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头几年起，咱们新中国的外交那是风生水起，火得一塌糊涂。

1973年的时候，周总理虽然已经75岁了，但他还是国家的重要支柱，挑着沉甸甸的担子。

有一天，他跟平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忙活着手头上的事儿。猛地，一个同事急匆匆地闯进来，大喊：“总理，不好了，出大事啦！”接着，那同事飞快地把事情的经过给讲了一遍。

周恩来二话不说，把手头的事儿全撂下，紧接着就叫人开了个急会。

周恩来这辈子，在众多同事面前发火的时候真的没几次。当他瞅见那份报告时，忍不住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咱们周家这回真是栽了！”

周恩来平时很少生气，为啥那次会突然变得非常愤怒？他又为啥会发出“周家真是遭难啊”这样的感叹？

说到这事儿，咱得聊聊中国第一位派到希腊的大使，周伯萍。

【从粮食管家到驻外大使】

提到周伯萍，他这一辈子过得那叫一个曲折离奇。周伯萍的故事，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各种波折和挑战。一路走来，他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但始终坚韧不拔。他的经历，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剧，让人看了感慨万千。

1920年，他在安徽肥西县呱呱坠地，到了23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紧接着就投身到了著名的淮海战役等一系列战斗中。

之后，他在职场大展身手，专业能力过硬，迅速获得了晋升机会，三十岁那年，就被调到了粮食局任职。

保障整个国家的粮食供应，这可不是谁都能干的活儿。周伯萍能挑这个大梁，说到底，他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算盘珠子拨得溜，算数能力那是一绝。

再说，他的记性特别好，看过的东西基本都能记住。

他不仅掌握了那两种本事，而且做人实实在在，干工作一丝不苟，有啥说啥，这些特点也给他加分不少。

所以，周恩来总理那时候特别器重这位小伙子，认为他在数据统计这块儿是个难得的高手。

于是，周恩来不仅将此人安排至国家关键部门——粮食局任职，还赋予了他特别权限，得以自由出入中南海。他的所有工作进展与决策，均直接向总理本人汇报，体现了极高的信任与重视。

那时候，周伯萍能搞到中南海的通行证，这事儿可让不少人眼红了。

大家都知道，国家的粮食管理部门处理的都是很重要的机密信息，所以在挑人干活时，得找那些既有能力又有品德的人才行。

后来有那么一件事，证明了总理看人真准，用人用得恰到好处。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国家碰到了个大麻烦，就是粮食不够吃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粮食局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得赶紧弄清楚全国到底有多少人缺粮食。

那时候，周伯萍在粮食单位里挑了好几个担子，像政策制定、规划安排、还有采购这些大事，全都是他在负责。

有个部门叫做计划统计司，它的主要任务是统计各地需要多少粮食，哪里又缺粮，然后根据这些情况来调配粮食，确保各地粮食供应。

这个部门弄出来的数据得百分百准确，那时候周伯萍是管“全国缺粮人口”统计汇总的，意思就是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这些数据，也就那么两三个人知道，然后他们还得把这些数据报给周伯萍。周伯萍呢，负责把这些数据整理好，直接给周恩来总理看。

这说白了，周伯萍的工作得一丝不苟，容不得半点差错。要是数据算少了，那结果就是会有更多人挨饿；要是数据报多了，那就是不公平分配，等同于骗人。万一被发现，那后果可就严重了，想想都让人害怕。

1961年，周伯萍把全国各地上报的“粮食短缺人数”资料都整理好了，结果他惊奇地察觉到一件怪事。

按道理讲，粮食不够吃，那缺粮的人应该更多才对，怎么反而变少了呢？更奇怪的是，这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量还不少。

周伯萍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自己在计算上哪里搞错了？

接着，他反复核对了好几遍数据，结果都一样。他二话不说，赶紧把这事儿直接告诉了总理。

之后，总理一点拨，他立马明白了问题的厉害，就自己跑去跟毛主席说了这事儿。然后，按照总理的想法，主席给了指示，说这事就全权交给总理去处理了。

肯定的是，周伯萍遵照总理的命令，把那些从咱国家运来的大批粮食，全都分发到了受灾的地方。

就这样，新中国遇到的一次粮食大问题被顺利搞定了。

通过这件事，周恩来深深体会到周伯萍在统计方面的真本事和踏实可靠的品性。之后的日子里，他开始更加留意这位年轻人了。

此外，他正在找合适的机会，好让这位年轻人有个更大的平台去展现自己的能力。

之后，周恩来安排周伯萍进了外交部工作。

那时候，国家外交部正缺人手，周恩来觉得周伯萍挺合适这个位置的。

1964年9月份，周伯萍踏上了他外交工作的新征程。

说实话，当初周恩来找到他，跟他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心里头那个吃惊啊，简直没法说。毕竟自己在外语这块儿并不咋地，外交工作更是完全没摸过门儿，纯粹是个啥也不懂的新手。

他怕自己做这份工作会出岔子，心里还直打鼓，生怕对不起总理的一片苦心。

接着，他下定决心好好学外语，并且一门心思扎进了外交工作中。

周伯萍学习能力出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钻研，他慢慢掌握了外交工作的方方面面。干起活儿来，他处理外交事务那叫一个得心应手。

到了20世纪70年代头几年，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恢复了，咱国家的外交工作又开始兴旺起来。好多国家都和中国开始建立外交联系了。

1972年6月份，咱们新中国和希腊正式搭上了外交的桥梁。没过多久，周伯萍就被派去希腊，当上了咱们国家在那里的头一号外交大使。

可能，周伯萍压根儿没想过，这次去希腊的行程，会在他的外交路上添上“极其重要”的一抹色彩...

【“雅典事件”】

那年5月份，周伯萍跑到希腊的外交部去了，主要是为了跟希腊那边的副首相马卡雷佐斯，再好好聊聊他访问中国的一些细节和安排。

事情搞定后，都已经下午一点十五分了。在往大使馆走的路上，他瞧见旁边街道上警察站得满满当当，路边还停了好多车。这阵仗挺热闹，引来不少人围观。

这该不会是哪个国家正在搞什么大动作吧？要是这样的话，万一咱们没赶上，那可就亏大了。

接着，周伯萍转头问旁边的翻译，对这情况有没有头绪？

翻译露出了一脸困惑的样子，说他也搞不明白这事儿。

接着，周伯萍转头跟翻译讲：

回到大使馆，赶紧瞅瞅有没有哪个国家给咱发了邀请函。

周伯萍作为咱们国家在国外的代表大使，心里头清楚这担子有多重。要是他工作上出了啥岔子，那可就是给国家丢脸了，这种事是绝对不能让它发生的。

旁边开车的司机听见他俩的聊天，心里明白这事儿挺急，于是就踩油门把车开快了。

那天，守岗的人收到了一份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邀请函，但奇怪的是，上面写的名字是科威克，而不是大家熟知的科威特。

因为当天值班的人正在自学英语，而且巧的是，有两个名字的首字母完全相同。这么一来，他就搞错了，以为是科威特使馆那边来的消息。

周伯萍瞅见翻译急匆匆地踏进门，就随口问了声：“科威特使馆那招待会，你们已经搞定回来啦？”

翻译一听这话，心里就琢磨上了，回想起路上撞见的那场面，心想那八成就是科威特使馆的国庆派对。他赶紧翻出请帖看了一眼，嘿，时间正好是12点到1点半。

离结束就差几分钟了，他心里头乱得不行。

结果，他也没留意到底是第二天啥时候，就把请帖一丢，赶紧跑过来找周伯萍了。

后来，翻译人员告知，科威特大使馆为了庆祝国庆，办了个招待会，还特别邀请了周伯萍前去参加。

因为工作上出了差错，眼瞅着就只剩10分钟了，这可咋整啊？

周伯萍一听到那话，心里头猛地一惊，整个人都慌了神。他二话不说，撒腿就往现场赶。

就这样，新中国外交圈里头出了一件大事，静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说实话，按外交上的老规矩，大使要是外出活动，翻译得先把请柬拿给大使瞅瞅。要是去个陌生的地儿，那还得跟司机提前把路探清楚，免得到时候摸不清方向。

不过，周伯萍当时太慌张了，把这些都忘得一干二净。其实，科威特大使馆就在我们大使馆的西北边。

不过，翻译和司机都没去过那儿，所以不清楚确切地点，大家心里都明白，反正就是离咱们馆挺近的。

然后，坐上车，司机就直接往人多那边，也就是东南方向驶去了。

他们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来到以色列的外交代表住处。

得说一下，那时候在国际交往这块儿，咱们中国和以色列还没搭上关系，没建立外交关系呢。

再者，周伯萍刚到希腊没多久，他既不认识科威特使馆的外交人员，也不认识以色列的外交代表。

所以，周伯萍一到那儿，就见门口有位外交官在等着，他赶紧走上前去跟人家握手。

其实吧，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大使馆门口挂着的国旗就映入眼帘，这样你也就不会搞错了。

但是，周伯萍他们由于紧张和慌张，没注意到这个关键点。

那时候，以色列的外交人员瞧见周伯萍的行为，心里头直犯嘀咕，还琢磨着中国是不是突然改变主意了。

碰巧了，这事儿让一个《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撞见了。他惊讶得不行，逮着这个机会就问：

到这里来是不是代表中国认可了以色列呢？

这时候，翻译出了点小岔子，他把“这儿”的意思搞错了，写成了“雅典”。

周伯萍一听，心里头就觉得对方这是在找茬，于是他毫不客气，用坚定的语气直接给顶了回去。

瞧着记者那一脸困惑的样子，周伯萍也没往心里去。

之后，他跟在场其他各国的外交官简单寒暄了几句，接着跟以色列的外交人员说了再见，然后就回到了咱们大使馆。

周伯萍去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国庆派对。到了中午那会儿，他在现场瞧见翻译正跟罗马尼亚的大使聊着啥。没过多久，他就发现翻译的脸色不太对劲。周伯萍心里犯嘀咕，赶紧把翻译拉到一边，问是不是有啥问题。

翻译瞅着周伯萍，半天憋不出一句话，僵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大使，我搞砸了，犯了大错！”

了解清楚整件事情的经过后，周伯萍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整个人像木头一样愣在原地。

结果证明，我昨天跑错地儿了，惹出了大麻烦。

为了避免事情继续恶化变得更复杂，周伯萍赶紧采取了应急的补救办法。

他说，这是他在外交工作上犯的一个错，所有的后果他都会自己扛下来，他期望这件事别被闹大到国家层面。

没过多久，周伯萍就接到了国家让他回国的通知。一回到国内，他马上就动手写了份自我批评的材料，并且老老实实地把那边的情况都讲了出来。

【毛主席亲自处理“雅典事件”】

那时候，周恩来一听到这个消息，气得不轻。他压根儿没想过，自己那么看好的年轻人，居然会搞出这种低级失误，于是就有了文章最开始讲的那事儿...

周恩来不由得叹了口气，说：“周家这回可真是倒霉到家了！”

说起来，咱们都挺想知道，周总理和周伯萍之间，到底有啥样的关联呢？

说实话，周伯萍老早就听说周总理的大名了。他心里头对周总理那是崇拜得不得了，一直把总理当作自己这辈子要学习的标杆。

所以，周伯萍在工作上总是对自己特别严格，对自己的标准也很高。

另外，他其实和周总理之间还有别样的联系。

有次，周总理找了个时间，跟周伯萍聊了聊家常。他们聊起了周家的族谱，这才发现，原来两人在家族辈分上还挺亲近的。

没想到，他们全都是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的后人。论起家族辈分来，周总理其实是周伯萍的长一辈亲人，可以讲周总理就像是他的堂伯或者类似的亲戚关系。

不过，在日常的工作中，周伯萍从来都没跟同事们提起过他和周总理之间的那层关系。

就算有人认为他们之间沾亲带故，周伯萍也会坚决摇头不认。他心里明白，周总理是个铁面无私的人，对工作里的亲属关系最是反感。

“雅典那档子事儿”一出，没多久，周总理办公室就以外交部的名头发了通知，说这事儿影响可大了去了。

接着，总理召集了外交部党委的关键领导成员，一起商量怎么处理周伯萍这件事，并给出解决方案。

最后，大伙都觉得，周伯萍干的那事儿确实挺严重，不过还好他认错挺诚恳，所以就商量着要不就不给啥处分了。

关于驻外大使的职务另有安排，周伯萍会负责接待希腊的副首相。

之后，周总理把对周伯萍的处理情况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翻阅了那份处罚通知和周伯萍写的反思，他自己动手，把里面一句比较重的话给划掉了，还说“雅典那事儿”，其实就是因为“没好好调查了解清楚”。

结果是这样的，“雅典那档子事”的性质彻底变了样，但周伯萍还是照着以前的活儿干下去。

“雅典事件”给咱们中国外交提了个大醒。拿这事儿当个教训，咱外交路子上才能更加小心。记住历史这个镜子，中国外交才能不断磨炼，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