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他的存在感在历史上似乎并不如其他一些皇帝那样高。

这位在位期间颇有建树的君主，为何在古人的评价中并不是特别突出呢?

236年，司马炎出生于洛阳，是魏国日后实际掌权者司马昭的嫡长子。

据传司马炎年轻时深沉有大略，“发委地，手过膝”（站着时头发拖到地上，手臂垂下时超过膝盖），被世人评为非人臣之像。

在司马炎成长的岁月里，正是曹魏上层权力斗争最白热化的阶段，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集团与曹氏宗室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公元249年，司马懿，也就是司马炎的祖父，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掌权的大将军曹爽三族，夺取曹魏实际权力。

254年，司马师（司马炎的伯父）废黜少帝曹芳，立高乡贵公曹髦为帝。

262年曹魏内部爆发南阙之祸，起因是少帝曹髦不满足于司马昭擅权，带领三百余兵丁主动冲杀其府邸，欲同归于尽。

结果消息走漏，曹髦及其党羽被司马昭亲兵阻击于皇宫南阙，曹髦本人被当街刺死，随后司马昭立曹奂为帝，264年晋位晋王，彻底控制魏国朝政。

同时，司马懿父子三人分别平定亲近曹氏宗室的淮南三次叛乱，司马昭另于264年遣十八万大军灭亡蜀汉，三足鼎立变为晋吴对峙。

可以说，从高平陵之变到曹髦被杀，无不反映曹氏宗族与司马氏的激烈博弈，而且一次比一次血腥，其结果是曹氏势力不断被瓦解，司马氏的政权不断稳固。

司马炎在家族权谋文化的渲染下，在尔虞我诈、宫闱政变的熏陶下，自年轻时便深谙权术之道。

为了夺取世子名位，他极力拉拢父亲身边的要臣和影响力较大的士族，264年十月，司马炎继位晋王世子，并兼任抚军大将军、“副贰相国”等职。

可以说，司马炎的开局之路，较之刘邦、朱元璋等布衣天子容易得不要太多，就算是起于豪族的刘秀、赵匡胤也不能相比。

毕竟刘、赵是亲身经历过战争和流血政治竞争的，在数得过来的开国皇帝中，也只有杨坚有相似的幸运。

司马炎上位时的魏国，经历了祖父、伯父、父亲的铺垫，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称帝了。

266年初，司马炎仿效魏文帝曹丕代汉，三辞三让，逼迫曹奂禅位，废黜魏国，建立晋国，史称西晋，这一年，司马炎年仅三十岁，正值年富力强。

司马炎在建立西晋后，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才能。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上承曹魏，又有所创新。

三省制度初步确立，尚书台（省）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关键机构，中书省与门下省的权力也相应增重，三省逐渐取代三公九卿，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这一制度变革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皇权统治。

同时，司马炎实行分封制，将宗室子弟封为王，赋予一定军事力量，本意是拱卫王室，增强司马氏家族的统治根基，在西晋初期对稳定政权起到了一定作用。

经济上，西晋立国之初，司马炎颁布了占田制，规定农民可依法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激发了农民辟田开荒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此外，他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使得西晋初年呈现出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的景象，史称“太康之治”，这一时期的繁荣为西晋的稳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也让百姓在历经长期战乱后，暂时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人口数量亦有所增长，商业与手工业也在稳定的环境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经济逐渐复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军事上，西晋建立初期，司马炎便着手筹划统一全国的大业。他任命羊祜坐守荆州，为灭吴做准备。

羊祜采取“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施加恩惠，瓦解其军心，同时司马炎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克服了西晋军队不善水战的弱点。

经过长期准备，公元 279年，司马炎发兵二十万，水陆配合，分六路进军攻打吴国。

晋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克江陵、夏口、武昌等东吴重镇，于太康元年（公元 280年）三月，迫使吴主孙皓出降，吴国灭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这无疑是司马炎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功绩，彰显了他的军事谋略与果敢决策，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华夏大地的再次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以权谋手段铲除曹爽集团，掌控了曹魏政权，其行为被视为不忠不义，违背了传统的君臣伦理。

司马懿在政变前长期隐忍，待曹爽放松警惕后，突然发动袭击，手段阴险狡诈，使得司马氏家族开始走上了篡权之路，为后世所诟病。

司马昭更是在司马氏夺权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野心昭然若揭。

他不仅继续打压曹魏皇室势力，还公然弑君，当街刺死魏帝曹髦，这种弑君篡位的行径严重违背了封建正统观念，引起了天下人的侧目与反感，让司马氏家族的声誉一落千丈。

司马炎继承了祖辈、父辈的权力遗产，尽管他最终完成了代魏建晋的过程，但这一权力交接过程充满了阴谋与血腥，其权力的来源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

这使得他在历史上的形象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难以获得后世的敬重与赞誉，仿佛其帝业是建立在不忠不义的基础之上，与那些通过正当途径开创王朝的君主相比，自然逊色不少。

治国策略失误西晋建立后，司马炎推行分封同姓诸侯的制度，初衷是为了拱卫王室，防止曹魏政权因宗室衰微而被权臣轻易篡夺的情况再次发生。

他大肆加封司马氏亲族二十七人为诸侯王，且赋予这些诸侯王较大的权力，他们不仅能在封国内任命官吏，还手握重兵，坐镇战略要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势力过度膨胀，逐渐形成与中央政权对抗的政治集团，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这场惨绝人寰的皇族内乱。

八王之乱持续长达十六年，战火蔓延至整个北方，不仅导致社会经济全面衰败，朝廷对于地方的掌控力也完全丧失。

百姓陷入了无尽的战乱与痛苦之中，西晋的国力也因此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为西晋的迅速灭亡埋下了祸根，也使得司马炎的治国方略备受质疑，其历史评价也随之大打折扣。

司马炎为了回报士族在其篡权过程中的支持，对士族集团极力偏袒纵容，在政治上分封异姓公侯多达五百余人。

因人设官设置诸多高位，在经济上允许士族依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子孙可袭，还赋予其免徭役特权，对侵犯士族利益的行为一概袒护。

在他的庇护下，士族集团势力迅速崛起，形成了强大的特权阶层，门阀制度得以确立并僵化，社会阶层流动性被严重阻塞。

底层民众失去了上升的通道，苦不堪言，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民族矛盾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日益尖锐。

西晋国运急转直下，为日后的动荡局势埋下了隐患，这也成为司马炎历史评价不高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