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时候，傅崇碧原本是64军的副政委，还兼着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但后来他被调去做了63军的军长。这个新职位是在志愿军19兵团的编制里，而他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跟着部队去朝鲜打仗。

在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在抗战那会儿和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政工干部转岗成为军事主官的事儿挺常见的。但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情况就变得稀罕了。难道说63军真的到了没将军可用的地步？

63军一开始是华北军区的第3纵队，以前的头儿是军长郑维山，还有政委王宗槐。那时候，易耀彩是副军长，同时还管着参谋长的工作，陆平呢，他是政治部的头头。后来，龙道权也加入了，他既是副政委，又兼着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这时候，为了增强19兵团的力量，郑维山被安排去做了19兵团的副头头，而王宗槐呢，则被调到了总政部管起了组织部的二把手工作。按常理说，军长一走，副军长就该顶上，但易耀彩却另有任用，他去做了海军青岛基地的头儿，那可是正儿八经的正军级干部。

简单说，除了龙道权副政委还在部队里，其他人都被调走了。

这样的话，63军得找些新领导，要么是从外面调干部来，要么就从下面的师长里挑。说起来，从外面调干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那些师长们的经验和资历还不够深。

让傅崇碧跨界出任军长，可能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傅崇碧带领的64军和63军都是19兵团的一部分，他们在完成了解放华北和大西北的任务后，又接到新命令，那就是去搞农业生产和修建宝天铁路。说起来，这次任务中，64军全体加上63军的一个师，总共有4万多人都参与了铁路的建设工作。

64军的副头儿傅崇碧，对63军的一些领导也是心里有数的。两支队伍并肩作战了好久，有大半年光景呢，以前也一起打过仗，配合过行动。

另外，傅崇碧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但在解放战争那会儿，他也挑过大梁，临时当过10旅的政委并代理旅长。那时候，正牌旅长邱尉因为受伤，在后方养身体呢，所以军队的军政事务全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别看他平时不搞军事，真上了战场，指挥起来可不含糊。虽说就那么一小段时间，但他确实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

所以，他拥有作为军事指挥官所必需的素养和技能。

第三，军事干部不够用是个大问题。虽然19兵团后来归了一野，但它最初可是晋察冀军区出来的。那时候，晋察冀军区就缺军事干部。抗战一结束，各根据地的部队都往东北跑，晋察冀的领导也想留住点干部，但没啥用。不单没留住，还跑了一些。原本归晋察冀管的冀热辽部队，也被划到了东北那边。再加上部队裁员，有的人就走了。到了1949年，四野的部队往南去，还带走了一批将领。比如说杨得志、曾思玉，本来该跟着部队去刘邓那儿，结果给留下了。还有郑维山，本来让他去大别山加强刘邓的队伍，也给留下了。

解放后，许多将军被调往不同的军队和兵种部门去担当新职务。

多种原因促使傅崇碧跨越军种进行调动，这次调动让他在军事上得到了充分的锻炼。铁原阻击战一战，让大伙都见识到了，原来一个看似文雅的将领，也能在硬碰硬的战斗中表现出色，打得了艰难险恶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