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江
神秘的亚热带丛林
1952年10月，在越南中央根据地的一次会议后，（右起）胡志明、罗贵波、邓逸凡、梅嘉生、韦国清等走出会议室
胡志明称罗贵波“卧龙先生”
中国顾问都不会忘记越南的雨季，尤其是越北中央根据地群山中的雨季。阵阵绵雨熄灭了灼热的战火，雨季总是越南战场上最平静的季节，因之被称为思考的季节。和平战役之后，印度支那战场再度风平浪静，越法双方都在雨季中进行新一轮的调兵遣将。
朝鲜战场上同样出现了交战两方长期相持的趋势。
中国领导人更加明确，中方将继续援助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这种援助主要是战略和战役方针上的帮助，以及对越南正规部队进行训练和提供后勤保障。中国军队，特别是战斗部队不直接卷入印度支那战争。
进入1952年，中国顾问团在越南的工作逐渐趋于正规化，实行轮换制。从春天开始，大部分师、团一级的顾问纷纷奉调回国，由国内新选派的人员接任。中国军事顾问的规模缩小了，团一级顾问都撤销了，在越军主力师中，只在第308、第312和第316三个步兵师和第351工炮师保留顾问并设助理顾问。师级顾问也实行轮换。第308师顾问王砚泉在1952年仲春归国，进入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进修。罗贵波、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四位顾问团最高领导除外，他们将坚持到战争的最后结束。
雨季开始后，韦国清、梅嘉生先后回国休假、治病，罗贵波、邓逸凡留守越北根据地。
中国顾问团领导人，特别是罗贵波、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和众多越南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罗贵波和胡志明接触最多，相互了解也多。胡志明主持劳动党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总是坐在会议长桌一头的木椅上，左边是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右边就是中国总顾问罗贵波的座位。会议室竹楼外的大树上悬挂着一段钢轨，每当法军侦察机或轰炸机飞临的时候，警卫战士会敲响钢轨。这时，胡志明会迅速宣布暂停会议，大家到室外防空，等敌机远去后再继续开会。
政治局会议通常持续较久，中午吃饭时会议桌一收拾就是餐桌。伙食为越方的最高标准，一般是两荤两素加一汤，有时餐桌上还有葡萄酒。饭后大都休息个把小时，胡志明回他自己的竹楼，其他政治局委员们就在会议室竹榻上躺一会儿。这时，罗贵波总是被安排在会议室的里间休息，以示尊重。
有一次，罗贵波腰、腿发病，重至不能起身参加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得向胡志明请假。胡志明闻知此事，马上决定把会议挪到罗贵波的驻地来开。吩咐完，他就起身向罗贵波住处走来。
在政治顾问团驻地，李涵珍首先看到胡志明主席走来，立刻进屋向罗贵波报告。正说着，胡志明已经进了屋，说：“我来看望‘卧龙先生’！”
罗贵波躺在顾问团会议室里的竹榻上，见胡志明到来仰身欲起，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胡志明见状，立刻快步上前止住罗贵波，要他不要动，还风趣地说道：“现在，你真的变成‘卧龙先生’了。”
1952年，罗贵波在越北山区的驻地（照片中的女士是李涵珍）
中国顾问照顾胡志明的生活
胡志明身边有一个很小的工作班子。1947年法军向越北中央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的时候，胡志明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八人，胡志明用中文为他们分别起名叫“长”“期”“抗”“战”“一”“定”“胜”“利”，后来逐渐减少，只剩三四人。
阿期长期担任胡志明的贴身秘书，此外就是警卫数人。抗法战争中期以后，胡志明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名字叫“春”，负责胡志明的保健工作，大家叫她“阿春”。
也许是在长期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习惯，即使在中央根据地的办公竹楼里，胡志明有事呼唤工作人员，不叫名字或职务，而是学一声鸟叫：“咕！”值班人员即应声而至。胡志明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抗法战争胜利之后他搬进河内总统府。
胡志明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他住的小竹楼里除了有时挂着地图外说得上四壁皆空，天气炎热时地上通常没有床，只铺一领草席而已，草席上是薄薄的被褥。至于饮食，胡志明常以普通的素食为多，有时也饮些法国葡萄酒。
紧张工作之余，胡志明喜欢在他的竹楼边开一片地，种些蔬菜。他有两首中文诗，朴素而形象地描写了他在中央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秋夜
筹划更深渐得闲，
秋风秋雨报秋寒。
突闻秋笛山前响，
游击归来酒未残。
无题
山径客来花满地，
丛林军到鸟冲天。
军机国计商谈了，
携桶偕童灌菜园。
胡志明对中国顾问的生活非常关心，常常信步走到中国顾问团驻地，问这问那，慰问在异国工作的中国战友。
1953年春节，罗贵波（后排左一）率顾问团女战士（穿淡色军装）向胡志明拜年。后排左一是胡志明的护士阿香
在越北根据地，中国顾问的生活标准逐渐形成制度，实行供给制。最初时，战士和班长每月津贴为5元（人民币币制改革后单位）。从1951年12月起确定为：战士和班长每月10元，排、连长15～20元，营、团长20～30元，师以上军官每月为30～40元。越方对中国军事顾问也有不少照顾，在当时条件下已是尽了努力。顾问团的伙食虽然单调，因有鸡和鸡蛋、牛奶的供应，营养不成问题。
出于不增加越方负担的考虑，中国顾问在越南期间的伙食、服装供给，除了日常菜蔬要在当地购买以外，基本上由顾问团的大本营（设在南宁的“华南工作团驻南宁办事处”）供给。这个大本营在1950年的秋天就建立起来了。
中国顾问也很关照胡志明的生活，由南宁办事处安排，中国顾问定期赠送胡志明几个铁皮桶，里面装有一些饼干、点心、炼乳、各种罐头，还有糖果、香肠等。中国顾问注意到胡志明喜爱吸烟，他吸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他初到法国之时，因此就定期向他赠送中国产的“中华牌”香烟。对这个牌子的香烟和稍后中国生产的“熊猫牌”香烟，胡志明十分喜欢。这样，从中国顾问入越以后，胡志明的香烟主要由中国顾问赠送。
每逢收到这样的礼物，胡志明总要向中国顾问，特别是罗贵波反复称谢，他和罗贵波的友谊也在战争中发展起来。工作之余，胡志明也经常和罗贵波交谈，话题甚广，无所不包。胡志明甚至还谈起自己早年在中国的恋爱和婚姻经历。那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当时使用李瑞这个名字的胡志明结识了中国姑娘曾雪明，两情相爱，于1926年10月18日成婚。
没有想到1927年4月广州风云突变，国共两党分裂，李瑞于5月初为避国民党追捕突然离开广州，从此和曾雪明天各一方，一时失去联系，此后再也没有见面。
失去曾雪明在胡志明的情感世界中留下了创伤，胡志明再没有结婚，曾雪明也没有，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胡志明的战友们很多次婉转地提出，希望胡志明在越南组成家庭。但每有提及此事，总被胡志明岔开。不过，到了陈赓和罗贵波面前，还有在其他几位中国顾问面前，胡志明多次坦诚地流露出对曾雪明的深深思念。
对邓逸凡来说，他最熟悉的是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越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两人很能谈得拢。阮志清于1914年1月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3岁就成了孤儿，由亲属抚养长大。他受过初级教育，又因勤奋好学，能说比较通畅的法语。他于1937年加入印支共，此后多次被捕，出狱后又坚持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他最后一次被捕是在1943年，在牢狱中度过了两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才出狱。阮志清是越盟武装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军、政皆熟，威望很高，很受胡志明的器重。阮志清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的感情，对中国顾问非常尊重，与以邓逸凡为首的政治顾问组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越北根据地，越南劳动党和中国顾问们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中国顾问团主要翻译干部文庄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得力的越语翻译
文庄在政治顾问团工作期间，作为越南语翻译跟范文同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
图为文庄前往日内瓦途经莫斯科留影
文庄，原名舒守训，云南鹤庆人，生于1922年。早年他在昆明上学，后来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上大学期间，文庄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7月入党。1947年夏临毕业时，文庄已是云南大学学生会主席，昆明学联三名负责人之一。由于身份有所暴露，地下党组织要他撤退到越南去，视情况许可在中越边境地区组织武装力量。
1947年深秋，文庄和新婚妻子叶星（原名杨月星）离开昆明，跋涉三个月进入越南老街省。在等待新任务期间，已掌握英语和法语的文庄开始学习越南语。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三个多月下来，他的越南语大有进步，使他对于熟练掌握这门新外语充满信心。
不久，文庄、叶星来到越南富寿省，见到了越南华侨委员会主任李班并在他领导下工作。1948年春天，庄田率领的滇桂黔“边纵”开入越南河阳（即河江）整训，边纵致电印支共中央，要文庄等人前去河阳到边纵工作。
李班闻讯后告诉文庄，因为工作需要，印支共中央希望来到了根据地的中国同志留在华侨工作委员会工作。不久，法军向越北大举扫荡，文庄和叶星随印支共中央撤到太原北部的中央根据地，和许实等人一起办石印的《越华亲善》报。当时侯寒江是华侨委的南方工作委员。他们向印支共中央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在印支共组织中“借过组织生活”。
1948年秋，由李班安排，文庄第一次见到了胡志明，他后来回忆说：
1948年，一个深秋的下午，我得到通知去见胡志明主席。交通员带我从印支共中央华侨委员会机关出发，沿着林中小径穿行约两三公里，来到一个树荫掩映下总共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岱族小村寨。我们在一幢山边小竹楼旁停下。印支共中央负责华侨工作的黄国越在木梯口迎我。脱鞋上楼进入屋内，只见一位留着东方长髯的长者席地而坐。当然，这就是我到越南后向往会见的那位传奇般的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
“伯伯好！”我快步上前，按越南干部的习惯向他问好。
“老弟好！”他依然盘腿坐着，伸手同我握手，态度和蔼而自然，完全不像我心目中初次晋见的外国领导人。
“你会说越语了吗？”胡志明问。
“学会一些了。”
“那好，欢迎你来越南工作。在越南工作就得懂越语。”
胡志明知道我是从云南来的，即问我认不认识云南地下党的马子卿和陈方。我说不认识。他说，1940年前后，他多次到过云南，就是同他们联系的，得到过他们许多帮助。
他又问我云南近况。我就自己所知和越语表达能力所及，简单地谈了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以来云南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反对美国干涉等情况。
有几处，我的越语说不清楚，他当即为我纠正。我讲到1947年昆明反美大游行，要求美军撤走。他说：“我在云南是抗日战争时期，那里就有美军，但当时还是同盟军。”
接着，我简略汇报了华侨工作，着重说明当前越南解放区的华侨工作主要是动员华侨群众积极参加抗法战争，同时尽可能解决一些同华侨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他说，在动员华侨抗战上，“现在基本没有问题了”。
我问他对华侨工作有何指示？
胡志明说：“要继续加强华、越人民之间的团结，共同抗击法国侵略。你来越南不久，要多注意了解情况，还要努力学习越语。你学得快，但发音还不够准确，还要多多努力。”
文庄的回忆颇为动情：
初见这位仰慕已久的越南党和人民领导人，我心情十分紧张，思想集中在考虑如何应对和如何用越语表达。然而一开始交谈，他那亲切、自然，完全不拿我当外人看待的态度，使我感到像是在同一位自己的老师谈话，拘束感很快消失。
我逐渐注意到，胡志明虽然年逾半百，形容清瘦，但面色褐里透红，两眼炯炯有神。他身着深褐色的越式短上衣和宽筒裤，披一件灰绿色美军夹克，赤着双足，俨然一位当地老人。
1950年冬，文庄调到罗贵波身边工作，组织关系转入中国政治顾问团。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庄熟练地掌握了越南语，成为中国顾问团最得力的越语翻译。
胡志明向中国顾问授勋
1952年的雨季里，中国政治和军事两顾问团合并，在根据地中另建了新营地。新营地启用不久胡志明即来看望。为了防空，中国顾问团驻地建在山麓密林中，营房为大树覆盖。胡志明对房顶是否暴露非常重视，在视察中指示随行的越南干部对某几处再用蕨类植物加强伪装。他还沿着房后防空壕走了一段，详细地询问防空壕是否通到了山麓。他用汉语对罗贵波说：“要特别注意防空，有警报就要出来。”
当时中越战友间关系之融洽，从胡志明1951年12月5日致刘少奇、周恩来的一封信中可以印证：
少奇、恩来同志：
因十位同志返回中国的机会，我写这封信，祝你们及诸嫂诸侄健康，并向你们谈谈心事。
文武顾问同志们在此很积极，帮助我们很多，有时候他们免不了感觉到一点辛苦，不是他们性急，而是因为工作发展慢。
我想把一回故事讲给你听：却说我们打胜了边界（战役），收了许多新自法国送来顶精好的面粉。我们把这胜利品分给部队。可是他们不会做西洋式的面包，也不会做中国式的水糕，他们照做大米饼的方法去做，弄成不三不四的粉泥，结果是吐之则可惜，吞之则吞不下。
我乃吩咐一位女干部：“你快去向中国厨师学习做最简单的馒头。学会了，你介绍其方法给弟兄们，懂了吗？”
她说“懂得”，就去了。两个钟头后，她两手捧一大盘满装着几样很漂亮的面和糕，喜形于色地说：“报告伯伯，厨师同志教我学会了这几样，请你尝尝，看侄辈做得好不好？”……
这小故事是我们全部工作的缩影。
（1）经验缺乏，得到新的东西而不会用。
（2）干部很热心，但常不明白上级的意思，因此事事走大弯。
我们负责领导者对许多问题也不甚熟悉，比方财经问题，顾问同志来到以前，我自己对它也好像“小马入丛林”！
如果用一年以前的情况来比较，则现在每事都有或大或小的进步。但一个进步来了，却发现随之而来的许多困难和缺点。
比方，军事进步了，军数增多了，就发现粮食、运输等等弱点。运输问题是代表一般的矛盾。前时我们把公路彻底破坏，现在要彻底修理。修理要很多人工（只在太原省一段共162公里，而5月份据地方干部的报告，需动员36万多天人工）。
用人工多，则一面影响到增加生产，另一面多费米粮。修路和运输，则希望天公长久晴旱，而农民种田则希望大雨连绵。白天，车不能走，路不能修，因为敌机乱炸。夜里驾车修路又迟缓又浪费人力和时间。我们鼓动人民增加生产，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要他们修路、抬货……
虽然困难多端，但我们具有“布”的决心，加上顾问同志们的帮忙，再加上你们随时随事的指教、批评和援助，我们自信能一步一步地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完成任务，争得胜利。
刘同志5月初对各问题的电示，我们自应努力遵行。黄文欢同志在中国的工作，请你们多多领导和予以不客气的批评。
我写多了，我要结束这信了。望你们也写信给我，请你两兄替我问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诸同志。
亲爱的敬礼！
你们的丁启
1951年12月5日
此信原文如此，胡志明的心情和他的中文遣词特色可谓跃然纸上，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生动写照。
1952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授予罗贵波二级“胡志明勋章”
1952年9月2日，越南国庆，在越北中国军事顾问团驻地举行了隆重的授勋大会，胡志明、长征、武元甲、范文同等出席了会议。
胡志明亲自向中国顾问授勋。越南劳动党中央授予罗贵波、韦国清二级“胡志明勋章”，授予梅嘉生、邓逸凡二级军功章，授予王砚泉、李文一三级军功章。其他30余名顾问和工作人员也被授予英模勋章和抗战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