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有人在逆境中取得成功，也有人在顺境中迷失自我。

很多领导干部都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登上仕途顶峰的，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反而把握不住自己，曾经廉洁奉公的品质渐渐消失，贪欲开始日益膨胀，最终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强，落马贪官比比皆是，但是仍有人忽视其中的警示和教训。

原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勇便坚信自己会是“幸运”的那一个，然而侥幸的开始注定带来不幸的结局。

一、“前途似锦”的人生

宋勇，生于1955年1月。17岁那年，他“下乡进山”成为盘山县古城子乡一名普通知青、团委副书记。

1980年，他开始担任共青团辽宁省委组织部班干事；1985年7月任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党委副书记；

1987年至1994年调任共青团辽宁省委，先后担任共青团辽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团省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团省委副书记等职。

七八十年代还不算富裕，那时的人们思想单纯，面对的诱惑也少，宋勇没有人、财、物大权，思想坚定，踏实认真，深得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称得上是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

1994年，宋勇就任盘锦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盘锦市委副书记。这一次的升迁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90年代的盘锦

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商人，为日后的腐败埋下了伏笔。随着职位的不断升高，他的内心思想慢慢开始发生变化。

2002年，宋勇再次回到朝阳市，先后担任朝阳市委书记、朝阳市人民政府市长。2008年，他当选辽宁省人大副主任，从此跨入副省级干部的行列。

在外人看来，宋勇为人低调、生活俭朴、工作能力很强。从政为官时期，他提出的观点大胆，处理事情很有魄力。

任谁也无法将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这些词与这个优秀干部联系在一起。

然而他却并没有珍惜自己努力得来的地位和成绩，辜负了人们对他的信任。随着职位的升迁，宋勇接触的诱惑越来越多，金钱面前慢慢开始迷失自己。

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多年的他经常考察别人，时常告诫他人廉洁从政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对自己的监督和敦促，放纵自己深陷腐败泥潭不能自拔。

二、被昔日“好友”牵出

宋勇的腐败问题在原辽宁省凌源市委书记宋久林的腐败案中初露端倪，随着中纪委的深入调查，一幕幕丑陋的权钱交易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宋勇和宋久林均是团干出身，年纪相差不过3岁。宋勇出任朝阳市市委书记的时候，宋久林时任朝阳国土资源局局长，并且在著名的朝阳北大街改造指挥部任副总指挥。

而北大街改造工程更成为宋久林的跳板。2005年4月，因“改造得力”，经宋勇提议，宋久林顺利被提拔为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并继续兼任局长、党组书记。

宋久林对宋勇感激不尽，言听计从。二人亲密无间好似亲兄弟，受到重用的宋久林更是宋勇权钱交易中的得力干将。

当然宋勇的“好兄弟”不止宋久林一个，商人汪长任是另外一个重要人物。

汪长任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结识宋勇，二人一见如故，达成了“默契”。2005年宋久林上任凌源市委书记时，汪长任便经宋勇介绍结识了宋久林，从此这个利益网便展开了。

2005年9月13日，在宋久林的帮助下，汪长任在凌源注册成立了天源矿冶有限公司。

天源矿冶获取的资源区处于朝阳沟村境内，釆矿要经过朝阳沟村南一条路，道路所占的是村里的口粮田，而运输需要占用该村东沟、北沟两组耕地，于是开始了征地的相关工作。

因补偿款产生分歧，村民与天源公司开采区存在着长期的农企矛盾，当地村民曾一度拦阻天源公司的运矿车辆修路、通行，显然影响到了天源公司经营。

好兄弟的朋友遇上了麻烦，宋久林怎会袖手旁观。

2006年7月13日，宋久林亲自指挥，由时任市公安局局长张林带队，凌源市政府动用近300余名公安、政府工作人员，以及雇佣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将百余名堵路的村民团团围住。

不甘示弱的村民与之爆发大规模冲突，造成多名村民、警察受伤住院，这就是震惊全国的“7•13事件”。

事后经査，在“7•13”恶性事件中，39名村民被殴伤住院，其中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仅3岁。

2008年初，因为“7•13”恶性事件，汪长任被抓；同年9月凌源市市委书记宋久林也因同样的原因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调査。

在接受调查时，宋久林的供述牵出了时任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的宋勇。

原来宋勇正是通过经营“卖官”，在重要位置安置“亲信”，为其腐败工程铺路跑腿，最终获益远远超过其“卖官”收益。

他的这个敛财之法很是高明，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聪明一世的宋勇最终还是被朋友出卖。

三、“惠民工程”变“伤民工程”

2003年朝阳市北大街改造工程堪称是宋久林和宋勇的“腐败大作”。

此改造曾涉及数亿土地出让金未按程序使用，他们以缓缴的形式庇护地产商，从中受贿。

行为大胆令人震惊，此工程也为两人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宋勇任职期间，因房地产业风头正劲，遂在朝阳市城市改造大兴土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朝阳市北大街改造工程。

北大街是老城区及城乡结合部，基本上都是破旧老平房，改造工程总面积可达两平方公里，差不多占朝阳城区面积的四分之一。

朝阳北大街一瞥

2003年5月，以宋勇和宋久林为项目正副总指挥的“惠民工程”正式启动，“两宋”以快、准、狠的风格在旧城改造、城中村拆迁中，以非常规手段强力推进。

此次工程共有14家开发商参与，涉及回迁人口4600余人，分别被安置到春华、夏雨、秋月、冬阳、世纪等5个小区。

但是几个小区都存在建筑质量问题，专家测定，其抗震烈度尚不达4级。

特别是夏雨小区，12栋楼中有7栋为险楼，建成后即出现裂缝，但是多名开发商凭借该工程却成为亿万富翁。

北大街的改造被称作是宋勇的“政绩工程”，而极具讽刺的是，正是这个“政绩工程”，把村民丈量的4816.45亩土地变成了官方丈量的2775.5亩。

他们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以民生工程进行权钱寻租，而且使用暴力手段强制拆迁，以低于安置房价格的补偿费用让村民搬进“豆腐渣”工程的安置房。

扣北村村民拆迁房子过程中补偿每平方米最高是700元，安置房建成后开发商却以每平方米900元卖给村民，使得村民不堪其忧。

很多村民的房屋被强制拆迁而无处安身，只有搭建大棚住了一年多后才搬进开发商建成的安置房小区。

但是噩梦并没有结束，一些安置房住户刚搬进去，地板就塌陷了一个洞，房间可以看到楼板开裂，墙壁裂缝可以塞进手指。这样的房子叫村民怎能住得安心。

就在近乎强取村民土地和房子的同时，2006年6月24日《辽宁日报》还发表了宋勇有关先进性教育的文章。

他在文中表态说：“为民解困、保障民生是践行宗旨所面对的重点任务。”

而在现实中，宋勇的所作所为却与他义正词严的讲话背道而驰，真是极大的讽刺！

宋勇主政朝阳市近6年，惯用暴力手段强力推进房地产开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仅2008年，朝阳市商业设施建筑面积总和就达65万平方米。2007年1月至9月，朝阳市即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60.21亿元，与该市“十五”的投资量持平。

为了完成“政绩”，宋勇常常给部下下严令，限期多少日内完成征地、拆迁。

这些非常规手段不断引发告状浪潮，但是告状者往往都会遭到宋勇所雇佣的黑恶势力的殴打，更有村民因抨击“官商勾结”而被以“诽谤罪”判刑。

而这所谓的“政绩工程”也成了实实在在的“伤民工程”。

在“惠民工程”里，“两宋”在“国退商进”的掩护下大肆捞金。所谓“惠民”也不过是装满了“两宋”的钱袋子，是宋勇贪污的一块“遮羞布”。

宋勇贪污行为浮出水面的事实证明，他和开发商的关系岂止“勾结”，简直是“官商一体”。

四、强拆“书记院”

宋勇主政朝阳期间，房地产开发如雨后春笋，不仅限于北大街一地。坐落于市政府旁的“书记院”的拆迁遭遇，同样可见一斑。

“书记院”是一个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小院落，也被称“常委院”。

书记院一小楼

之所以有“常委院”之称是因为最初的住户共是11家，都是市委常委，包括5个书记、4个副市长、1个组织部长与1个秘书长。

这个院子跟市政府同时建成，从I960年就开始入住，朝阳市成立之时，这个“常委院”便存在。

一些离休老干部、老市委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以及一些家属约计30户，长期以来居住在此。

然而，即使有如此背景的“常委院”也难逃被强制拆迁的命运。

2006年初，有人开始动员院内居民搬迁，当时大家以为是传闻，都没有太在意。

到了6月份，由义利公司与朝阳市房产局动迁办联名下发的拆迁通告居然张贴在院内电线杆上，要求院内居民在当月30日之前搬离。

后来得知，这个院子已被卖给了义利公司，一时引起众怒。然而无论住户如何抗议，均没有实际效果。

只因朝阳市义利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朝阳最有背景的开发商，市委书记宋勇与老板关系亲密。

为了让大家搬迁，义利公司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在院里破坏煤气、供暖等管道设施，使住户不能安心居住。

他们甚至“污染”小区，随地大小便，到处砸住户玻璃，掐电断水，使住户苦不堪言。

市政府与“书记院”仅隔一道墙，住户们多次上访均不理会。有些住户甚至拉起白色条幅“朝阳市老干部及老干部遗孀上访团”，还扬言进京告状，都没起到实际作用。

有6户人家不堪其扰，没有签字便搬了出去，房子门窗随之被砸。

被强拆的不止“书记院”，还有位于朝阳市最繁华地段的原朝阳市总工会大厦、工人文化宫以及隔壁的新华书店。

朝阳市总工会大厦当时刚建成不到10年，而且是机关单位的办公楼，按规定并不符合拆迁条件，可宋勇为建设“燕都大厦”，却强硬地给市总工会下达了限期搬走的命令。

全国总工会得知此事后，派人到朝阳进行协调，宋勇当着全总领导的面承诺进行“等值交换”：

由市政府出资为总工会另建一栋大厦，另外总工会可在未来的“燕都大厦”中收取4000平方米商铺的租金。

可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前脚刚走，宋勇后脚就拆掉了大厦，还出尔反尔，将预定为总工会建大厦的地皮转让给另一个开发商。

新华书店的遭遇也差不多，在被强拆前，辽宁省新华书店集团曾派人到朝阳协调补偿事宜，宋勇也是当面承诺等值交换，之后一分不给立即强拆。

事实上，义利公司注册资本仅800万元，它如何能启动的了这黄金地段以及周边400亩地的工程？

原来，义利公司的老总刘宏伟早早攀上了宋勇这棵大树，不仅送钱送物，甚至认宋勇为“干爹”。在宋勇的“关照”下，义利公司很快成为朝阳市最有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在朝阳市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事实上，作为市委书记的宋勇之所以胆敢屡屡展现出他“快、准、狠”的胆识和魄力，以非常规手段强力推进，为开发商扫清障碍，正是因为他私底下和开发商结成利益联盟。

公共利益与民生在此被弃之不顾，私盟双方则得以“共同富裕”。

五、终落法网

从宋勇违法犯罪的轨迹中不难看出，权力的“魔棒”被他拿来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一场场权钱交易之戏。

由于金钱的诱惑导致他目无组织纪律，无视党纪国法，弄虚作假，独断专行，大肆捞金，腐化堕落，不仅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而且使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与国家和人民对立的下场就只有一个：接受法律的严惩。

2011年1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对宋勇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宋勇因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为他人在承揽工程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折合人民币1022万余元，被认定犯受贿罪。

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至此，这位官至副部级的干部以不光彩的谢幕结束了自己奋斗多年的政治生涯。

宋勇案不仅让两位出身团委的官员锒铛入狱，而且还引发了朝阳官场“大地震”：

据统计，宋勇被“双规”后，朝阳市共有55名副处级以上干部被立案调查，其中有不少人甚至进了监狱。

甚至有媒体报道，宋勇案发后很长时间，朝阳官员们仍人心惶惶。

2009年11月，新上任的辽宁省委书记的王珉为了安抚人心，还特地到朝阳调研，强调宋勇案是宋勇个人问题，朝阳市绝大多数的干部还是好的。

讽刺的是，7年后，王珉也同样因为在土地出让问题上违规操作被中纪委调查，最终查出贪污受贿金额高达1.46亿元。

笔者感慨：古人云：“贪如海，不遏则滔天；欲如火，不遏则燎原。”宋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再次向世人敲响警钟，贪欲是魔鬼，必会让人迈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此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应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筑牢思想防线，谨言慎行，否则很容易会迷失自我，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身为党员干部，权位越来越高就表示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所以在其位谋其职是其分内之事。

身为领导，要以身作则，塑造良好的政府官员形象，做到不义之财不取、不仁之事不为、不法之事不干，才能在国家和人民的监督下走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