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洋绘画和东洋绘画在画派变化上有显著差异。西洋绘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画派变化非常剧烈。每一个新的画派几乎都是通过推翻前一个画派而兴起的。例如：写实主义，在题材上与之前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完全对立，推翻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19世纪中叶占据主导地位。而印象主义则在技法上与之前的写实主义完全对立，推翻了写实主义，在19世纪末叶得势。

《艺术家的工作室，一个概括我七年的艺术和道德生活的真实寓言》，库尔贝，1854年至1855年。

2、相比之下，东洋绘画的变化没有西洋绘画那么剧烈。虽然东洋绘画也有不同的种类和派别（如中国的南宗和北宗），但这些派别之间的差异较小，变化不大。各个派别各有其长处，并且能够共存，不会像西洋绘画那样通过打倒旧派来建立新派。

3、西洋画派的变迁，竟如夺江山一样，即某一画派在得势期间，绝不允许旧派在画坛上占有地位。例如，在米勒和库尔贝鼓吹民主主义和赞美劳动生活的时代，没有人再愿意画《拿破仑加冕式》这样的题材。在推崇光线与色彩的莫奈时代，没有人再选择米勒的画题或刻画库尔贝的线条。

《午休》，米勒，1866年。

4、所以西洋画派的变迁可以看作是一次次的革命。古典派、浪漫派、写实派、印象派、点描派等虽然各自有不同的特点，但它们的变革相对较小，主要还是以客观物象的细致描写为主。这些画派的作品通常与实际物象非常接近，类似于照相。

5、后期印象派则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它不再拘泥于客观物象的忠实描写，而是开始注重画家的主观内心表现。这意味着，后期印象派的作品不再与实际物象完全相似，而是带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样子。这种风格受到了东洋画（如中国画）的影响，因为东洋画不拘泥于形似，而是追求表现的意境和主观感受。

《窗帘、水壶和水果》，塞尚，1894年。

6、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点描派）虽然在文字上与后期印象派有联系，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印象派和新印象派仍然注重客观的表现，尽管它们更关注瞬间的印象和光线的变化。而后期印象派则完全抛弃了这种客观性，转向主观表现，开创了西洋画的新纪元。

《午休（米勒摹作）》，梵高，1890年。

《乌云下的麦田》，梵高，1890年。

7、后期印象派有时也被称为“表现派”，而后来的表现派则被称为“后期表现派”。这种名称上的混淆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认清这些画派在艺术史上的革命性地位。总之，后期印象派是西洋画史上最根本、最大的革命，它标志着从客观描写到主观表现的转变，其代表人物就是塞尚、梵高、高更和卢梭。

8、印象派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使人们的视觉从传统的绘画技法中解放出来，开辟了一条新的色彩观察路径。尽管印象派在视觉表现上取得了突破，但他们的艺术创作主要依赖于视觉感知，而没有充分体现个性和内心世界对自然的反应。

《甜点》，塞尚，1877年。

9、印象派画家虽然具有个性，但他们更注重追求太阳光与空气的再现，而非强调个人对自然的解释。因此，尽管他们的作品在个性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追求光与空气的共通法则上是一致的。这种追求被称为“外面的写实主义”，即过于依赖视觉而忽视了内在的思考。立体派画家批评印象派和新印象派过于重视视觉，而忽视了内在的深度。为了回应这一批评，后期印象派应运而生，他们试图在印象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内在的表现。

《葡萄和核桃》，西斯莱，1876年。

10、研究如何将太阳的光线最完美地表现在画面上，实际上是探讨“再现”的境界。所谓再现的境界，意味着作品的价值是相对的，取决于画面色调效果与太阳光线效果的相似程度。印象派作品的价值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来确定的，即描绘的物象与描绘结果之间存在相对关系。

《韦特伊》，莫奈，1901年。

《白杨（秋）》，莫奈，1891年。

11、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其与外界物象的相似程度，而在于作者情感的直接表达。表现的艺术不追求对外界物象的精确模仿，而是通过作者的情感和个性创造出新的实在。这种创造是独立的，与外界物象的相似性无关。

12、例如梵高所画的向日葵并非向日葵的简单再现，而是梵高个人情感与向日葵这一外界物象结合后产生的新创造物。这种创造具有与“生”同等的价值。总之，表现的艺术强调的是作者情感的直接表达，而非对外界物象的模仿，其价值由作者的情感决定，与外界物象的相似性无关。

《瓶中的十五朵向日葵》，梵高，1889年。

《呐喊》，蒙克，1893年。

13、“表现派”和“表现主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后期印象派的艺术家，还涵盖了德国画家蒙克、俄国构成派画家康定斯基以及近期的各种新画派。立体派等流派在其主张上也被视为表现派的一种。

《苹果和饼干》，塞尚，1895年。 塞尚曾说：“我要凭一只苹果震惊巴黎。”

14、后期印象派是指塞尚、高更和梵高等艺术家，他们虽然被归入同一“派”，但这个名称主要强调个性的自由表现，因此在艺术上除了都是“表现的”之外，并没有其他共通点。

《有高脚果盘的静物画》，塞尚，1879年至1882年。

15、塞尚的艺术突破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专注于光色表现的局限，他发现了空间的立体感，并强调这种感觉不仅依赖视觉写实，更需要心灵的感应和智慧的综合。在他的成熟作品中，立体感已不足以形容其艺术表现，而是通过空间的韵律活动，具体展现了宇宙的和谐与旋律。塞尚主张将自然界的一切视为球体、圆锥体和圆筒体等抽象形体的和谐组织，从而感受到宇宙的韵律构成，而非仅仅是光的舞蹈。

《星月夜》，梵高，1889年。

16、塞尚的画作表现出静寂和深思熟虑的观照，而梵高则充满热情，其作品常常反映出狂暴和激动的情感。梵高的创作过程中，有时甚至直接将颜料从管中挤出涂抹在画布上，显示出他异常紧张和热烈的情感。他的画作如麦田、桥、天空等，都随着他内心的情感波动而起伏。然而，梵高也有时表现出如同从热病中醒来的病人般的稳静和装饰美感，如他的“向日葵”系列作品所示。

《四朵向日葵》，梵高，1887年。

17、高更是怀抱泛神论思想的“文明人”，他因对文明社会中的虚伪和不自然感到敏感，决定逃离巴黎，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寻求纯真和自然的境地。1891年，他远渡塔希提岛，1893年返回巴黎。文豪斯特林堡曾批评高更描绘的夏娃不符合他的想象，高更则反驳说，他认为文明是病态的，而蛮人主义使他恢复了健康。他坚持自己描绘的夏娃是真实且美丽的，而文明社会中的夏娃若展现自然姿态，则会被视为丑恶和可耻。

《死亡的幽灵在注视》，高更，1892年。

《艾芮欧的种子》，高更，1892年。

18、高更在巴黎的艺术圈中感到不满足，决定前往南洋的岛屿，追求一种更原始、更自然的生活方式。他在这些岛屿上娶了一位当地的土著女子为妻，过上了他所谓的“赤裸裸的自然的状态”的生活。

19、尽管高更选择了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他依然能够在这种环境中发现并欣赏到美的魅力，甚至认为这种美的魅力比他在文明社会中所见到的更为强大。这种对自然和原始生活的追求反映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使他的画作具有一种单纯性和永恒性，摆脱了文明社会中复杂的智巧和不自然的元素。

20、高更的这种生活和创作方式不仅是对文明社会的一种反叛，也是他对艺术自由和纯粹性的追求。他在南洋的生活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对自然和人类情感的深刻表达。

《玛丽之月》，高更，1899年。

21、高更在印象派艺术中感受到文明社会的智巧与不自然，因此他追求更自由、更朴素的画境。他的作品具有单纯性与永恒性，通过极度单纯的形式和纯真的情感表现，展现了塔希提土人女子的永恒感伤，没有人工的粉饰，只有原始的闲寂。高更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他离开文明社会是为了寻求平和与安宁，创作单纯、真实的艺术，回归原始大自然，像野蛮人一样生活，像孩子一样思考，只运用创作艺术的原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