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听说功德林要处决五个重犯？”1951年初春的清晨，管理所炊事员老李往灶膛里添着柴火，压低声音问正在清点物资的保管员。保管员捏着登记簿的手指微微一滞，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都是欠着血债的主，该还的迟早要还。”

这座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特殊监狱，在解放初期收押着三百余名国民党战犯。青砖围墙内既有杜聿明、宋希濂这类后来获得特赦的“明星战犯”，也有五名最终走向刑场的特殊人物。他们的命运分野，恰似那个时代革命与反革命激烈碰撞的缩影。

陆荫楫的牢房在监区东北角，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广西将领，总爱用钢笔在报纸边角写些晦涩诗句。看守员后来整理遗物时发现，他临终前竟用米汤在《人民日报》夹缝里写下“愧对八桂父老”六个字。这位桂系出身的将领抗战时期参与过昆仑关战役，却在1947年制造了震惊华东的“沭阳惨案”。据华东野战军1948年档案记载，他亲自签发的“宁可错杀三千”手令，导致苏北根据地三百余群众遇害。

与陆荫楫隔墙而居的邓子超，是五人中改造态度最恶劣的。这个黄埔三期生每天晨起必向南方行三鞠躬礼，声称“校长必来搭救”。1949年4月赣州解放时，他指挥保安团将关押在通天岩的二十七名地下党员用麻绳串绑，沉入章江。江西省委1950年收到的检举材料里，有份泛黄的名单详细记录着1946-1949年间被他秘密处决的八十九人。

杨海清的履历堪称“变色龙”标本。这个四川汉子1927年曾在贺龙部队当司号员，武汉事变后叛投汪伪政权，抗战胜利后又摇身变成国民党中统特务。1948年冬，他带人潜入北平城郊，用氰化物毒杀了两名准备起义的傅作义部参谋。功德林档案室的审讯记录显示，他在受审时竟大言不惭：“各为其主而已，何罪之有？”

张卓的牢房总飘着墨香，这个贵州籍将领写得一手漂亮颜体。但这份儒雅掩盖不住累累血债——1946年昆明“李闻惨案”中，他作为军统云南站特别行动组长，亲自设计了刺杀路线。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指挥特务将白公馆关押的三十余名政治犯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狱中放风时，他常对其他战犯吹嘘：“要不是共军来得快，我能把西南的赤匪分子全收拾了。”

张国勋的档案袋里塞着七份不同时期的立功证书。这个在台儿庄战役中带着敢死队炸毁日军坦克的猛将，1946年后却成了蒋介石的“清共急先锋”。1947年孟良崮战役期间，他密令特工在沂蒙山区水源投毒，导致两千余百姓中毒。当审讯人员出示幸存者的血书时，他竟冷笑：“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这五人的伏法在功德林引发强烈震动。据管理员王英光回忆，处决令宣布当天，黄维在放风时突然对着高墙大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而正在撰写悔过书的杜聿明，闻讯后默默将写好的材料撕得粉碎，三天后重新提交了更为详尽的认罪书。

耐人寻味的是，五人中除杨海清外，其余四人都曾为抗日作出贡献。陆荫楫指挥的桂军某团曾在昆仑关战役中击毙日军中佐；邓子超参与过淞沪会战；张卓在滇缅公路保卫战中负过伤；张国勋更是台儿庄战役的敢死队长。但正如周恩来在1951年镇反工作会议上强调的：“抗日有功不能抵消残害人民的罪孽，功是功，过是过，这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功德林的青砖墙上，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用碎瓷片刻下的模糊字迹。某处斑驳的墙面上，依稀可辨“1949.4.12章江”几个小字，旁边歪歪扭扭画着串锁链图案。据考证，这正是邓子超在临刑前夜留下的最后手笔，无声诉说着那段血火交织的往事。当行刑队的脚步声在1951年5月的黎明响起，五名将领走向刑场时，功德林上空的晨雾里，隐约传来了远处胡同里报童的叫卖声——那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是治理淮河的工程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