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我们选出了16本好书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4-07-22 12:30:58

什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面对诸多无可改变的限制,自我意识、个人价值还值得追求、坚持吗?7月我们选出的16本书中,不少书籍都从各自的角度给出回应。

在《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中,作者洪涛认为区别现代小说与其他体裁作品的关键,就在于文本中个体性或个体自我意识之有无;在《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荣耀与悲情》中,我们通过自由攀登者的荣耀与悲情,感受到活出自我与承担责任之间的价值观拉扯;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生活艺术》中探讨“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个人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寻找裴斯泰洛齐》回顾了现代职业教育之父裴斯泰洛齐创办世界上第一所职业学校的“生命历程”,分析了启蒙主义时代职业教育的生命现象,重新看待那些并非精英的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价值;米兰·昆德拉推崇的布洛赫的小说《梦游人》,强调“价值依然会永远重生”,并给人类的救赎保留了必要的火花。

在未来,我们会继续每个月向读者推荐一系列最新出品的好书名单。在选书时依旧坚持了书评周刊“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的一贯标准。同时我们也开始在多个城市的书店对书榜进行了线下的展出(展出信息见书榜后),欢迎读者朋友们关注、前往。

《生活艺术》

作者: [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鲁擎雨、姚晨辉

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如果一盏台灯、一栋房屋可以是艺术品,人的生活为什么不可以?”福柯晚年的发问,也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生活艺术》中观察与批判的对象。

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指出,个性化社会的一个特征在于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工作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它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而这本《生活艺术》延续了《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的批判性分析,只是把分析对象从生产与消费的社会过程转移到了更具象化的个体生活领域,进一步思考所谓生活艺术的目的——“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个人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鲍曼的作品总会给人带来一种摆脱不了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来自于无时不在的、不确定的、反复无常的自我与外界。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流动的现代性”中,过一种艺术般的生活既不是公理,也不是劝诫,而是在陈述事实。每个人不得不成为艺术家,需要不断地创造和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方式。

《寻找裴斯泰洛齐》

作者:徐平利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5月

‍‍推荐理由:

裴斯泰洛齐者谁?教育家、哲学家,18世纪启蒙年代的瑞士人。若是要在教育家上加个前缀,好使人们知道他是从事何种教育或给予哪方面教育以精神遗产的教育家,翻开教育史,这个词可能是“儿童”,也可能是“平民”。翻开这本《寻找裴斯泰洛齐》,读者会发现:哦,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他是职业教育的开创者,是“职业教育之父”。他在乡村投身于工业教育,职业教育是其终身工作,遗憾的是,他的这一身份反倒不被后人熟知。他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主张,在工业革命和机器崛起的效率主义扩张之下曾得到部分实现,最终却不可避免地被遗忘了。他的这种“失落”,则是职业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写照。

职业教育是为工业生产线或服务业输送一批接一批的“合格产品”吗?大概被认为是的。学校的教育目的是让他们快速掌握某门技术,与机器配合,以一技之长谋生。在过去,一个人的一生或许都不会经历一次产业的、经济的周期,当“大迭代”来临,有的产业兴、有的产业衰,一门技术可能再也无法伴随完整的劳动生涯。比如当“直播带货”成为一种时髦,职业教育也只好顺应潮流加上直播课程。

徐平利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他见证了职业教育的努力,也目睹了其困境。他在教育史上找到了裴斯泰洛齐,希望把他带回现代人的视野。

裴斯泰洛齐不是一个聪明的人,甚至有一些笨拙,他的文法不算好,谈吐也不如其他人那么优雅、清晰。来拜访他的人见他衣着破旧,不像教育家,倒是像一个落魄潦倒的失业者。或许用乞丐来形容也不为过。他本人则说,“我像乞丐一样生活,为的是教会乞丐像人一样生活”。拜访者则称呼他“高贵的裴斯泰洛齐”。他把职业教育的内容定为“日后幸福所需要的一切”。在他的职业教育里,“一个特定职业的教育必须服从于普通教育的普遍目标,职业教育实际上就是公民教育、生活教育和基础教育,它是生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命运的土壤里面的完整统一的生命体”。在职业教育实际演变为有关身体和技术的培训之后,他说的生命教育已经不复存在。他还曾前往德国与费希特等人谈席勒、康德、卢梭的哲学、教育,这种实践哲学和职业教育的相遇此后在全世界都没有了。

当一个学生因为考试分数“不得不”去职业学校成为(初中毕业后上“职高”的)中专生或(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大专生,从学生到家长似乎都进入了某种无法跳出的落寞之圈。连职业教育的师者也是如此,仿佛他们只专于技能培训,要是也做一点关于哲学的、思辨的工作,也希望参与到学术界和读书界的讨论之中,那么无形的身份边界就会出现。作者在有关效率、技术、生命、人、职业、道德等诸多关键词的论述之中,为职业教育的意义作了辩护。

2024年,中专生姜萍因为参加数学竞赛取得高分而备受关注,职业教育一时成为众人参与的话题。这是更多讨论的开始。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从启蒙主义到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话语的转向”——所说,或许唯有以人和生命为方向的教育范式才能让职业教育在“文凭社会”和“人工智能”的种种围困中突围。

《梦游人》

作者:[奥]赫尔曼·布洛赫

译者:黄勇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赫尔曼·布洛赫1886年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成功的纺织品制造商;1927年,为了专心写作,布洛赫卖掉纺纱厂;1938年,犹太人身份让布洛赫难逃纳粹迫害,被捕入狱;出狱后布洛赫和他的众多同胞一样开始流亡生涯,最终落脚美国,于1951年去世。

1931年出版的《梦游人》是布洛赫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受到米兰·昆德拉的极力推崇,无论是小说结构上、“崭新的看待人的方法”上,还是对“象征思维”的理解上,都给他带来启发。正如昆德拉所说,这部三卷本、长达900多页的小说的连贯性不依赖于人物,而是“主题”的延续性。这一“主题”布洛赫在第三卷《1918年:胡桂瑙或现实主义》中有明确的阐述,即“价值崩溃”。虽然在第三卷插入十个哲学论述般的章节确实降低了阅读小说时的愉悦感,但这种论述符合布洛赫个人对一部艺术作品的预想,也与他对“哲学”的一贯追求相契合。

在第三卷的《价值崩溃(6)》一章中,布洛赫回眸中世纪,那时,还有一个“价值中心”存在:“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都紧紧依附于这一中心,世界显得井然有秩且和谐。而在整个社会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各个价值领域也逐渐彼此分离,以至于士兵有士兵的逻辑(或说价值体系),商人有商人的逻辑,画家有画家的逻辑,政客有政客的逻辑,每一个都是自主的,然而,“糟糕的是,如果在刚好保持平衡的各个价值领域之间出现这种冲突,且有一个价值领域获得了优势并发展壮大到超越所有其他价值……这种优势会席卷世界,席卷并消灭所有其他价值,就像一群蝗虫掠过庄稼地一样。”这一点,如今的我们绝不会感到陌生。也许更糟糕的是,就像布洛赫在《价值崩溃(10)》中所说,“价值崩溃中最小的碎片单位是个人”,当一个碎片化的个人独立于任何价值,其行为就失去了任何准则和底线,“只能由非理性支配”,第三卷的主要人物胡桂瑙就是这样的人,至少在小说主体故事发生的时间段内是如此。

分崩离析是一个过程,布洛赫在历史中选取了三个时间点和三个主要人物来展现这一过程的发展,以及每个人的应对方法。第一卷《1888年:帕瑟诺或浪漫主义》的主人公约阿希姆·冯·帕瑟诺出身于贵族地主阶级,后从军成为军官。与帕瑟诺相关的首先是制服,“制服就像一个硬壳,将外界和个人既紧密连在一起,又明确分隔开来。这才是制服真正的作用,即表明和确立这个世界的等级和秩序,不让生活的界限模糊和消失……”帕瑟诺试图依靠制服来抵抗价值混乱的不确定的世界。而在小说主体,也就是他的三角恋故事中,妓女鲁泽娜和同为贵族阶级的伊丽莎白成为帕瑟诺主观投射出的一种象征。鲁泽娜感情热烈、自由奔放,帕瑟诺迷失其中,但最终,帕瑟诺还是选择了在他眼中具有圣洁光环的伊丽莎白,两个没有爱情的人组成了基督教家庭,也是帕瑟诺“皈依上帝的信仰承诺”。第二卷《1903年:艾施或无政府主义》,公司小职员艾施同样试图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一个可以分辨善恶的标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孤独灵魂的托盘,甚至一个可以拯救世界的途径。但无论是他的放荡,还是举报他人的行为,都显示出其自身的分裂和混乱。在对一个他所谓“纯真无罪”、正义、自由的新世界的狂想中,艾施构建起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个人幻觉,最后被胡桂瑙杀害。1918年,世界正陷进彻底的无序和残酷中,曾经的生意人、如今的士兵胡桂瑙当起逃兵,开始四处游荡,后来遇到帕瑟诺和艾施。与两人不同,“钱”(和其他自我欲求)是胡桂瑙的核心追求,为此他可以无所不作,诈骗、杀人、胁迫女性对他没有造成任何困扰,仿佛这一切只是一场偶然的游戏。至此,价值崩溃跌至谷底。

不过在小说最后,布洛赫认为,“价值依然会永远重生”,并给“人类的合一”(或说救赎)保留了必要的火花。

《战斗吧,蝗虫博士!》

作者:[日]前野·乌鲁德·浩太郎

译者:曹逸冰

版本: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烈日、沙漠、蝗虫、骆驼、拟步甲、蝎子、刺猬……赌上自己的人生,远赴撒哈拉,只因为蝗虫就是作者朝思暮想的“热恋”对象——只因为他“好想被蝗虫啃哦”。这是一部充满了热血、梦想以及现实窘境的“中二昆虫博士”爆笑之作,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年轻研究者的冒险故事,当然,它还是一部酣畅淋漓的沙漠蝗虫科普佳作。

因为深受法布尔《昆虫记》的触动,想要体验到“虫子爬满全身”的感觉,原本对蝗虫过敏的作者前野·乌鲁德·浩太郎,从小学起便立志于成为一名昆虫学家。为此,作者研究起了蝗虫,拿到了博士学位,却发现这条通往昆虫学家的道路有一个从未设想过的难题——蝗灾在日本几乎绝迹,研究蝗虫的必要性很低,找一份与蝗虫有关的工作简直难于登天。初出茅庐的他只得远离家乡、告别朋友,义无反顾地前往非洲毛里塔尼亚,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干旱,蝗虫骤然销声匿迹。书中,作者深入非洲沙漠,以幽默风趣的笔触如实记录了自己悲惨又好笑的“撒哈拉追蝗记”,再现了真实的“蝗虫博士”一线调查,用轻松、易读的方式介绍了沙漠蝗虫的生物学奥秘和防治技术。环境恶劣、语言不通、研究经费即将见底,甚至险些命丧沙漠,作者一次次面对残酷现实的抉择,同样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人生启迪。

《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荣耀与悲情》

作者:宋明蔚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单读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在现代登山运动中,喜马拉雅式登山和阿尔卑斯式登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相比较之下,阿尔卑斯式登山更强调登山者的自给自足,他们凭借较为简单的设备,以相当快的速度挑战难度很大的山峰。处在公众视野中心的,往往是大型、官方,甚至带有政治属性的喜马拉雅式攀登。与之相对,无数的自由攀登者只是默默地挑战自身的极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有的人从清华这样的名校肄业,有的人失去高薪工作、居无定所,还有的人与家人矛盾重重。非虚构写作者宋明蔚的这本书,正是为这个隐秘的群体立传。正是他们,书写了中国过去二十年来最壮丽的登山史诗。

任何曾经为某种超功利的目标燃烧过自己的人,都会发觉本书的迷人。登山者的故事不仅仅关于攀登,更关于人类超越自我的激情,以及其与“安全”的关系。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两名登山者马一桦和刘喜男在一次攀登的过程中遭遇意外,刘喜男不幸身亡。此后,相关的论坛开始不断对同行的马一桦进行攻击,有人质疑其攀登策略,有人责备其没有尽力救助。即便极力自证清白,马一桦仍然感到身心俱疲。刘喜男朋友对此的一段评论引人深思:主流文化永远需要刘喜男这样的攀登者,但仅仅是在它需要的瞬间。主流文化永远是自私的,像这样永不低头、执着向前的攀登者,注定会成为主流文化的牺牲品——他的死亡,会成为主流文化炫耀自己价值观的功勋章。

这种主流的价值观,是安全,或者是形式上更为崇高的对生命的尊重。我们不可能回避的一系列问题是:有时候,挑战极限与尊重生命之间确实存在张力;活出自我,与承担责任之间,也难免冲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们也都感受着来自自我与来自社会价值观两端的拉扯。自由攀登者的故事,交织着荣耀与悲情,也牵动着我们对这种拉扯的思考。

《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

作者:洪涛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现代小说的诞生,常常被认为也是现代个体意识萌芽的征兆。在本书作者洪涛看来,区别现代小说与其他体裁作品的关键,就在于文本中个体性或个体自我意识之有无。不过,个体并非活在真空之中,个体意识之发展,与其所受的限制乃至社会规训、社会控制密切相关。从斯威夫特创作《格列佛游记》的18世纪,到卡夫卡、奥威尔的20世纪,这是一个个体的自我意识不断得以发展的历程,与此同时,这也是现代国家系统从降生到成熟的过程。而这三篇代表文本,也成为本书的线索,作者借此深入剖析了现代官僚制度等一系列关键的政治哲学命题。

奥威尔的《1984》是本书重点分析的文本。在作者看来,《1984》中无孔不入的权力是通过“看”的闭环实现的。小说的开头,“老大哥”“看”着温斯顿,到了结尾,被权力驯服的温斯顿“回看”向了“老大哥”。而如果追溯权力思想史,从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到福柯的精神病院,“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的能力,同样也是权力的核心隐喻。如果说在这些文本诞生的时代,类似的权力模型更多是一种对未来人类的警示,那么在“未来已来”的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让权力对个体的征服与渗透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独辟蹊径,选取现代小说作为线索质询政治问题,蕴藏着更多现实关怀:如果说现代小说曾经从古典的秩序中解放了个体意识,那么如今,小说给人们提供的批判力与想象力,依旧可以让人在现代技术与权力的联合制约中,尽可能地寻求解放。

《我的家》

作者: 九儿

版本:蒲公英童书馆|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讲述世代生活的土地上那日常又不普通的生活,一向是经典绘本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原创绘本领域,也有许多创作者在做这方面的探索。《我的家》是绘本作家九儿基于自己儿时在东北乡下的生活创作的故事绘本。讲述了东北黑土地上普通的一家人劳作、玩耍与生活的故事。他们春天播种,夏天吃瓜果、采野菜,在太阳晒热的水里洗澡,秋天收割粮食、晒玉米、存土豆、腌酸菜、做黏豆包……到了冬天,“黑土地需要休息了。黑土地上的人们,也该歇一歇了。”

在这本绘本中,九儿的图文像散文诗般在黑土地上漫游,打破了大部分绘本固有的叙事节奏,将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其中,轻松愉快又带着脚踏实地的“重量感”。家庭生活是那么亲密,人们吃着自己种的粮食,以“年”为单位耕耘与生活,他们依仗着土地,如同土地上长出来的植物一样丰茂。他们所经营的生活是那么热闹、充满汗水又生命力十足。那种脚踏实地生活的氛围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关系,融入字里行间和一幅幅画面。

《鸡蛋讲的故事》

作者: [日]盐谷真实子

译者: 彭懿

版本:爱心树童书|新星出版社

2024年7月

推荐理由:

想说的话说不出口、想做的事情难以去做、被人指点了不满却咽了下去,这样的生活过久了,哪怕是鸡蛋,也会觉得自己的“蛋黄错位了”。《鸡蛋讲的故事》是关于突然发现自己能说话、能走路的鸡蛋的三个带有超现实色彩的小故事。这个鸡蛋幽默,有超出常人的思辨,还有不假思索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果决作风。一天,鸡蛋睁开了眼睛,他第一次走路,他叫不醒其他食物,于是一口咬醒了一颗棉花糖,两人从橱柜上走下来,出发去探险,对每一个对他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的家具重拳出击。

与其说这是一本只给孩子看的图画书,不如说大人更能从中看出幽默与快意。不说出自己所想的,就不会有人明白,不拒绝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就无法理直气壮地活着,道理人人都懂,但恐怕只有鸡蛋能为了不让自己的“蛋黄错位”而果断出击。作者盐谷真实子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场景,讲述了一个超现实的故事,大胆地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拒接一切成规的“反派角色”,讲述了令人掩卷沉思的悠哉故事。

《空谈》

作者:林垚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空谈》收录了青年学者林垚近年来发布的三十余篇文章。全书细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结合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引发全球关注的多个热点事件,从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角度探讨具体事件中的核心逻辑。中卷则聚焦美国政治的诸多切面,从美国大选暗战到美国社会内部的警察暴力与身份政治议题,全方位透视政治在实际语境中的内涵与实践。下卷则将视线拉回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相关话题。

这些文章串联起互联网初兴以来,中文世界公共讨论的话题脉络。各篇章均从哲学层面切入具体议题,重视理性说理与逻辑推演,论证层层递进,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更为如今日渐单向极化的公共舆论场提示了一种公共说理的尺度与广度。如何让公共讨论最终不致流于“空谈”?除了雄辩的说理外,更重要的大概是敏锐的道德感知和面向公共世界的人文关怀。诚如作者在序言末尾与读者共勉:“浊世不孤应不默,书生无用肯无为。”

《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

作者:肖铁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汉语中一直有关于无名之“众”的说法,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群众”才逐渐涌现为书写的对象,并以新的方式承载起既令人不安又耐人寻味的意义。群众的崛起,无疑是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最激动人心的核心叙事之一。但究竟“群众”指的是谁?或者说,在公共话语中“群众”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

在《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一书中,作者肖铁聚焦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哲学、诗歌与心理学文本,梳理该段历史期间“群众”是如何被发现的。该书关注的不是群众的社会构成,也不是群众运动的动员机制,而是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言说“群众”,如何为“群众”赋形。透过相关叙事话语的变迁,关于“群众”的描写背后,反映的实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以科学、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名义,言说各自的激情与焦虑。这种既期望融入集体,又希冀保存自我感知和反思能力的割裂,一直是知识分子与群众、个人与集体关系中极富张力的主线之一。而该书也在历史的纵深中揭示了这对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每个人如何通过自我批判来改造群众,这曾经是20世纪群众政治的一大核心问题。

《她是幸存者》

作者:[美]格蕾丝·赵

译者:陈磊

版本: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我这一生中至少有过三位母亲。”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韩裔美国社会学者格蕾丝·赵(Grace M. Cho)称,这是一本为母亲而写的“文学葬礼”。格蕾丝的母亲代表的是从1945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为美国军队提供性服务的约一百万韩国女性,以及嫁给美国男人并移居美国的十万韩国女性。

在格蕾丝的记忆中,儿时母亲曾是家里的支柱,她以一手精妙的厨艺与时刻体察他人的姿态搭建起她与女儿在异乡的生存空间。那时,这个家的父亲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出海,没有人知道这位母亲如何一步步在不属于自己的社区拉扯起家庭。到了格蕾丝15岁,勇猛精进的母亲却突然被确诊“炫彩精神病”。当她说出昔日曾被跟踪、骚扰、迫害的经历时,周围人都觉得这是“疯话”。直到30多岁的女儿开始为母亲做饭,从更广阔的角度回看母亲的一生时,才逐渐发现那些“疯话”最初完全是出于理性并基于现实。在格蕾丝与“第三位母亲”的相互救赎中,一段被压抑的家族历史徐徐揭开。

这段历史不只关于个体的经历,也是深陷其中的个体与世代、地缘政治暴力与系统性压迫的历史残留。这种残留甚至曾化作禁忌的幽灵,融入家族的跨代记忆之中。从这个角度而言,书写就是驱散幽灵的努力。在格蕾丝看来,困扰人们的从来不仅是创伤本身,更是人们对创伤所秉持的缄默。那些“社会认为不值得为之流泪的人”,同样也有波澜壮阔的一生。

《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

作者:[美] 阿曼达·蒙特尔

译者:李辛

版本: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太娘了”、“婆婆妈妈”、“跟娘们似的”,这些表达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每当我们想要贬斥一个人时,总能想到许多与女性相关的脏话。我们从一出生就在学习语言,但我们为什么这样说话?性别是否会影响我们讲话的方式?日常语言中是否也存在着性别偏见?语言本身是厌女的吗?语言学家们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从最简短的字词到最广泛的会话,语言的每个角落几乎都与性别有关。长期以来,这些性别偏见在语言使用中相当隐蔽,且不太被在意。直到近几十年间,它才日渐引起注意。

美国语言学家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在《语言恶女》中挑战的正是我们最习以为常的语言。蒙特尔的研究指出,许多脏话最初并不“辱女”;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喋喋不休;八卦从来不是女性的专属。而这些表达的偏见,是我们的文化和日常的实践改变着语言的结构和内涵。《语言恶女》试图击破语言背后的父权结构,游刃有余地发挥语词的力量,用重新定义的语言创造每个人都能得到尊重的世界,掀起一场语言女性主义。《语言恶女》也可以教会我们怎样性别友好地称呼他人,如何轻松自在地表达自己,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思考语言的陷阱,认识语言的力量。

《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

作者:张向荣

版本: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梁冀这个名字,对不熟悉东汉史的人来说相当陌生,但他在东汉史中扮演的角色却举足轻重。安定梁氏一族早在东汉肇建,就是辅弼光武帝成就中兴之业的勋贵之门,光武帝的女儿嫁给了梁氏之子,梁氏更有一位女性入宫成为汉章帝的妃嫔,并诞育了汉和帝。凭借与皇室之间的姻亲关系,尽管在权海中几经波澜,但梁氏家族最终能起而复振,梁冀的妹妹成为了汉顺帝的皇后,他的父亲梁商被拜为大将军。家族的荣显像瀑布一样加在了梁冀身上,他继承了父亲的大将军一职和梁氏在朝堂上的巨大影响力,梁氏一族的权势也在梁冀手达到顶巅。在妹夫顺帝死后,梁冀在成为摄政太后的妹妹支持下,擅权长达十五年之久。后世史家将梁冀擅权描述为一段黑暗恐怖时期,指控他毒杀了斥责他是“跋扈将军”的年幼汉质帝,以诬枉之罪杀害了两名广受朝野士人爱戴的名臣李固和杜乔,并将他们暴尸示众。对那些胆敢批评指责之人,梁冀更痛下辣手,从贵为侯爵的耿承到年轻的士人袁著,无一不被施以残忍的报复,更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林林总总的罪行,勾勒出一个贪婪跋扈、狭隘残暴的权奸嘴脸。但令人惊诧的是,这样一位对权力如此迷恋,作恶无所顾忌的权臣,仅仅一夜之间就彻底倒台。史书记载中被梁冀长期监视的汉桓帝,只是临时拼凑了一千多人的军队包围了梁冀的宅邸,梁冀便在皇帝的诏书前顺从地上缴了大将军印绶,旋即自杀。

“曾以为他是一只虎,至少也是一头恶犬,没想到最后关头竟然像猪”,在《三国前夜》中,张向荣如此评价梁冀的倒台。梁冀的下场在全书的192页,刚好是全书的中间。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冀倒台才是本书真正的开篇,全书的前半部分,从汉章帝建立起一整套东汉家国一体的治理体系,围绕着皇权的六大政治家族的形成,察举制改革与士人的进退,最后都直接或间接成为了梁冀十五年擅权和倒台的背景,梁冀近乎僭主的专权,成功得罪了皇帝、宦官和士人三重势力,他的倒台虽然如溃堤之速,快得令人不敢置信,但正是这三股势力合流发力的结果。

同时,也正是梁冀的倒台,开启了东汉历史的一个全新的时代。如作者所言,梁冀擅权之前的东汉,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及至顺帝,东汉确立了一套作者称之为“秦制—儒教”的政治体制,在这套体制平稳运行时,身居禁宫的帝王与在朝或在野的士大夫之间,都能在这套权力体系中找到自己所处的角色,两者之间的外戚和宦官,道理上处于权力体系的灰色地带,但他们却在实际政治运作的天平上起着砝码的作用,只要四者各安其位,那么这套体系就能顺利运作下去。而这套权力体系最大的漏洞或许在于帝王本人扮演的角色,他既是秤盘、也是砝码,同时还是天平本身。

梁冀擅权本质是一颗不安于位的砝码企图篡夺天平的权力,而在他之后,外戚这颗砝码已经近乎被弃,受到威胁的皇帝却从禁宫直接走上权力舞台的中心。桓帝诛除梁冀后所建立的体制,表面上看,是被后世称为“宦官专权”的政治更昏暗的时期,士大夫与宦官集团之间的争斗激化为两次党锢之祸,但仔细审视这两场所谓宦官与士大夫的争斗,就会发现其真正的实质,是从梁冀擅权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的桓帝及其后继者灵帝,以绝对君主的意志亲自下场整肃士大夫集团。宦官的权力,来源于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共生关系。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对立,超越了权力之争本身,成为了家—国之间的对立。东汉前期建立起的相对均衡的权力体系,被皇权肆无忌惮地扩张彻底打破,士大夫——党人也因为被皇权支配下的体制所排斥,因此在地方社会生根发芽,逐渐生长为一股新的足以与皇权相抗衡的独立势力。而这也成为了后来汉末天下崩裂、群雄割据,三国鼎立的肇因。

本书的结尾,便是灵帝死后,那场著名的对宦官的屠杀。那是外戚、士大夫与宦官最后一次血斗,也是小说《三国演义》第二回的开篇——三国的血色黎明,就这样到来了。

《萧关道》

作者:胡成

版本:理想国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旅行总是希望有所得,至少游记中都是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就像背着空空的行囊上路,回程时背着沉甸甸的见闻和感悟,如此,方是不枉此行。但胡成的《萧关道》,却是一本关于失去的书。在这条从西安通往西陲前哨兰州的古道上,每一步都是在失去中前行。无论是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还是活在当下的那些人和他们的经历,都在西北古道上日复一日的风尘中悄然而又无可奈何地消失。

踏上这条古道的人,自古而来,似乎就是要承担失去的命运的,留下旅途日记的人,太半是远谪西北的宦途失意客,他们失去了过往荣华,失去了满腔抱负,失去了炙手可热的权力,有的甚至失去了回还的希望,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与自己过去的告别——当然,旅途的见闻可以作为失去的弥补,但这一切终究也会失去。因为不仅失去的是人,就是看似坚实的地方本身,也会失去。就像作者笔下的醴泉,那里是后周的醴泉宫,是隋唐的醴泉县,元明之际筑起城墙,但到1935年编撰《重修醴泉县志》时,那高峻的外城城郭已无踪迹可循,再过22年,孑遗的内城五门与城垣也拆除殆尽,五年后,失去了城池的醴泉,与其他十二个州县,一并失去了它们传承千载的城名。当胡成来到这里时,醴泉早已成了消失在历史中的一缕烟霞,当他去问询县医院旁长椅上的当地的老人,给他们看旧县志上的旧地图,试图找寻这座古城曾经存在却已失去的痕迹时,那些老人的回应是“全无所知”。记忆也终究会失去,人也一样,就像那位姓董的老汉,他生于1938年,正是《重修醴泉县志》编撰完成后的第三年——这当然与他无关,他此生也应该从未见过这本书,他进城来,是因为他八十二岁的老伴走了,“今年下半年,整三年”——“死了再回去,埋在一起”。

醴泉县的经历,只是这本书中琐碎的一页——这本书本就是由这些琐碎组成的,那些古人的琐碎,那些今人的琐碎,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们终将隐入古道风尘之中,成为无数失去中的一个又一个失去的存在。在这条古道上,胡成拍下了许许多多终将失去的面庞,在那逝去的大唐王朝的陵寝旁的新安村,胡成为一位给他指路的老妇潘姨拍下了一张照片,那是2008年4月15日。2023年的5月13日,胡成回来了,潘姨还在,在那逝去的岁月中,她也失去了自己昔日的容颜。在那昔日落满柿子叶的地方,搭起了一座新的彩钢瓦棚,潘姨笑着告诉他:“放我们的材”。当胡成告别时,她忽然似真似假地说道:“下次再来,你带我走吧?”

因为失去的不可避免,所以在失去前留住几分记忆,才弥足珍贵。哪怕是被遗忘遗失在角落里的记忆。清代贬谪赴戍西北的文士祁韵士,将他谪戍之路所写的诗稿整理起来,“志不忘”,算是一位文人消极地与遗忘作着常规周旋。虽然他的身影在历史暗尘中失去了踪影,但他的诗稿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一些他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让我们知道当他行至邠州行馆时,有一位邻家女孩,攀着行馆的土墙,踮脚望着那墙中的牡丹,怯生生地向站在院中的祁韵士,乞求一枝花——“她人生漫长,只此瞬间”。

因为知道终将失去,因为知道只此瞬间,也未必留存于世,因此,在那被荒草埋没的古道上,那一个个明知走过的足印,明知迈向失去的足印,终于找到了它们的意义。

《虚无主义与技术》

作者:[荷]诺伦·格尔茨

译者:张红军

版本:六点图书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

推荐理由:

在“上帝已死”的时代,“虚无”成为一种每个人都需要应对的精神挑战。荷兰哲学家诺伦·格尔茨对虚无主义这种思潮提出过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论断,比如他认为,与惯常的认知可能不同的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极力追求意义的人却有很大的概率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因为当人们预设了生活必须追求意义,就很难不在一个个终极意义已经失落的世界一次次遭遇冲击,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任何一种思潮或是观念都不是仅仅存在于真空之中,在格尔茨看来,现代技术的发展与虚无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互动。不过,格尔茨的技术批判并未止于“是否可能宰制人类”这类较为常见的思辨,他在《虚无主义与技术》中追问了一种“技术思维”的起点:当人类希望不断地、彻底地解决眼前的问题时,我们就会想到要发明一种技术。我们希望问题消失,不必直面与它有关的任何困扰。技术的思维是彻底解决,而非共存或直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与虚无主义——尤其是尼采的相关论述——发生了最为深刻的连接。通过激活尼采的虚无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对数据设备、网络点击狂欢等现实现象的分析,格尔茨重新探索了一个高技术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对诸如“智能穿戴设备是否是对生命的替代?”“网络喷子为何猖獗?”“搜索引擎有什么隐患?”等迫切的技术焦虑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绥靖时代:希特勒、张伯伦、丘吉尔与通往战争之路》

作者:[英]蒂姆·布弗里

译者: 吕芃

版本:后浪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

推荐理由:

“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做什么?”“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老掉牙的笑话如今已经鲜为人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并不算个笑话,而是在陈述事实——二战爆发前的那些年,几乎所有的焦点都聚焦在如何阻止战争爆发上,为了和平,不仅政客们殚精竭虑,民众也几乎是万众一心。1938年9月30日下午五点钟,发生在伦敦赫斯顿机场的一幕,足以说明一切。那天暴雨刚过,但聚集的人群依然热情不减,当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机舱门露出头来时,迎接他的是高达九次的欢呼,在前往白金汉宫的路上,民众的掌声与喝彩接连不断,BBC广播员称这是“我见过的最难忘的景象之一”,伦敦城内民众的喝彩欢呼是“最美好的自发行动”。张伯伦成了当时英法两国乃至彼岸新大陆最受欢迎的公众人物。商家推出的张伯伦玩偶销售火爆,9万人收集了《每日见闻报》的优惠券只为得到“一张凸印在盘子上的首相的照片”,还有超过两万封贺信被送到首相官邸,送给张伯伦的礼物从钓鱼竿、雨伞、鲜花到一架三角钢琴、观剧小望远镜,乃至“吉利的马蹄铁”以及一双荷兰木鞋。张伯伦甚至听说一位虔信基督的希腊老妪一直把一个有小洞的木十字架当作圣物虔诚佩戴,现在却渴望得到“一点张伯伦先生雨伞上的东西”。

这恐怕是让今天任何一位政客都艳羡的民意支持率——更重要的是,这是自发而非组织起来的民意。蒂姆·布弗里在《绥靖时代》中细细点数了张伯伦所收到的狂热到近乎荒诞的民意支持,而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签署了《慕尼黑协定》。

《慕尼黑协定》在今天被视为绥靖主义巅峰,英法等国将捷克斯洛伐克当作一尾抛下船的小鱼,用以安抚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并且自以为为世界带来了——按照张伯伦在舱门前对欢呼人群发表的那段演说的原话“我们时代的和平”。但结局如我们所知,不到一年,希特勒便发动对波兰的战争,并与苏联一起瓜分了波兰,终于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张伯伦的那句名言也成了插在绥靖主义上的一根带有倒刺的毒箭,绥靖主义被挂在了历史的路灯杆上,时不时就被拿出来嘲弄鞭挞一番。而当时对绥靖严厉抨击的丘吉尔等人,却成了早已洞破希特勒野心的先知,当丘吉尔在听闻慕尼黑协定即将签署后,看着那些为和平欢欣鼓舞的民众发出的那句慨叹“可怜的人们!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他们。”也成了一句预言。

但如果历史提供的只是这样的后见之明,那么历史的意义也就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结束。历史之所以会成为镜鉴和教训的原因,正在于当事件发生时,身处其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准确还是错误,所谓的潮流,所谓的趋势,可能仅仅是当下的幻象,无关于未来。就像当年为张伯伦签署《慕尼黑协定》而欢呼雀跃的伦敦人,不会知道一年后他们将面临什么一样。复盘历史不是为了改变历史,而是在历史又一次重演时,可以辨认出它是历史的重演,并且做出与上一次不同的选择。明了这一点,比那些历史的所谓后面之明更重要。

新书月榜,去往城市和书店

因书而遇。新书月榜。正在去往更多城市与书店。2024,期待更多伙伴和我们一起,通过新书月榜栏目,让好书与读者相遇!

Station 07

大庆·百湖城书艺馆|总有一部分就静止在那里

大庆,是一个不老的石油城。然而,等到经过的时间足够漫长,那工业的、坚硬的、败退的,却被这个城市过成了另一种生活——把弃置不用的抽油机改成长颈鹿的雕塑;在烂尾楼涂鸦《程艾影》的歌词,把那儿变成城市的取景地;以及7月里,那一湖又一湖每年都会如约而至的荷花……城市,从未停止向前,但似乎总有一部分就静止在那里——就像这个城市里的书馆,用文字码住过往,有念,不忘。

Station 12

武汉•境自在书店|橙色的、红色的、蓝色的

在武汉,有三座色彩鲜明的大桥,它们过于庞大,以至于那贯通的橙色、红色、蓝色,有一种天然的热烈与明亮。但就像武汉的性格,阔大也是拍不出旷然与一丢丢冷寂风的——也如小境的十年,沉静的时光里,全是热烈的奔赴与向往啊。

Station 13

秦皇岛·龙媒书店|短暂的永恒

龙媒书店所在的城市秦皇岛,似乎是一个短暂与永恒交汇的城市。海、木佛、开埠地港口、雨后的电力博物馆红楼,还有伫立在礁石上的灰白色的海燕——这只是它短暂的停留地,但那面朝大海、站立的姿态却有一种永恒之感。龙媒书店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也是如此吧——我们在这里遇见一些书,短暂逗留过,却有一些事物永远地留在了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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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编辑:荷花、张瑶;海报设计:师春雷;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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