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50年代头几年，杨淑梅被安排到刘少奇和王光美那里上班，而且这一做就是好几年的时间。
杨淑梅回想起往事，少奇和光美同志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待人和和气气，对谁都一视同仁……
【初次见面，刘少奇不让杨淑梅叫他“首长”】
1952年6月头上的一天，军委保育院的丑院长给杨淑梅她们训练班打了个招呼，说要挑6个学生去一个地方。杨淑梅和另外5个同学到了那儿，一个穿着蓝衣服的大姐就出来迎接她们了。
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士和颜悦色地讲：“今天把各位朋友请到这儿来叙叙旧，大家随意说说自己的近况吧。”
杨淑梅这个人吧，挺害羞的，等到大家都说了，她才慢吞吞地开了口：
我老家在山东荣成县的俚岛，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我是在1945年才开始有机会上学的。不过，到了1947年，我就没再继续念书了，跑到合作社的织布厂干起了织布工。1950年，织布厂不干了，我就回村里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还在那一年入了党。去年10月份，中央军委到我们山东来招人，我就跟着一起来到了中央军委保育院，在那里学习了整整8个月。
大家自我介绍完毕后，杨淑梅连同五位同学一块儿回到了保育院。没过多久，杨淑梅才明白过来，那次其实是组织在摸底她们的个人背景和经历，打算根据这些情况，把她们妥善分配到首长家中去干活。
没过多久，杨淑梅就被喊到了院长的屋子里，那位相貌平平的院长朝她开口道：
杨淑梅同志，现在安排你去一个新的单位上班，那儿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到位，规矩也很严明。不该瞅的千万别瞅，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不该开口的闭紧嘴巴，不该听的别竖起耳朵，不该踏足的地方，脚可别往里迈。
杨淑梅一听，心里直犯嘀咕，这是要让她去干啥活儿呢？她还没来得及多想，就被人领着往上次那间谈事情的会客厅走。到了那儿，她看见了一个穿着蓝制服的女士，旁边还站着个看起来像是领导的人。
蓝衣服的大姐跟杨淑梅讲：“少奇同志过来瞧你来了。”
见到像刘少奇这样职位高的领导，杨淑梅心里挺紧张，脑袋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咋开口。就在这时，刘少奇主动说话了：“杨淑梅，很高兴你来我家帮忙。”
杨淑梅一听，心里头那个激动啊，脱口而出就喊了一声：“领导！”
刘少奇挥了挥手，一脸认真地讲道：
别喊什么首长啦！就叫同志嘛，咱俩都是同志。你帮我照看孩子，我就能专心给党办事，这都是为革命服务，只不过职责不同罢了。以后，你就叫我少奇同志，到了咱家，王光美你就直接叫光美同志好啦。
杨淑梅听了后，赞许地点了点头，心里头对大家互称“同志”的做法挺感触的。打那以后，她留意到二组里的每一个人，不管官大官小，都爱用“同志”来称呼对方。那时候啊，刘少奇身边的团队大家都叫“二组”，而毛主席那边的团队则叫“一组”。
【杨淑梅眼中的刘少奇和王光美】
到了刘家后，杨淑梅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刘少奇满脑子都是工作。她回忆起来讲道：
我瞧见他干活真是拼了命，整天到晚不是在琢磨就是在写，要么就是在看书，全神贯注得很，很少有机会陪陪孩子。孩子们呢，也好像习惯了，每次上下楼经过他房间时，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大声嚷嚷，连走路都轻轻的。
1953年那年夏天，热得让人受不了，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冰箱这些制冷设备，顶多是卫士想办法找点冰块，搁在刘少奇办公桌底下，给他降降温。
刘少奇连续多日都忙得团团转，连办公室的门都没踏出去一步。王光美看到这种情况，就跟杨淑梅讲：“少奇同志工作太拼了，连着好几天都没出门，整天坐着写东西。这么下去，他的屁股都得磨破了，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杨淑梅心生一计，她悄悄安排刘少奇最疼爱的孩子溜进他的办公室，打算转移下他的注意力，好让他能放松放松，歇上一会儿。
刘少奇不太喜欢思路被孩子打断，所以在试着把小孩带出去时，由于使的劲儿大了点，反倒被孩子给推倒了。
杨淑梅讲道，平时对孩子特别关爱的少奇同志，这次却没问孩子有没有摔伤，就让我把孩子带出去，他自己继续全神贯注地忙工作。对他来说，工作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刘少奇整天忙于公务，家里那二三十号人，连同工作人员在内，全都是王光美在打理。据杨淑梅回忆，王光美特别机灵，聪明绝顶，不管是工作上的大事，还是家里的琐碎小事，她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
1953年的时候，杨淑梅去王府井办点事，逛到一家店里头，发现一款皮领小外套特别好看。她觉得平平穿上肯定合适，于是就买了下来。杨淑梅心里琢磨着，等刘少奇和王光美看到了，肯定乐呵得不行。
刘少奇挺不高兴的，他问杨淑梅：“这衣裳到底要多少钱？”杨淑梅答道：“不贵，就四十块。”
刘少奇问道：“小杨啊，你童年时期有没有穿过这类衣裳？”杨淑梅答道：“我小时候家里穷，这样的衣服是想都不敢想的。”
刘少奇接着问道：“如今，普通百姓家的娃儿能穿上那样的衣裳不？”杨淑梅答道：“穿不上呢。”
刘少奇问道：“你给平平挑这么贵的衣裳干啥？这不是跟大伙儿拉开距离了吗？别让平平穿了，赶紧拿去退掉！”
从那以后，杨淑梅给孩子买衣服时，再也不挑贵的了。
小孩上学时候都穿校服，那回到家里，他们该穿啥样的衣服呢？杨淑梅琢磨了一会儿，就跟王光美提议，说不如买台缝纫机，自己动手做衣服。这样一来，王光美就当上了老师，杨淑梅则成了学生，这俩“师生搭档”把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全给包圆了。
2008年11月16号那天，政协礼堂里搞了个活动，是为了纪念刘少奇同志110岁诞辰的座谈会。杨淑梅也被请了过去。会上，刘少奇的几个孩子聊起了他们小时候穿的衣服，还提到说：“杨阿姨呀，她是我妈妈手艺最好的学生呢！”
杨淑梅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当然啦！是我提议光美同志买部缝纫机的，我跟她说，你试着裁剪，我来试着做。光美同志当时特别赞成，她说：‘行，那咱们就买一台，你来裁剪，我跟着学做，做错了就当练习费了。’”
那段时间，杨淑梅讲起，光美和少奇同志的家，真的是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他们俩特别恩爱，感情好得不得了。
【包干制改为薪金制，刘少奇教育杨淑梅“应顾全大局”】
1955年的某一天，有位老同事来找杨淑梅，告诉她刘少奇主席想跟她聊聊。杨淑梅心里咯噔一下，琢磨着：我好几个月没拿薪水了，难道是因为这个？
不久前，单位里决定把员工的薪酬方式从以前的包干制换成薪金制了。这个变动对大多数人来说，算是喜讯一桩，毕竟转成薪金制后，工资能翻倍呢。可这事儿对杨淑梅来说，就不太妙了，因为她会因此丢掉国家正式员工的身份。
杨淑梅得知了个新消息，说是根据最新的文件，保育员以后就不再算是机关里的正式员工了，工资也不再由国家发放，得自己掏钱给雇主。这事儿让杨淑梅心里挺不是个味儿，感觉自己突然间就变成了被人私人雇用的了！
杨淑梅1952年那会儿，被调去了中南海二组干活。那时候，她拿的是国家行政23级的待遇，每个月到手也就二十多块钱。后来改成薪金制了，她每个月能领49.5元工资。虽说钱是涨了点，但她就不再是国家编制里的人了。
杨淑梅心里盘算着，首先呢，自己可是不远千里跑到北京来参加这革命工作的，要是被人当作私人雇员使唤，她心里那是一百个不乐意。再者说，刘少奇家里孩子一大堆，开销自然不小，他每个月就四百来块钱的工资，要是再从他那点工资里扣自己的薪水，她实在于心不忍。
琢磨了好久，杨淑梅感觉那个薪金制对自己太吃亏了。为了给自己讨个公道，她干脆连着好几个月都没去行政那边拿工资。
这天，刘少奇找杨淑梅聊了聊，想了解她对包干制和薪金制的想法。可不知道咋的，在领导面前，杨淑梅那些原本准备好的意见突然就说不出来了。她只是简单表了个态，说自己不喜欢薪金制，更倾向于包干制。
杨淑梅坦言道：“包干制那可是带着浓浓的革命味儿，薪金制嘛，也就只有那些以前留下来的人才拿工资！”
刘少奇瞅出了杨淑梅的心思，就慢慢跟她解释为啥要用薪金制：
以前包干制确实存在问题，就像一个人干活，全家人的事儿都包圆了，不管需不需要，每个人都得发一份，结果浪费挺严重。现在改成薪金制，钱直接发到个人手上，大家自己支配，负担轻的人手头就宽裕些，这样更合理，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好处。手里钱多了，你可以存银行嘛。薪金制是全国统一政策，不能因为一两个人就改，得考虑大局……
杨淑梅听完之后，回应道：“我明白了，我会以大局为重，您就别操心了，我这就去把工资领了。”
【刘少奇和王光美推荐杨淑梅去工业大学读书】
杨淑梅从一些老员工那儿了解到，刘少奇特别在意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和学习进步。他总会隔上几年，就安排一批人去进修，目的是栽培他们，好让他们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刘少奇经常挂在嘴边的是：“甭管孩子是谁的，到了咱这儿，我就得把他们当成革命的火种来培养。”
在刘少奇身边，最早且服务时间挺长的保育员，得数耿贵珍。早在1946年，她就开始负责带着刘少奇的孩子进行重要的转移行动。到了1952年，耿贵珍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去了人民大学附中进修。
之后，有了刘少奇的打气，耿贵珍硬是挺过了难关，把学业给完成了，接着就踏入了职场，开始工作。
杨淑梅瞧见刘少奇和王光美亲自送老同学去念书，心里头那个羡慕和感动啊，别提了。同时，她自己心里也暗暗盼着，啥时候刘少奇和王光美也能送她去上学呢。
那时候，杨淑梅打定了主意要好好干活。她白天忙着工作，晚上就去中南海的夜校进修，打算为以后能进人大附中做准备。但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1956年人大附中突然不招生了。
于是，杨淑梅没别的办法，只能找王光美帮忙了。她抹不开面子直接说，就隔几天给王光美写封信，故意把信放在办公室特别显眼的位置，好让王光美一进办公室就能瞅见。
1956年快结束的时候，王光美和刘少奇跟杨淑梅讲：“人大附中现在不收学生了，你还是去工业学校念书吧！”
杨淑梅听完那话，心里头特别兴奋。第二天一早，她就急着赶去工业学校注册了。
到了那儿，校长挺热情地跟杨淑梅聊起来，问她都学过哪些东西，几何和代数掌握得咋样。杨淑梅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她跟校长说：“几何代数这块儿我不太行，我就会点儿加减乘除。”
校长讲道：“我看你的基础知识可能跟不上班级的学习进度。我打算找人给你辅导一年课程，等明年再跟大家一起学习，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你觉得这主意咋样？”
杨淑梅想了想，回道：“我还是先回家跟家里人合计合计。”
杨淑梅从那所工业学校返回家后，就跟刘少奇和王光美转述了校长的话。刘少奇一听，心里头乐开了花。过后，杨淑梅聊起这事儿时说：“估摸着是因为我说了句‘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少奇同志觉得我把他家看作自个儿家，所以才那么开心。”
刘少奇给杨淑梅出主意道：“要想补课，其实去工厂挺不错的，边干活边学东西，等一年后直接去工业学校系统学习，这样更实用，你觉得咋样？”
杨淑梅听完刘少奇的话，觉得特别在理，心里很是感激，就直接回应道：“我会按您说的做。”
杨淑梅要走的时候，刘少奇跟她说：“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不管啥时候想回来，都热烈欢迎！”
过了几天，杨淑梅来到了718厂的干部部门办理入职手续。她被安排到了718厂第40区的资料室，做起了资料员的工作，主要任务是管理蓝图的分发、保存以及借阅。尽管杨淑梅对这个新岗位完全不了解，但她坚定地说，不管怎样，她都会好好干，不白费刘少奇在那么忙的情况下还帮她挑的这份工作。
过了一阵子，杨淑梅慢慢熟悉了业务，对整个工厂的生产状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每当杨淑梅回到刘家，刘少奇和王光美总是乐呵呵地让她分享在工厂里的所见所闻。
有一次，刘少奇问起：“没去那所工业学校，你心里头有没有觉得遗憾啊？”
杨淑梅坦言：“我从没后悔过，这工厂对我来说，简直就像个知识宝库，里面的学问多得我根本学不完。”
刘少奇一听杨淑梅这话，心里头那叫一个高兴，脸上也自然而然地露出了笑容。
杨淑梅嘴里老说着不遗憾，但心里头对上学这事儿还是念念不忘。到了1985年，已经52岁的她，鼓起勇气去参加了电大的党政课程。虽说最后没拿到那张文凭，不过她觉得自个儿尽力了，心里头也挺满足的。
【杨淑梅与刘少奇、王光美的深厚感情】
1956年年底，杨淑梅换了工作后，还是老爱往中南海跑，去瞧瞧刘少奇一家子。有那么一天下午，刘少奇特地留杨淑梅一块儿吃了顿饭。
杨淑梅先去看了小朋友们，后来刘少奇家的一个亲戚跟她讲，自己的零用钱不够花，希望能再多给点儿。于是，杨淑梅碰到刘少奇时，就把这事儿跟他提了。
刘少奇一听，表情立马变得庄重。他当场提议，得开个“家庭小聚会”，目的是给孩子们和亲戚们上一课。杨淑梅也得一起来。
杨淑梅一回工厂，心里头那个悔啊，直往上涌。一来觉得自己当时话多，二来觉得刘少奇把事情闹大了。其实，她对参加那个“家庭生活会”心里是不怎么乐意的。但没过几天，王光美的信就到了，说她一定得来。信上还特地加了刘少奇的手写叮嘱，生怕杨淑梅不来。
1957年那年夏天，刘少奇特地找了个时间，为了给家里的孩子和亲戚上一课，他真就自己张罗了一场“家庭交流小会”。
刘少奇在那个会上，很认真地分享了不少心里话。他开口道：
你们得拼命学习和干活，别整天琢磨着自己是谁谁的侄子侄女或者亲戚，就想着搞特殊。我也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我生活得比你们好，那是为了方便干活。你们得勤快，得节俭，得下苦功学习，千万别跟老百姓脱节……
这次会议举办得很圆满，那位伸手要钱的亲戚主动做了自我反省。几个年纪稍大的孩子一个个站出来，承诺会努力学习，认真工作。
在北京，杨淑梅孤身一人，没啥亲人。当她离开刘少奇和王光美，去工厂上班时，刘少奇和王光美都热情地说：“你在北京没亲人，以后就把我们这当成你自己的家，啥时候想来都行，我们随时都欢迎你！”
打那以后，杨淑梅每逢周日就爱往刘家跑，还在那儿蹭饭吃。她会和刘家人聊起工厂里的事儿，还有自己最近碰到的新鲜见闻。
这段情谊一直延续着，从没因为任何阻碍而中断。后来，王光美的健康状况下滑，杨淑梅就常带着家里做的饭菜到医院去探望并帮忙照料。有时候，王光美有些事情要处理，杨淑梅就会替她出面去办理。
王光美和杨淑梅两人，友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到后来，杨淑梅特别支持王光美搞的希望工程，不光把自己写东西挣的钱都捐了出去，还额外搭上了不少钱。她觉得这样做，能表达她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一份感激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