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的印象中，周恩来总理总是以温和有礼的形象示人，他待人接物时往往展现出极大的善意。即便是在指出他人不足时，他也总是采用委婉且不失尊重的方式。
在处理关键事务时，周恩来展现出坚定果断的态度，曾两次在会议中情绪激动到拍桌表达立场，这些情况的具体背景是怎样的？
在南昌起义即将打响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罕见地发了火，直接与张国焘发生了激烈争执。这是周恩来首次在重要场合表现出如此强硬的态度，拍案而起，与张国焘针锋相对。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当时形势的严峻性，也展现了周恩来在重大决策面前坚持原则的坚定立场。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次冲突，成为南昌起义前夕的一个重要插曲，反映了党内高层在革命策略上的分歧。
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首次组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我党和军队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就在起义即将开始的两天前，张国焘的举动几乎导致整个计划流产。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当时党内决策的复杂性和面临的严峻挑战，也凸显了起义成功的不易。尽管遭遇重重困难，起义最终得以顺利进行，为后续革命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7年7月30日，张国焘火速赶到南昌，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紧急命令。共产国际强调，在缺乏绝对胜算的情况下，必须停止冒险行为，避免贸然起义。同时，共产国际要求起义行动必须事先获得张发奎的批准，并争取他的支持，才能联合发动起义。
张国焘的言论令在场众人顿时目瞪口呆。
在中共五大上，张国焘刚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其职位高于在场所有人。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令，这些指令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几乎等同于不可违抗的命令。因此，与会者必须遵从。
然而，众人对这一指令心存疑虑。
任何革命行动都伴随着风险，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尤其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更难以确保胜利。然而，中国共产党发动这次起义，背后有着深远的政治考量。这次行动不仅是对国民党统治的挑战，更是为了推动革命进程，展示我党的决心和信念。虽然结果难以预料，但其战略意义和象征价值不可忽视。通过这次起义，我党向全国乃至世界传递了明确的信号，表明了推翻旧秩序、建立新中国的坚定立场。这种政治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胜负，成为革命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对共产党人展开大规模迫害，革命事业遭受重创。面对这一严峻局势，中共中央果断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以武力对抗蒋介石的镇压行动。这一决策不仅旨在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更在于提振共产党人的斗争信心，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中央决定发起南昌起义，成功与否固然关键，但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政治意义。当时形势紧迫，起义已是势在必行。这一行动不仅是对外展示革命力量的决心，更是对内凝聚革命信念的重要举措。历史时机不容错过，起义的发动已成必然选择。
此外，共产国际提出要争取张发奎参与起义，这种想法并不切实际。张发奎当时并不具备合作的条件，共产国际的这一要求显得过于理想化。
张发奎早年倾向于共产党，但到了1927年，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与汪精卫密切合作。当时，他甚至接到汪精卫的命令，准备逮捕贺龙和叶挺。幸好叶剑英提前得知消息并通知了他们，贺龙和叶挺才得以脱险。
此时若寻求张发奎协助，无异于开门揖盗。
张国焘的这番话一出口，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大家立刻表示反对。然而，张国焘仗着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态度非常坚决，丝毫不肯退让。
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突然拍案而起，直接质问张国焘：“中央已经明确指派我负责这次起义，你现在却搬出共产国际反对的理由，这让我怎么执行任务？我干脆辞职算了！”
恽代英指着张国焘，厉声道：“你要是再扰乱军心，我们绝不会放过你！”
面对集体反对，张国焘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最终不得不接受起义的决定。
这次事件标志着周恩来首次以强硬态度应对阻力，直接推动了南昌起义的成功实施。面对复杂局势，周恩来果断采取行动，展现了坚定的决心和领导力。通过这一关键举措，他成功化解了内部矛盾，为起义扫清了障碍，确保了革命行动的顺利展开。这次果断决策不仅体现了周恩来的政治智慧，也凸显了他在关键时刻的魄力与担当，为后续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为南昌起义的核心指挥者，周恩来的决策至关重要。倘若他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犹豫，让张国焘掌握了主导权，致使起义行动失败，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这次起义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后续革命形势的发展轨迹。
长征期间，周恩来再次拍案而起，这次他的对峙对象是李德。
李德最初是以军事顾问的角色来到中国的，但在王明和博古的力挺下，他实际上掌握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他将自己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理论强行套用到红军身上，推行极端的左倾冒险策略。这种做法导致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最终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艰难的长征。
毛主席后来指出：“李德对中国的基本情况缺乏认识，对红军的具体状况也不了解，他既不进行实地考察，也不接受他人的不同观点，只是机械地套用苏联的战术，而这些战术在中国并不适用。……李德与博古在军事决策上的错误策略，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沉重的牺牲。”
长征刚开始那会儿，李德还是固执己见，坚持采用正面硬刚的打法。这种战术在湘江战役中吃了大亏，导致红军伤亡惨重，一下子折损了5万多人，最后只剩下3万兵力。
此时，中央红军的高层指挥官们已经意识到，为了确保红军的生存，必须解除李德的指挥职务，重新让毛主席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主要议题是讨论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军路线。
博古坚持按照中央原定计划，向湘西北推进，以便与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汇合。然而，毛泽东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湘西北地区国民党兵力强大，红军很可能在未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前就被国民党部队歼灭。因此，他主张转向国民党防守较弱的贵州北部，并在遵义一带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以保存红军实力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经过集体讨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挥师贵州遵义。
李德因病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周恩来亲自去向他通报了会议的决定。
李德得知这一决定后，反应异常激烈，质问道：中央已经明确要向湘西北推进，为何突然改变计划？他认为这种做法大错特错！
周恩来起初对李德抱有敬意，但一想到他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伤害，再也按捺不住怒火。他猛地拍案而起，直接指着李德严厉指责。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范金标回忆，当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总理情绪激动，用力拍打桌面，导致桌上的油灯被震倒熄灭。在场人员见状，立即重新点燃了油灯。
周恩来的第二次拍桌行为，直接终止了李德对红军的错误指挥。这一举动不仅显示了周恩来对军事决策的坚定态度，也有效阻止了可能导致红军进一步受损的错误策略。通过这一行动，周恩来再次证明了自己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保护红军的利益和战略安全。
在红军占领贵州遵义的一个月后，他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德和博古被解除了军事指挥职务，取而代之的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步入正确的轨道。
那时，李德依靠王明、博古以及共产国际的支持，几乎无人敢公开质疑他的决策。假如他继续掌握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局面将会变得极其危险。
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挺身而出，面对李德拍案而起，用严厉的话语点醒了这个一向目中无人的家伙，成功阻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
周恩来两次关键时刻的果断决策，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他在危急关头力排众议，确保了南昌起义的成功实施；第二次，他以坚定态度化解危机，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这两次行动充分展现了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和决策能力，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果断之举不仅在当时挽救了革命力量，更为后续的革命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周恩来的这些历史功绩，充分体现了他作为革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