿子远离政治选择学医。

尽管这样，李君旭的父亲李荣在医学院求学期间，仍然心系国事，参加过上海赴南京的学生抗日请愿团，担任副总指挥，后在南京中央医院当了医生。

李君旭的父亲富有献身精神，他本想去新疆干一番事业，但没有成行，就去了甘肃南部的藏民地区行医。

抗战胜利后，他去美国进修，实习时，别人选大城市，他偏选西部大草原。

解放以后，他因防治血吸虫病的功绩和一贯地忘我工作，成了省、市的劳动模范和省人民代表，并且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李君旭作为家庭里最小的孩子，并没有受到父母的溺爱。 因为父母平常工作太忙，根本就顾及不到他。

李君旭天资很聪明，上小学的时候， 就参加过全市的作文比赛。12岁时，“文革”开始了，他跟随人群徒步串连。

16岁时又约几个同学从青岛、大连经北京到西安云游一番，只用了60元钱！

经历的多了，眼界也开阔了，自己一个人办过小报，印好了就上街卖，卖了钱买纸继续办报，武斗的时候差一点被抓进去。

他父母认为他这样做太危险，就把他送到上海的一个朋友家，可他依然不安生，天天乱跑，看大字报，还好发表一点政见，最后朋友家也不敢留他了。

此后便是下乡，建设兵团，当搬运工，之后成为了杭州市一个汽轮机厂的工人。

在这次聚会上，他同样热血沸腾，并偶尔插着话。

他的性格是不多讲，但讲出来就要不同凡响， 做出来就要一鸣惊人。

李君旭

在回来的路上，他想了一路，他要动手写一篇文章了。

回到自己屋里之后，他有了思路，认为这样的文章，一要短，二要鲜明，三要同周总理联系起来，那样容易发挥作用。

但是，他试着开了几次头，总无法继续下去，一时思绪陷入困境。

思考了好大一会儿，他突然有了灵感，写遗言！以周总理诀别信的口气写遗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边上班，一边收集资料，时刻思考着如果是总理，他会说些什么？

几天后，由于是春节期间，厂里没什么人，他在厂里的宿舍里几张十六开的记录纸上动笔了，经过几天的准备与思考，此时的他文思涌泉，下笔有神，以周总理的口吻，很快写好了“遗言”。

“遗言”以自述病情稳定开头，略显悲观，紧接着谈及毛主席，称不能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而感到十分难过。劝主席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一定要保重身体。

之后便是对几位战友的嘱托，包括朱老总、叶帅、小平同志等。

文中还回忆起了先烈，其中写道：“我们是幸存者，一九二六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 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遗言”中还写到周总理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文中写道：“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遗言最后写道：“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 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草稿很快写成了，李旭君马上抄一遍，然后将底稿烧掉。

第二天晚上，李君旭又将“遗言”看了一遍，之后又将全文重抄一遍，放到棉袄的内侧口袋里，紧贴着心口。

2月17日，他第一次把“遗言”拿给厂里的好友电工小陈看了。

小陈还没看完便激动的问他： “你是怎么弄来的?”

李君旭说： “抄来的，你看象不象吧?”

小陈激动的说：“象的象的。你借我一天!”

第二天，几个朋友到他家，他又向他们展示了“遗言”，几人瞬间激动的不得了，当场要了纸抄起来。

“遗言”就这样传开了，几天内风靡全城，李君旭他的父亲、时任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的李容一天下班也兴致勃勃地拿了一份油印的传单回家，但他做梦也想象不到，那竟是他小儿子的杰作。

李君旭掩饰不住自己得意的神情，但即使这样在父母兄长面前，也是只字不露。

三月底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各地瞬间冒出数以千万计的抄本。

而且十多家外国及香港的广播电台播发了有关 这个“遗言”的消息。

此事很快震惊中央，三月底，中央以公安部名义发了紧急文件，要求追查这一“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之后，此事犹如火箭般升级，凡看过、抄 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四月底，经过全国大排查，得知“遗言”是从杭州最先传出来的，而杭州市公安局经过调查发现，“遗言”最早是从李君旭那儿传出来的。

李君旭

5月5日，有关人员来到了李君旭所在的工厂找到了他。

面对询问，李君旭矢口否认，一口咬定说是在大街的墙上看到的。

有关人员根本不相信他的说辞，提出换个地方聊聊，李君旭明白“换个地方”的意思，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走了，连告诉父母的机会都没有。

五天之后，李君旭承认了自己就是“遗言”的制造者。

可李君旭的承认使公安人员大吃一惊，他们根本不信 “遗言”会出于这个只有23岁的年轻人之手。

随后李君旭拿过一张纸，写道：

我向你们承认,“遗言”是我写的，日期记不准了，是二月初的一天，我的日记本上有记载。地点在我厂宿舍，原稿我已销毁。我保证：第一，我在写“遗言”前没与任何人商量；第二，我在写“遗言”时，没任何人参与；第三，写完之后，没经任何人修改。

写完之后，李君旭如释重负，五天来叫人窒息的车轮式的审问使他极度疲惫。

二十天之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把他带走了，李君旭不知自己是被押往哪里。

他有些紧张，不知是要把他投进监狱？还是去接受批斗？亦或是去秘密枪毙？

直到下车他才知道，原来到了杭州火车站，随后便被被带进了软卧车厢。

他没想到，自己会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他由两名军人左右看着，并向他宣布纪律：不许靠近窗口，更不许打开窗子。

此后列车一路向北。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他3个要好的同学以及他们的父亲，还有他自己的父亲，一共七人也被被秘密押送北京。

此外还有他的老师、 同学、同学的母亲四人被押送天目山一个隐蔽去处秘密监禁。

另外，公安局出动了近乎一个排的兵力，把他家严严实实的围了起来，并对他家展开地毯式搜查。

搜查的人中还配备了专门的英文翻译，为的是从李君旭父母、 兄嫂所用的大量医疗书籍和笔记中寻找被译成了外文的反革命宣言。

李君旭做的火车到站了，下车之后直接被塞进了一辆吉普车里，直到看见天安门，他才知道自己到了北京。

他没有被投进监狱，而是被带到一所气派的两层小楼里，住进了一个四面全用白纸糊着的约有20平米的房间里。

孤独在这里陪伴了他三天，三天之后的晚上，审讯开始了，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公安部。

在审讯中，李君旭表现的很坦然，他承认 “遗言”是他写的，但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最终，第一次审讯不欢而散。

两天后，再次审讯，之后，审讯进入高潮，有时竟一天四次，上午、下午、晚上、半夜，对李君旭实施饱和轰炸。

用意越来越摊明了，问题绕来绕去只有一个：讲出遗言的真正的起草人。

李君旭早已被“炸”晕，最终被迫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只是他无论如何也交代不出他的幕后人。

他不能把自己干的事推给别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品格。

当时，对他的意见是判处死刑。

7月28日，他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威力，此时已经被关押2个多月的他，第一次走出房间。

直到9月9日之后，他感觉审讯明显地减少了，没有人同李君旭说话，他憋得难受，度日如年，甚至有点儿悲观失望，到底是死是活，没人告诉他。

之后他才从看守他的一个河南兵口中知道，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这一天他在屋子里一个人哭的很伤心。

河南兵很朴实，给他讲了很多外面的事情，“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也是河南兵告诉他的。

河南兵还宽慰他说： “听说天安门事件被抓的人都放了。你没打人放火吧？”

得到肯定没有的回答后，河南兵说：“那能出去，你别急。”

1977年底，在北京被关押18个月的李君旭回到杭州，11月3日，公安部给李君旭下的结论是：

“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对 ‘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 回原单位工作……”

他自由了，但被安上了一个又粗又大的政治尾巴。

这条尾巴对他的影响很大，之后他开始不断向上级申诉，家里人、厂里领导都帮他。

最终，在李君旭所在单位的多方努力，以及李君旭本人的多次申诉，1979年12月7日，公安部下达了 《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销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李君旭彻底自由了，但他的身体却出现了大问题。

在北京关押期间，李君旭因为严重失眠、精神崩溃开始服用安眠酮，逐渐形成了对药物的依赖，那种依赖几乎等同于毒瘾。

之后，他一边继续在汽轮机厂厂部给经营副厂长的助手，一边开始文学创作。

从80年代初开始，他相继在《浙江日报》社、杭州大学、《东方青年》杂志、浙江团省委等处工作。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有多篇文章获奖。

1989年的一天，他重重摔倒，导致头部淤血，手术失败，从此身体再也没有恢复正常，导致记忆力衰退。

2014年2月9日清晨，李君旭因病在城东医院抢救无效逝世，终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