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一代伟人毛泽东更是把这个传统发扬的淋漓尽致，即使在他成为国家领袖之后他也从没有忘记过他的老师，他用实际行动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955年正在长沙视察的毛主席去探望一位恩师，在得知恩师病重却无钱看病时，他立刻塞给师母500元钱用以给老师看病，却听到突然从病床方向传来愤怒的质问声：“你哪来那么多钱？”

这位被主席如此看重，又敢于质问毛主席的是谁？他就是杨树达，毛主席的恩师。

杨树达出生于长沙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是个开明之人，自小不仅让杨树达学习古文知识，还在他十五六岁时把他送入新式学堂去学习算学、英语等新知识，后因成绩优异被清政府公派日本留学，经过六年的苦读后，杨树达回到了长沙从事教育工作，并把这个事业从事了一辈子。

1913年，杨树达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教授国文，此时毛泽东也刚刚就读于该校预科，但杨树达并不是毛泽东的任课老师，所以最初时二人并没有什么交集。

毛泽东在学校就读一段时间后，听说学校有一名叫杨树达的国文教员古文功底特别扎实，他教授的国文课学生特别爱听，只要是他的国文课教室中总是座无虚席。

毛泽东对国文本来就兴趣浓厚，所以就找机会去旁听了杨先生的课，一听之下果然是名不虚传，自此国文老师杨树达就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只听过杨树达先生一节课，但毛泽东也把杨树达先生视为自己的恩师。

毛泽东和杨树达先生真正的相识源于1919年底发生在北京的请愿行动。

1918年，由北洋政府任命的湖南省长张敬尧由于无视湖南人民生死、向帝国主义出卖矿权、残杀革命党人等累累暴行，引起湖南民众强烈不满，但摄于张敬尧皖系军阀的身份，民众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1919年，毛泽东等人在湖南发动“驱张运动”，在他的带动下，湖南全省的学校都开始罢课，并多次举行抵制日货、上街游行等斗争活动，但均没有效果，反而这些活动多次受到张敬尧军阀部队的暴力袭击，学生民众多有伤亡。

同年12月，毛泽东等人决定携代表团进京请愿，强烈要求将军阀张敬尧逐出湖南。

毛泽东被推举为公民代表，杨树达先生则被推举为教育界代表，二人携手率团进京。

12月的北京正值隆冬，毛泽东和杨树达带头走向北洋政府官员办公地。

然而，北洋政府却任由这些湖南代表团成员在门口吹着凛冽的寒风，拒不让这些来请愿的人入内。

毛泽东和杨树达看着门口拿着枪横眉冷对的警卫，再看看身后已在寒风中站立了几个小时的团员们，虽然已被冻得嘴唇发紫却仍然斗志昂扬，他们愤怒了，高喊着口号带头向大门冲去，警卫们虽然都是全副武装，但面对愤怒的人群却也不敢开枪，就这样，代表团终于冲进了北洋政府办公楼。

听到消息的总理秘书长匆匆出来迎住了代表团，毛泽东刚想上前一步说话，杨树达先生却拦在他面前抢先冲秘书长发火了，只听他怒不可遏的说：“今天来这里请愿的都是湖南的民众，大部分还是学生，你们就忍心让自己的同胞在寒风中受苦？湖南人民的疾苦你们了解吗？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愿意冒着天寒地冻来这里？你们还有点同情心吗？”

瞬间，毛泽东明白了杨树达这举动的含义，他是在保护自己啊，作为一名教师，怎么能让学生去冲锋陷阵呢！

在杨树达、毛泽东等人与北洋政府经历了几个月的斗争后，张敬尧终于成功的被逐出了湖南，杨树达和毛泽东也在几个月的合作中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亦师亦友的情谊。

“驱张运动”成功后，杨树达先生又远离了政治漩涡，去继续他的教育事业，不久后在他同窗的举荐下到北京教育部、师范大学等地任职，他教授的课程有日语、国文法、国学、金石等，期间也曾出版过《中国语法纲要》等书籍，并获得了教育部的奖赏与称赞。

杨树达先生虽然是个很纯粹的做学问的人，但是他对国家的命运和前景也是很关心，对帝国主义那些别有用心的举动他看的很透彻，同时也是深恶痛绝的。

这时的毛泽东已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中，杨树达先生虽然没有亲身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革命的支持。

“九一八”后，对中国垂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经常会派一些所谓的“交流学者”打着交流学问的幌子来中国，暗地里却干着搜集各类情报及收买汉奸卖国贼的勾当。

对此类“交流学者”杨树达向来是不予接待的，即使是打着昔日同窗的名号前来拜访，杨树达先生也是一概拒见。

1935年，在北京任教的杨树达先生曾应在华日本学者之邀做过一回以湖南文化史为主题的演讲，演讲的主旨是提醒我国文学界人士对日本要有警惕之心，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深入华北大地时，杨先生敢于在公众场合讲这些对日不利的内容，可见杨先生爱国的赤诚之心。

卢沟桥事变后，杨树达毅然举家离开北京，回到家乡继续自己的教育及研究事业，同时也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一滴的消息，因为那里有毛泽东，那个曾与他并肩驱张的学生。

虽然他不懂政治，但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却很清楚，也很明白孰是孰非，他痛恨国民党的无耻，痛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共产党的命运忧心，在自己的孩子们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共产党的阵营中时，他是真心高兴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树达敏锐的感觉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较量就要开始了，他从报纸上读到毛主席要去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时，他的心莫名的抽紧了，他清楚的记得四一二时反动派对共产党员的大肆屠杀，当年毛泽东的名字可一直都在国民党的悬赏名单上。

从毛泽东去参加谈判那日起，杨树达日日关注着报纸上的时政，日日为他担心，当看到双十协定已签订，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时，杨树达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回到了肚子中。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在败退之际也没有忘记把搜刮的民脂民膏大肆运到台湾，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把各界著名人士都要带到台湾，但杨树达拒绝了，革命胜利了，他特别期望能和毛泽东再相聚。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对毛泽东这位当年的学生已满是崇敬之情，在详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后，他更是不吝赞美，称之为“君师合一”。

期间，由于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杨树达还曾与毛泽东主席写过信，毛主席在百忙中也给杨树达先生回了信，并诚挚邀约杨先生进京一见，让杨先生万分感动。

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离开湖南二十多年后终于又回到了长沙，在忙完工作后，毛主席提出要见见他的恩师杨树达先生。

于是，年近七旬的杨树达先生在午睡后就被一辆湖南省委的专车接到了榕园（程潜的住地），同车的还有周世钊等人，到达榕园后，并没有见到什么人，杨树达先生和周世钊也是旧识（周世钊和毛泽东是同学，周也曾参加过驱张运动），二人就聊起了往事。

二人正聊得热乎，一名工作人员走了进来，说：“毛主席到了。”

杨树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名七旬老人瞬间竟如年轻人般矫健，疾步就迎出门外，主席那双温暖的大手已伸了过来握住了杨老先生的 手，热情的问道：“杨先生，这些年你还好吗？还认得我吗？我们可有三十多年没见过了。”

杨先生已是湿了眼眶，激动的说：“当然认得，你是毛润之。”

话刚出口，又不好意思的说：“得改改称呼了，是毛主席。”

主席把杨先生扶到屋中坐下，笑着说：“杨先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永远是我的恩师，就叫我润之，亲切。”

几个人谈的甚至开心，期间也提到了杨树达给毛主席写的信，杨树达先生也都一一做了解释。

随后，毛主席还请杨先生等人用餐，并把杨先生等人一一送回家。

这次见面后，毛主席就又踏上了视察之旅。

1955年6月，毛主席再次踏上了长沙的土地，之前他收到过杨先生送给他的几本著作，这次到长沙他想再次见见杨先生。

当毛主席赶到恩师家时，杨先生正病重卧床不起，主席坐在恩师床边关切的询问情况。

当了解到恩师是哮喘病复发，而目前却无钱医治，主席立刻起身走到师母跟前塞给师母500元钱，并悄声嘱咐师母拿这些钱给杨先生买药治病，如不够再跟他讲。

突然传来恩师的质问声：“润之，你哪来那么多钱？你也变了？”

毛主席面对恩师的质问并没有生气，他耐心的给杨先生解释：“先生，这些都是我的稿费，是我劳动所得哦，您是我的先生，学生供养先生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再说，我有今天，也有您的功劳呀，您受之无愧呀！”病榻上的杨树达先生已是泪眼婆娑了。

几日后，身体稍有好转的杨先生想去拜会毛主席，却得知公务繁忙的毛主席早已回京了。

同年中秋之际，杨树达先生应约到了北京，并有幸与毛主席同船游湖，二人不禁又谈起多年前那次“驱张运动”，谈起了新中国的前景，二人谈得很是高兴，可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师生二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1956年2月14日，杨树达先生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虽然毛主席只是早年间旁听过杨树达先生一节国文课，但却自始至终都把杨先生当做自己的恩师看待，毛主席在听闻杨树达先生去世的消息后，甚是悲痛，他给杨先生家属致了唁电，叹道：“中国又少了一位语言文学大家啊。”

可见毛主席对尊师重道这个传统的看重，他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并把这个优良传统永久的传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