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四年（933），李嗣源病死，他的几个儿子争夺皇位，后唐政局大乱。李嗣源的女婿、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趁机在太原起兵，迁都开封，建立了后晋政权（936~946）。石敬瑭起家于突厥沙陀军人，实际上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后裔。至于石敬瑭称帝以后，自称为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石碏和西汉的丞相石奋之后，那就纯属典型的乱认祖宗了。
昭武九姓粟特人，也叫“九姓胡”，是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分布于今天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流域的古老民族。粟特人是一个商贸民族，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他们大量东移中国。定居中国的粟特人，通常以自己的城邦为姓氏，主要的有康、石、米、史、何、安等。“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幽州城就是粟特人主要的聚居区之一。宋太祖的皇后宋氏，妹夫米福德，将军康延泽、安守忠，徽宗时的大书法家米芾，也都是粟特人。其他的，像“安史之乱”的史思明、镇州军阀王镕、宋朝开国元勋石守信等，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粟特背景。
石敬瑭的父亲，名叫“臬捩鸡”，一听就是一个落魄的部落无赖。出身如此低微的石敬瑭却能够开创帝业，当然是一个枭雄式的人物。他在位的六年多时间里，据说就做到了“礼贤从谏”。石敬瑭的谋主、宰相桑维翰，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宋太祖赵匡胤就十分欣赏他，曾当着宰相赵普的面说赵普为相不及桑维翰。
但是，石敬瑭的皇位，得来的却实在是太不光彩了。他的“大晋”国号，竟然是契丹君主耶律德光赐予的；他的大晋皇帝，也是耶律德光册封的；他能够打败后唐的政府军，攻进洛阳，依靠的也是契丹的五万骑兵。
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交换，石敬瑭主动提出和答应了契丹许多极其苛刻、屈辱的条件，如向契丹称臣，每年向契丹交纳绢帛三十万匹，还要称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居于“儿皇帝”。其实，石敬瑭要大耶律德光九岁多。
最为致命的条件，是石敬瑭承诺把以幽州为中心的十六个州的土地，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都割让给契丹。这就是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也叫“幽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不仅使中原王朝丧失了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更重要的是使中原失去了险要的长城关隘。因为，“燕云十六州”一带，正是万里长城从北京至山西一线的所在地，“关山险峻，川泽通流，据天下之脊”。幽州自身的城池也十分坚固，堪称天下之冠。
契丹此前攻击过几次幽州，都遭到了惨败。石敬瑭把这一大片战略要地拱手奉送给契丹，使得广大中原地区无险可恃，原本完整的北方防线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缺口；而契丹铁骑则居高临下，俯视华北，以幽州城为屯兵基地，进可以长驱直入华北大平原，直接威胁河南的汴京开封，退可以据城固守，以逸待劳，从而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较量当中牢牢居于进退自如的优势地位。
由于“燕云十六州”是契丹凭借条约“合法”取得的，所以当后周和宋朝经略幽燕的时候，就不得不尴尬地面对石敬瑭的这一“历史遗产”，契丹辽国一方反而更加师出有名，宋仁宗时辽就曾以此为据，“义正词严”地来索取被周世宗用武力收回的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二州之地，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宋朝也只只能被动地答应增加“岁币”了事。
石敬瑭为了称帝的一己私利，不惜出卖中原地区的核心利益，难怪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皇帝，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此奇耻大辱换来的皇帝宝座，当然既不会有什么荣耀，也是不容易坐稳的。道理很简单，契丹既然能立石敬瑭当皇帝，当然也就可能名正言顺地把他给废掉。不论石敬瑭如何竭尽全力地侍奉，契丹的贪欲都会水涨船高。更何况，如此窝囊的皇帝，对内怎么可能有威信可言！各地方藩镇节度使乘机异动，此起彼伏的兵变让石敬瑭焦头烂额，很快就在内外交困之中忧郁而死。
石敬瑭的侄儿即位后，对契丹略有反抗的表示，契丹立即兴兵南下，攻破了开封城，灭亡了后晋。石敬瑭的子孙都当了俘虏，被契丹流放到了东北的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附近），也就是后来金朝流放宋徽宗和宋钦宗的地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以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这是《旧五代史》当中对石敬瑭的评价，可谓盖棺论定。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晋高祖本纪》当中，更是干脆没有给他写下哪怕一个字的评语。
石敬瑭充其量就是一个傀儡。后晋天福元年（936）至辽大同元年（947）的十余年间，真正强有力的人物，要属大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
契丹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兴起于“松漠之间”，即今天辽河、潢河和大凌河流域等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宋人称其为匈奴的后裔，但他们一直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和炎帝的嫡系后代。北魏时，契丹开始见诸史册。隋唐时期，契丹发展到了部落联盟的阶段，由八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的首领由八部贵族“大人”轮流担任，任期通常为三年。唐朝中央政府在当地设立了“松漠都督府”，授予契丹贵族以都督、刺史等大唐官职，管辖契丹的事务。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大乱，契丹的势力趁机突飞猛进。开平元年（907）初，大约在朱温建立后梁略早一点，契丹当时的“夷离堇”即军事首领耶律阿保机，以世代互相联姻的耶律氏和萧氏两大族系的联盟为基础，又得到了韩知古等契丹化的汉人士大夫的谋划和支持，铲除了其他各部“大人”，取得了契丹可汗位，建立了“大契丹国”。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正式称皇帝，年号“神册”。
契丹开国后，耶律阿保机向东攻灭了当时的东北大国渤海国，又与中原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勗、幽州刘仁恭等多股势力相互周旋，纵横捭阖，以优厚的条件大量吸纳逃亡的汉人，力量愈来愈大。到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即位的时候，契丹拥铁骑十余万，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强国，已经具备了逐鹿中原的实力。
耶律德光和后来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很相似，都是北方草原诞生的气魄宏大的英主，都是对中原汉文化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身边也都聚集着一批中原的汉人士大夫，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耶律德光不满足于仅仅当契丹的可汗，而有志于做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在唾手而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就没有强行在当地推行契丹制度，而是很有创造性地推出了胡、汉并行的“南北面官制”，即实行一国两制，在以幽州为中心的汉人地区仍然实行原来的汉制，允许汉人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发型、服饰等生活习俗，并放手重用韩、刘、马、赵等当地的汉人大族直接管理，因而很快就得到了燕云十六州多数当地人的真心拥戴。相比于后来金朝一度强迫金统治区内的汉人剃头辫发，清军入关后更下野蛮血腥的“剃发令”，耶律德光的民族政策显然是相当开明的。
正因为有在燕云地区成功的经验，耶律德光对自己坐稳中原的皇位信心十足。大同元年（947）正月初一，耶律德光进入开封。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就于开封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在胡族贵族、汉人官僚们的簇拥下登上帝位，将“大契丹国”改为“大辽”，并改元为“大同”元年。
引人注目的是，耶律德光出席大典的时候，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手执玉珪，完完全全是一幅中原皇帝的装束。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学者胡三省就此评论说：“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其实，不仅是改服中原衣冠，耶律德光改“大契丹国”为“大辽”，意指“蕃汉一家”，与后来忽必烈改“大蒙古国”为“大元”，皇太极改“金国”为“大清”，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淡化本民族的色彩，表示要做天下华、夷的共主。
至于“大同”的年号，更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其典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最为有名的《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大同”是儒家学说当中“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最为美好的理想时代。按照汉代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同，犹和也，平也”，大同，也就是最和谐、最太平的时代的意思。中国古代大王朝的皇帝公开以“大同”为年号，公开以“大同”为目标，辽太宗耶律德光算是第一次，也大致是唯一的一次，从中不难看出耶律德光的雄心壮志。范仲淹、王安石等宋代的士大夫们后来所打出的治国旗帜，也是复“三代之治”，即超越汉、唐，重建“大同”。从这个角度上说，耶律德光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先行者。
无独有偶，在清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康有为也曾以“大同”为标题，写下了著名的《大同书》，集中阐发他所理解的理想社会。当代的一位伟人还不无惋惜地评论其人其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
那么，敢于以“大同”为年号的耶律德光，他找到了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了吗？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耶律德光起码是颇有些许体会：他一进入开封城的时候，就专门登上了城楼，任民众围观，还命人向惊慌奔走的开封市民喊话说：“我来开封，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太平的好日子。我虽然是契丹人，但也是人，大家都不要害怕！”他还曾当面向名臣冯道请教：“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又对文武百官们自信地表白说：“自今以后，不修甲兵，不买战马，减免赋税和徭役，天下太平矣！”可以说，如果耶律德光能够把他上述的见解真正落到实处的话，由他开创一个混融华、夷，并包中原、漠北、辽东的大辽王朝，绝对不止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
按照传统的儒家的政治文化，“《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大一统”，是第一位的，也是古代政权合法性最主要的来源。“自古帝王，非大一统者，不得为正统”，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是由中原华夏还是边地夷胡来具体地实现“大一统”，则是第二位的。当然，胡族入主中原要取得合法性，还必须“以夏变夷”，即服膺华夏文明。相应的，“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胡族若服膺华夏文明，推行仁政，中原则要开怀接纳，彼此无间。
大同元年（947）的辽太宗耶律德光，既手握有能力一统天下的强大铁骑，又主动地“以夏变夷”，服膺华夏文明，还表示要解救天下百姓，兴致“大同”、太平，他完全有资格也有可能坐稳中原的皇帝。此前的北魏拓跋氏是如此，后来的蒙元和清朝也是如此。更何况，五代的后唐、后晋以及后汉，都是由突厥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因而有“沙陀三王朝”的称呼。沙陀既然能做中原之主，炎黄的子孙“大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又有何不可？因此，当耶律德光入主开封时，冯道对他所说的：“此时天下百姓，佛再出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其他大臣也再三向耶律德光表示：“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骗耶律德光高兴的鬼话。当耶律德光征召各地的节度使入朝表态的时候，多数的藩镇节度使们虽然各拥兵马，但也是飞马进京，争先恐后地向耶律德光上表称臣。“大同”的太平旗帜，无疑是有强大的号召力的。
可惜的是，耶律德光设想的、已经在燕云地区初步实现了的“蕃汉一家”的局面，并没有在中原大地如期出现。在短短一两个月的蜜月期之后，中原各地反而很快是烽烟四起，驱逐契丹人的民众暴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面对雪片一样飞来的告急文书，耶律德光懊恼地说：“我没有想到中原的民众竟然如此难以治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当中驳斥道：“中原的民众，困于契丹的陵暴掊克，才起而为盗，哪里有什么难以治理的！”
显而易见，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耶律德光本人的失策、辽军以占领军自居的凶暴和倨傲，无疑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耶律德光后来在撤退时总算是恍然大悟，他总结说：“我此行有‘三失’，一是纵容士兵掠夺粮草，二是搜刮市民私财，三是不早放各节度使还镇。我有这‘三失’，中原百姓都背叛我是很应当的。”这个说法，倒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实事求是式的自我批评。
除了“三失”之外，客观地说，契丹和中原民众之间相互之间的不了解，对双方矛盾的激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耶律德光自己曾对后晋的大臣们说：“中原对契丹的事情都不了解，而我对中原的情况却了如指掌。”事实上，中原民众对契丹的事务固然是知之甚少，但契丹对中原的了解主要也是来自于传闻，又能真正知道多少呢？众所周知，连两个普通人之间融洽关系的建立，尚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互互相了解，互相相处，当然也需要互相调整，更何况曾彼此冲突的两个兄弟民族呢？双方的了解，无疑需要更多的时间。
时间偏偏没有站在耶律德光一边。那一年的夏天来得似乎特别的早，三月的开封城已经是烈日炎炎，耶律德光和契丹将士都来自经年冰天雪地的东北，习惯了寒冷气候，实在无法忍受酷暑，只能是被迫北返。四月初一，耶律德光离开了开封。在北返的途中，他仍然是雄心不已，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他还自信满满地说：“只要再给我一年的时间，太平不难指掌而致。”然而，就在当月的十三日，耶律德光就因为中暑而得了重病，二十二日病死于栾城（今河北栾城）的杀胡林。此时，距离他进入开封，才只有一百一十二天；距离他在开封称帝，更只有八十二天。
耶律德光壮志未酬，他的“大同”梦，只做了八十二天就破灭了。辽太宗终究没能像唐太宗那样，做成华、夷的天下共主。这无疑是他个人的悲剧。辽太宗死后，契丹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重新回归于“草原本位”政策，不再主动大规模地南下中原，更无一统华、夷的雄心大志，连他的“大辽”国号，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的时候也被改回为“大契丹国”。即便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大契丹国“萧太后”萧燕燕，她虽然挥师南进到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距开封城仅一河之隔，但她的目标仍然不过是以战迫和而已。这对此后历史的走向，究竟是福邪？还是祸邪？恐怕都是很难做出判断的。若天假其年，耶律德光果真实现了以大辽为主导的华、夷大一统，是不是后汉的乱局以及北宋、契丹之间惨烈的战争，就很有可能避免了呢？当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