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同时又变革自身的伟大事业，科学家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承载者。爱因斯坦说：“很多人认为才智造就了伟大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我国著名真菌学家郑儒永先生，在后辈中享有“纯粹科学家”的美誉。她冰清玉洁的纯粹科学家精神，正是伟大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杰出”密码。

“永远不做违背国家利益、辜负人民信赖和有损自己人格的事”

郑儒永（1931—），原籍广东潮阳人，真菌学家。1952年转入华南农学院植保系；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担任研究实习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儒永长期致力于真菌分类的合理化与完善，主要研究小煤炱菌目、白粉菌目、毛霉目等目真菌的系统分类学。

郑儒永1931年出生于香港，父亲郑铁如是我国著名银行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为新中国的金融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母亲谢纫瑜出身名门，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虽为主妇，仍倾力参与了宋庆龄发起的抗日救国“一碗饭”运动。父母都是胸怀天下、满腔爱国激情的人，多年言传身教下，郑儒永自幼便认同每个人都应为祖国的发展大计贡献力量，一直对祖国怀着深沉的热爱心。她坦陈，在成长的关键期，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书中主人公保尔在凭吊战友时所说的那段话更深深镌刻在青年郑儒永的心里，书中浓郁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献身主义激荡着她青年时代的精神生活。

因此，在大学毕业面临分配的时候，虽然自己“很想到国外深造，父母也很早就为孩子们准备好大学后出国留学的费用”，但经过千般思虑后，郑儒永还是毅然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觉得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总觉得在刚刚解放、国家最需要建设人才的时候出国像个逃兵跑掉一样”，她选择了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工作，并且从未后悔。在她眼里，为百废待兴的国家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是身为一个中国人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她说：“我永远不做违背国家利益、辜负人民信赖和有损自己人格的事。”

服从分配的郑儒永，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一呆就是五十多年，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在科研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99年，郑儒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年里，时代的列车轰轰往前开，如今求学治学的环境有极大的变化，郑儒永却是这万变中的一个恒定，她依然秉持初心，一如既往。她虽然并不强求辛苦培养成才的学生们必须从事科研，但她要求学生们要正直爱国，要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守职责，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也是在这样炽烈的爱国心驱使下，郑儒永院士先后向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三次捐款共30万元，用于贫病脊柱患儿的手术救治。晚年时更将毕生积蓄150万元捐献给国家，在2019年成立了“郑儒永黄河奖学金”，用于激励青年科研工作者在真菌研究的道路上不负时光，努力向上。

郑儒永动情地说：“国家培养了我，中科院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再做一点贡献。”

“业精于勤，刻意求真”

科学是面对未知的无尽的探索，是揭开自然“面纱”的较真较劲。没有不变的发现模式，也没有恒定的预期路径，不变的只有对客观真理的不断探求和追寻。郑儒永对待科学研究始终保持着好奇求索之心，她思路开阔，善于思考，从而在研究领域取得累累硕果。1985年，郑儒永提出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保持了多年的国际领先地位；1987年与同时合作并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白粉菌志（第一卷）白粉菌木》，得到了国内著名专家的广泛赞誉。

她秉性里有股永不服输的劲头，如果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那就必须做到最好。她从小时起，学业每一科都是优异，在真光学校读书时门门优秀，多科第一，因而获得了真光学校那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保送名额，可以免试直接进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知名高校。这种锐意进取、矢志不渝的精神，在她做科研的时候仍然一以贯之，未曾改变。当被记者问到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会怎么做时，她信心满满地回答：“没有不可逾越的困难，任何科研问题越深入做进去就会越做越好做，而且越做越快。”她就是这样游刃有余。

她享受最终解决科学问题的愉悦，过程无论如何艰辛对她都不那么重要。她舍得用自己的力气和智慧，全身心都会扑在她喜欢的科研上，锐意钻研，毫不松懈，而天道酬勤，她总能得偿所愿，得到预期的结果。科学研究是一项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工作，最终做出什么成果来，是不可预期的，对于有的科学家可能一辈子也得不到一个满意的成果，郑儒永认为这“是自己努力得不够。我觉得你只要足够努力，足够勤勉和谦逊，钻之弥坚，矢志不渝，迎着困难上，总能有比较圆满的结果。科研问题越难，而你解决了的话，你这个工作就越有价值。我喜欢那些很难解决的东西。”

郑儒永写过一篇《分类文章的写作和发表》，里面“夫子自况”，道出了自己多年来潜心科研然而论文“产出”量并不高的缘由：

我的老师戴芳澜先生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他说话很少，而且很简短，但是有一些内容的话却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重复地说。例如，关于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方面就是戴先生最常提到的话题之一。戴先生常常告诫我们：“写意义不大的文章是浪费纸张”，“工作不深入或甚至有错的文章是害人”，“文章不在多而在质量”，“文章绝对不应草率投稿，必须再三修改”。我在戴先生身边工作多年，在许多方面深受教诲，特别是在文章写作方面受益匪浅。

尊重科学发现的规律，客观诚信，不浮躁求成，不急功近利，郑儒永的科研产出一直坚持着宁缺毋滥、精益求精的态度。这是一种沉稳安静、踏实治学的精神，真理至上、无问西东的精神。

追求真理，还意味着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不畏惧挑战前辈。郑儒永的学生、真菌学家白逢彦研究员特别强调了恩师身上这一显著特质：“郑老师是比较正直的，她认为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正确的，并不考虑对方有多大的权威，多大的地位，她会观点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对她的学生也是这样，不太顾及你的面子，但是她这些严格的观点仅限于学术。”

治学做事，她笃信一点：“业精于勤并持之以恒，刻意求真而终生不渝。”靠着这份勤奋、坚持、追求真理的执念，她收获了硕果累累的科研人生。

化作春泥更护花

科学是一项承前启后、不断超越的伟业，是甘当人梯的前辈和不断超越的后辈教学相长的过程。历史上伟大科学家的魅力和胸怀以及年轻人的努力和超越，对一个学科甚至一个学派的发展至为关键。老一辈的科学家是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很多更是共和国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也将这种风骨传递给了后辈以及更多的后来者。

郑儒永跟随治学严谨的老师戴芳澜和其它众多伟大科学家一道学习、工作，是被诸多严师带出来的高徒。而担任导师后，她秉承老师们的育人精神，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真菌学人才，为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她坦言自己招生时 “一般不会同时收很多，因为管不过来，我都是一个两个”，“因为教多，你教不出几个好的，还不如你教一个”，“能带一个成才一个”。这是对学生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真诚。她的教学刚柔并济，对学业要求严格，毫不放松，但具体过程中也给予细心的关怀和指导。她希望学生能维系并发扬对科研的兴趣，能跟她一样，在快乐放松的心态中将科研做到极致。

她曾经这样殷殷嘱咐过自己的学生：

科研工作是一项崇高的职业，对个人是要有所牺牲才能有所收获的，贪图享受、重视名利很难有所作为。作为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尤其要爱国。老一辈科学家如戴芳澜先生、邓叔群先生、方心芳先生等等都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放弃海外的安逸生活投身祖国建设。不要盲目的崇洋而留学。即使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和经历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在国内一样可以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要有勇于挑战困难的决心，通过自己努力做到最好。

这正是她对自己一生情系祖国发展、倾力奉献给国家科研事业的夫子自道，也是她将毕生工作经验凝练出来，最希望传递给后辈学生的精髓。

没有终点的跑道

2004年，郑儒永73岁，工作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拼命。一天早上，她躺在床上却怎样努力也起不来身。她意识到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15年前，她曾因脊椎问题就医，医生说她的病在10年内还会发作，并且会加重，不做手术就会瘫痪。这次，她终于服了软，手术过后，她的脊柱被“钉上”了2根钢柱，铆上了10颗钢钉，今后将不能像常人那样长时间坐着，上班则只能站着。

然而，病痛也不能让她有所退却，她选择了每天站立工作7个多小时，并一直坚持了十多年。

这么多年科研工作下来，她见惯了各种各样的难处，比如到偏远山村和林区采集标本，在野外经常风餐露宿，奔波劳苦。身体只要还撑得住，她就敢无畏向前。

她说过：“哪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你只要有兴趣，你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有难点，你才有动力去解决，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她还说：“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

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面前，付出没有终点，她永远在奔跑的路上。

来源：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