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秀美
编辑 | 杨秀美
前言姜维，蜀汉的名将，明知国力已经透支，却依然执意要北伐，难道他真的只是为了匡扶汉室？这个问题让人困惑。
姜维的每一次出征，都是一次豪赌，其实他的真正动机并不简单。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表面上是忠诚与理想的追求，背后却隐藏着个人的野心和对未来的焦虑。
他希望借北伐复兴汉室，而这一切的背后，可能另有隐情。难道他的决策真的是为了国家，还是另有原因？
正文
公元 214 年，刘备成功入主此地，自此，这片土地上渐次浮现出四股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首先登场的是元老派，关羽、张飞、赵云等豪杰领衔，他们犹如璀璨的星辰，闪耀在蜀汉的天空。
此外，来自徐州集团的糜竺、糜芳、孙乾等世家大族成员也汇聚其中，为元老派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他们在益州这片新的土地上，或英勇征战，或出谋划策，为刘备的霸业立下汗马功劳。
接着是荆州集团，诸葛亮、庞统、魏延、黄忠、蒋琬、费祎、马良等一众英才，如同一颗颗耀眼的明珠。
在诸葛亮的卓越领导下，荆州集团成为益州政权的核心力量。他们以智慧和勇气，谋划着蜀汉的未来，推行着一系列治理之策，为蜀汉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东州派系粉墨登场。以法正、张松、孟达、李严为首的他们，是东汉末年从关中和荆州地区迁徙至益州的官僚士绅。
他们如同漂泊的旅人，在益州找到了新的归宿。因在刘备入川之时立下功劳，东州集团在蜀汉政权中占据了一定地位，成为刘备着力争取的对象。
最后，益州本土士族隆重登场。黄权、刘巴、谯周等土生土长之人，他们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特的认知。
他们犹如扎根于益州大地的参天大树，在当地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在刘备夺取西川的进程中，益州集团却成为最大阻碍。其规模宏大，实力强劲，且根基深厚。鉴于此，刘备对益州集团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致使益州集团在蜀汉政权中逐渐被边缘化。
从政权架构层面加以审视，刘备主要凭借荆州派与元老派来组建执政团队。荆州集团在诸葛亮的引领下，光芒四射，成为益州政权的核心力量。东州集团也因其功劳，在蜀汉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益州集团，虽实力强大，却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逐渐被边缘化。
时光悄然流转，蜀中政治势力格局发生重大转变。223 年的夷陵之战，如一场狂风暴雨，让元老派和荆州集团遭受重创。
关羽、张飞先后离世，徐州集团也日益式微，元老派在蜀汉权力核心的话语权几乎丧失殆尽。
与此同时，刘备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精锐部队及骨干将领大多来自荆州集团。夷陵之战的失败以及荆州集团的削弱，让益州集团看到了契机，他们开始蠢蠢欲动，试图谋取更多政治权力。
刘备去世后的 223 年，诸葛亮接过权力之棒。为维持蜀中局势稳定，诸葛亮不得不向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做出一定妥协，让渡部分权力。
至此，蜀汉形成了以荆州集团为主导，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为辅助的政治格局。原本相对单一的政治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官场之人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
唯有积极融入其中，方能在蜀中立足并获得重用。而那些无法融入这张关系网的人，将很难在蜀中有所作为。姜维便属于此类人。
姜维出生于天水郡，他的父亲曾在该郡担任功曹，在羌戎叛乱中不幸捐躯。姜维因此被授予郎中一职。
228 年，诸葛亮发动祁山战役，成功攻占陇右地区，开启了北伐中原的宏大征程。
姜维恰在此时投奔诸葛亮。此后，姜维凭借自身卓越的才能和出众的军事素养，迅速崭露头角，赢得诸葛亮的高度赞誉。诸葛亮在给蒋琬的书信中称赞姜维忠诚勤勉、心思缜密，对军事有着深刻的领悟和独特的见解，堪称凉州的杰出人才。
当时的蜀汉，尚未从夷陵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正面临着人才短缺、青黄不接的困境。
诸葛亮迫切需要培养一批能够继承北伐大业的蜀汉二代军事将领。在此情形下，荆州军事骨干在夷陵之战中损失惨重，短期内难以选出合适人选。
而益州本土集团又缺乏足够的信任度。相比之下，姜维背景单纯，没有任何派系纠葛，因此诸葛亮对他格外器重，将他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传授他兵法谋略，并让他独立领兵，锻炼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在随后的数年里，姜维跟随诸葛亮多次北伐中原，被任命为征西将军，迅速崛起为蜀汉军队的重要支柱。
公元 234 年，诸葛亮在五丈原溘然长逝，姜维率部负责殿后事宜，而后返回成都，被任命为辅汉将军，获封平襄侯。
尽管姜维成功踏入蜀汉军事决策层，而在诸葛亮临终之际，却并未将自己的事业托付给姜维。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缘由。
其一，姜维加入蜀汉的时间相对较晚，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根基尚浅。
其二，诸葛亮深知蜀汉的权力关系网犹如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要想让刘备的基业得以延续，必须由一位既值得信任又经验丰富、稳重可靠的政治家来主持大局。
于是，诸葛亮最终选定蒋琬来主持蜀汉大局，而在蒋琬之后，又指定费祎接班。
毫无疑问，蒋琬和费祎皆出自荆州集团。他们在蜀汉政权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诸葛亮深知，荆州集团作为刘备入川的重要力量，在维持政权稳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蒋、费二人作为荆州集团的元老，能力出众，足以镇住各方局面。
而姜维始终处于一种 “羁旅讬国” 的状态，在政治影响力和人脉资源等方面，显然不具备掌控大局之人应有的能力。
当然，蒋琬、费祎皆为文官出身，缺乏年轻有为的良将辅佐。所以，最为理想的状况是蒋、费二人统领全局，而姜维则独当一面继续北伐。
只可惜，美好的愿景终究未能抵挡住时间的侵蚀。荆州派作为客居的政治集团，缺乏深厚的根基以及充足的人才储备。
与之相反，益州集团则通过不断繁衍，逐渐发展壮大。随着时间的流逝，荆州老一代的元勋们渐渐凋零，权力也逐渐被益州派所填补。
从 234 年至 244 年，蒋琬执掌蜀汉大权。在此期间，蒋琬大体上能够遵循诸葛亮的遗志，坚持北伐方针，但也进行了一些修正，改变了以往 “无岁不征” 的局面。
这其中，虽然主要原因是益州连年征战，导致人力物力消耗殆尽，但也多少受到了益州本土派的影响。
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蒋琬认为出兵秦川，道路艰险，往来不便，计划由水路进攻曹魏，然而这一计划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最终只能无奈作罢。
这背后，益州本土势力的反对声音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担忧战争会进一步消耗益州的资源，影响本土百姓的生活。
244 年，心力交瘁的蒋琬辞去了一切军政要职，交由费祎接任。
费祎执政的九年时间里，北伐的姿态逐渐变得消极保守，转而致力于保境安民，基本与益州本土派系达成了某种妥协。
费祎清楚地认识到，蜀汉的国力已经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同时，他也需要平衡各方势力，以维持政权的稳定。然而，随着荆州集团的进一步衰落，蜀汉内部的政治斗争反而愈发激烈。
253 年，费祎在一次宴会中酒醉，被魏国降将郭修刺杀身亡，而这背后的主谋始终未能查出，成为了蜀汉的一桩悬案。
有学者推测，这一事件很可能与蜀汉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在蒋琬、费祎执政的十多年时间里，姜维先后五次出征，但都未能取得重大战果。
因为他受到成都朝廷的诸多牵制，尤其是费祎，每当姜维想要兴军大举北伐时，费祎常常加以限制，只给他不超过一万人的兵力。
所谓的北伐中原、复兴汉室，在这个时候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等到费祎遇刺身亡后，姜维终于获得了执政蜀汉的机会。但此时放眼望去，满朝文武早已被益州派所占据，他们对北伐嗤之以鼻。
姜维一向以诸葛亮的继承人自居，再加上他自幼在西北长大，所以很难融入益州派。
那么，他该如何独掌大权呢？姜维唯有仿效诸葛亮，举起克复中原、重兴汉室的旗帜，通过不断北伐，以此牢牢抓住军权。
从费祎遇害后，姜维从 253 年至 257 年，年年发动北伐。魏军守军王经实在想不明白，质问如今魏蜀吴已呈三足鼎立之势，如此执着地北伐究竟是为何。
姜维竟以 “司马师无故废主，邻邦理宜问罪” 为由搪塞，然而司马家族废的是魏帝，而姜维要复兴的是汉室，两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姜维的目的绝非匡扶汉室，而是为了转移蜀汉内部的矛盾，树立自身的权威。
姜维的北伐失败标志着刘备的蜀汉政权彻底发生了变质。
姜维自认为自己是诸葛亮的接班人，只要依样画葫芦继续北伐就能把持权柄，但他的谋略权术与他的老师诸葛亮相比相差甚远。
诸葛亮五次伐魏，蜀汉内部基本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这是因为诸葛亮以荆州集团为班底，通过拉拢和铁腕手段震慑益州集团。
但姜维既不具备诸葛亮的能力，也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
255 年，姜维准备第八次北伐，张翼公开在朝廷上与他争辩，认为国家弱小不宜穷兵黩武。
257 年，中散大夫谯周写下《仇国论》，痛斥姜维穷兵黩武。事后，谯周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
这种情况在诸葛亮时代简直不可想象。当时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仅因运粮不及时、消极北伐就被罢黜。
然而时过境迁，仅仅在诸葛亮死后二十年，政坛形势就已发生了巨大转变，益州本土势力对蜀汉外来统治集团的反抗已达到极为激烈的程度。
克服中原、复兴汉室从蜀汉政权的主流政治纲领沦为人人唾弃的陈旧论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姜维很难有所作为。
再加上他常年出征在外，很少过问朝政，本就政治根基薄弱，导致其在朝中的权力被宦官黄皓及谯周等益州集团侵蚀。
最后，姜维为了避祸不敢回成都，只能避居沓中屯田。
当然，除了政治斗争外，姜维的北伐也确实给蜀汉带来了巨大的国力损耗，导致兵困民疲，怨声载道。
益州集团也正是以此为筹码，对姜维进行政治攻击。至于北伐，姜维多年征战，功绩却并不显著，十一次北伐真正打赢的仅有五次，而且均因粮草不继而退兵。
这不仅反映了姜维在军事战略上的困境，也凸显了蜀汉在国力上的短板。随着时间的推移，蜀汉的衰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结语姜维北伐既反映了蜀汉不甘屈居一隅的雄心，也暴露了其国力不济的现实。
姜维作为诸葛亮的继承人，其北伐行动体现了个人抱负与国家战略的交织。然而，频繁的军事行动最终加速了蜀汉的衰亡。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政策的制定需要权衡利弊，考虑长远影响，而不能一味追求理想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