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成书于1990年，是孔飞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故事发生于公元1768年，即乾隆33年，这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盛世之一，康乾盛世。

清王朝的经济腹地——江浙一带，一位姓沈的农夫因为侄儿不孝顺要报复侄儿，所以找到当时正在修桥的工匠吴东明，请求修建石桥的吴石匠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敲打。据说这样做能勾去人的精气让人生病或死亡，即所谓“叫魂”。

原本就是一个小事，但是吴石匠有点茫然，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向官吏们汇报了此事。官府根本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于是知县大人打了姓沈农夫25大板。事情本来就可以这样结束了。但并没有，随后此事在当地发酵，很快就传遍江南各地。

结果叫魂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人们纷纷以这种方式来发泄对别人的不满，尤其看到陌生的面孔，一些游方和尚、道士、乞丐被举报。

这件事又传到了乾隆皇帝的耳朵中，乾隆皇帝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又听说割辫。辫子是清王朝统治的象征，割辫岂不是挑战统治？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彻查，敦促各地官员严密清剿，务必一网打尽。

闹剧愈演愈烈，为了邀功，官吏们纷纷发动了对“妖人”的大肆围捕。底层民众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为了活命，开始胡乱举报，互相伤害，互相举报、揭露、背叛。社会人心惶惶，不知所从，大量无辜之人被牵连，成了牺牲品。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要纠结的不是乾隆皇帝为了垄断权力，也不是官吏们为了保住乌纱帽乱杀无辜，更不是纠结专制社会中官僚制度的僵化，权力的监督。而是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那就是为什么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比如无家可归的乞丐，一些游方和尚、道士等成了这场荒唐闹剧的牺牲品。

乞丐、流浪者、游方和尚他们之所以会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在于底层互害。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无权无势最弱势的群体，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中，他们自然成为伤害的对象。这种底层互害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压榨。那么，为什么权力压榨容易导致底层互害？

底层互害的本质在于社会的专制，专制社会最容易滋生底层互相伤害。

因为专制社会中，权力垄断了一切，君主又垄断了权力，等于君主垄断了所有，凌驾于一切法律和制度之上，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人治取代了法治。

君主又是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官吏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的确定和行使，等于官吏的权力都是君主和上级授予的，所以他们必须依赖君主和上级。他们的任命和升迁在于君主和上级，他们的关注力自然在于君主和上级，一切以伺候君主和上级为根本，自然忽略对于底层和民众的关注。底层民众的诉求和利益得不到反馈和关心。同时底层和民众也没有监督权力。

所以第一层面，民众至于官吏就是弱势的，民众面对官吏的剥削和压迫，根本不是对等，官吏随时可以利用权势对民众进行碾压式的打击。官和民就形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难有正义可言。

其次，专制社会资源垄断，权力主导资源分配，导致社会严重分配不公。接近权力才能获得更多资源，意味着整个社会向下流动的资源会更少。这就是为什么孔飞力说虽然乾隆时期国力蒸蒸日上，经济向上发展，号称康乾盛世，但是社会却越来越拥挤，意味着一个更拥挤社会的形成。

清王朝的权力垄断，使得资源过度垄断。民众为了有限的资源，陷入到了残酷的竞争中。整个底层社会演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技场，每个人都在有限的资源而你死我活。为了抢到资源，或者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说为了个人利益，每个人都在以最坏的打算去揣测别人，最最快的方式的不择手段。当生存苟活成为唯一选择的时候，人性也将彻底沦丧，人性的自私、贪婪将会取代良知和爱。当官吏压力下来的时候，民众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将压力推到了最底层的乞丐、流浪者身上。

同时专制社会的等级中，君主大于臣民，上级大于下级，一级压一级。官吏之于君主不敢顶嘴，民众之于官吏不敢顶嘴，所以只好将这股心中的不满出在了比自己更弱的身上，一级级往下。

每个人都处在某一等级上，自己被等级在上的人凌辱，但也可以再去凌辱等级在下的人，即使是处在等级底层的人，回到家里，也还可以凌辱地位更为低下的老婆和孩子，而老婆也还有希望。等到“多年媳妇熬成婆”，又可以凌辱媳妇了。

所以说，底层不敢向上，只能向下，或者对同等级的人了。

总之，专制社会中的权力是压榨的，民众本身得不到关注和关心，诉求得不到解决；其次，权力垄断导致资源垄断，专制强权，奴隶和剥削之下，在资源有限的竞争中，底层民众早已将自私、提防和背叛作为生存本能。最后整个社会在权力垄断之下，严重的失衡，剥削、压迫加重，不平等加剧，社会失去了公平和正义，沉重生活泯灭人们的正直、善良和同情心，社会的怨气和戾气相当重。

本文参考文献：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