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政治得失，是一个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层面的复杂而多维的议题：

政治方面

得：

皇权与相权的划分：汉代明确划分了皇权和相权，皇帝是国家的象征，而宰相则是政府的实际领袖，负责全国行政事务。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皇帝专制，使得政治决策更加理性和高效。政府组织结构：汉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府组织，包括三公九卿制度，各官职职责明确，分工合作。此外，地方实行郡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对和谐。选举制度：汉代的选举制度以“乡举里选”为主，包括不定期的举贤良、特殊选举和定期的选举孝廉等。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袭制，使得更多有才能的人能够进入政府，提高了政府的整体素质。

失：

皇权与相权的冲突：虽然汉代划分了皇权和相权，但皇权依然至高无上，皇帝可以随意干预丞相的职权，导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不断。这种冲突在皇帝能干有雄心时尤为明显，如汉武帝时期，丞相的职权被大幅削弱。宦官与外戚干政：汉代政治制度对皇室内部和外部势力的监督和限制不够有效，导致宦官和外戚等势力膨胀和横行。这些势力往往利用皇帝的信任来干预政治，加剧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地方势力崛起：汉代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赋予地方官吏一定的自主权和发展空间。这导致地方势力的壮大和崛起，有时甚至与中央对抗，加剧了国家政治的分裂和动荡。

经济方面

得：

轻徭薄赋：汉代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文帝时期甚至免除了田租长达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现象。盐铁官营：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官营政策，将盐铁等重要资源收归国有并实行专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有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失：

土地兼并：汉代虽然实行土地私有制，但缺乏有效的土地分配和调节机制，导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普遍存在，加剧了社会矛盾。经济结构单一：汉代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国家经济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影响，缺乏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文化方面

得：

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汉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统一思想的形成。教育与选拔制度：汉代重视教育和选拔人才，建立了太学等教育机构，并通过选举制度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这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失：

儒家思想的保守性：儒家思想在汉代虽然成为主流，但其保守性也逐渐显现。一些儒家学者抵制变革和创新，使得国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停滞不前。门阀新贵族的形成：汉代的选举制度虽然打破了世袭制，但也导致了门阀新贵族的形成。这些新贵族往往凭借家族势力和财富垄断政治资源，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和矛盾。

军事方面

得：

全国皆兵制度：汉代实行全国皆兵制度，使得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种制度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军队组织完善：汉代军队组织完善，包括中央军和地方军两个系统。中央军负责保卫京城和边疆安全；地方军则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和抵御外敌入侵。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军队能够迅速响应各种军事需求。

失：

兵役负担重：汉代实行全国皆兵制度虽然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但也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兵役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军队腐败：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军队中也出现了腐败现象。一些将领和士兵贪污军饷、克扣粮草等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总体评价

汉代的政治制度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其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缺陷和问题。就政治层面而言，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宦官和外戚对朝政的干预，以及地方势力的兴起，都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在经济领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经济结构过于单一，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例如，在汉代初期，实行郡国并行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国的实力不断增强，威胁到了中央的统治。同时，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导致政治斗争频繁，影响了国家的稳定。

此外，汉代的宦官和外戚凭借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往往能够干预朝政，甚至掌握实权。他们为了谋取私利，常常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使得社会矛盾激化。而地方势力的崛起，也让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减弱，一些地方豪强趁机割据一方，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统一。

在经济方面，土地兼并问题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而经济结构的单一，主要依赖农业，也限制了国家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国家在面临自然灾害或外部冲击时，缺乏足够的抵御能力，容易引发经济危机。

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但就汉代察举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实在不好算是一种坏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这不止是汉代选举制度如是；我们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那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让我们再来看汉代的制度：他们将政府和皇室划分，将宰相和皇帝并列。这不好说全出帝王私心，也不能怪他们安排得未尽妥贴。

当知任何一制度，也决不会尽善尽美，更无罅隙的。但至少他们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再说到选举制度。至少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至少他们已懂得该项标准，不该是血统的亲疏，不该是势力的大小。亲的、贵的、强的、富的，都不够此项标准，而采取一项以教育与智识与行政实习之成绩来定取舍进退之标准，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这也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已算合理化，已算开明与进步的了。

至于经济政策，一面主张轻徭薄赋，宽假平民；一面主张裁抑富厚，导致平等。这也不算得黑暗，不算得无理。至于此后的演变，无论在政府组织上，无论在选举制度上，无论在经济政策上，都曾发生了毛病。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终究发生了冲突；选举制度，到底造成门阀新贵族；经济制度、兵役制度都没有弄好，都出毛病了。

但我们不能因此一笔抹杀，说汉代并无制度，或说一切制度只是专制与黑暗。这是我们必该再三申说的。此下魏晋南北朝，始终没有像样的政府，因此也没有像样的制度产生，直要到唐代。但唐代已不是汉代的老样子、老制度，他又换了崭新的一套。只要待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宋代又再换一套。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只因我们此刻不看重历史，不研究历史，所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都是一样，都只是“专制”两字已可包括尽了。其实是不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