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6日，胡宗南的侍勤队长唐西园向他报告：此前被解放军俘虏的整24旅旅长张新和76军24师参谋主任孟丙南，从两军封锁线上回来了。前线检查人员已经将他们扣押，并从孟丙南身上搜出一封胡公冕写给胡宗南的信和一些中共的刊物。

很显然，这两人是中共方面派过来的。侍勤队长请示如何处置这两人？

当时的战场态势对国军极为不利。解放军早已取得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的胜利，北平、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陆续被解放。

傅作义、程潜、陈明仁相继率部起义，四野正在湖南发动衡宝战役。二野正准备进军大西南，一野已经解放兰州随时可以南下进攻四川。

胡宗南集团从西安败退汉中，妄图利用秦岭和大巴山防线阻挡解放军南下。该集团虽然在西北战场经历了多次惨败，但仍有3个兵团，将近30万兵力。且川北地区地形险要，如果殊死抵抗，会给解放军带来很大的麻烦。

因此中央决定利用程潜和陈明仁起义所造成的影响，对胡宗南进行策反，以免让川中百姓遭受战火灾难。此事由周恩来亲自负责。

当然，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胡宗南并未起义。但在策反过程中，他的态度非常犹豫，曾一度派人准备与解放军接洽。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他变卦呢？

胡宗南（中）

胡宗南是老蒋最信任的学生，其巅峰时期统领50余万大军，号称“西北王”。虽然当时国军已经丢失了大部分领土，但要策反胡宗南这样的人仍非常困难。

周恩来找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胡公冕。胡公冕的遗孀在回忆文章中记叙，其实在此之前胡公冕已经多次与胡宗南联络，并将过程和细节写成报告，由叶剑英转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此也非常重视。

胡公冕是浙江永嘉人，在家乡当教员时认识了胡宗南、章旭初，三人志趣相投，结为异姓兄弟。后来胡公冕投身革命，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创立工作。正是在他介绍下，胡宗南才南下报考黄埔军校。

胡宗南年纪偏大，虽然虚报年龄报考，但最后只被录为备考生，又是胡公冕为其疏通关系，他才被正式录取。胡宗南军事生涯初期，是胡公冕一路保驾护航，让其从排长升至团长。胡公冕对胡宗南有知遇之恩。

胡公冕决定再试一次，写了一封信，派孟丙南、张新两人一起去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

孟丙南是浙江余杭人，算是胡宗南的晚辈。抗战期间，他在孝丰认识了胡宗南的弟弟胡琴宾和胡宗南的结拜兄弟章旭初。后章旭初推荐他到胡宗南部工作，受到胡的特殊照顾。孟丙南还娶了章旭初的女儿，同时也是胡宗南的义女，婚礼的证婚人正是胡宗南。

张新是浙江浦江人，黄埔三期毕业。他与胡宗南是校友，又是同乡，加上作战勇猛、治军严厉，很受胡宗南器重。

两人经解放军教育和胡公冕动员，都表示愿意接受任务，他们分头出发。孟丙南经解放军护送抵达前线对峙地区，随后徒步进入胡宗南防区，找到了之前的老同事，并见到了第一军军长陈鞠旅，还给他看了胡公冕写的信。

陈鞠旅非常客气，准备把孟丙南送去汉中。由于途中车辆抛锚，孟丙南意外遇到了化装成平民进入胡宗南防区的张新，他也带着胡公冕写的信和一些中共西北分局的文件，这些文件被张新藏在鞋底。

车修好后，孟丙南和张新同行，走了不到二里地被胡宗南的侍勤队长唐西园派人拦住，并把他们送去关押。

胡公冕

侍勤队其实就是胡宗南的警卫队，同时也是特务机关。胡宗南与戴笠关系非常亲密，抗战时期军统帮胡宗南培养了很多特务人员，并帮其建立了一套与军统相同的特务系统。就连唐西园也是戴笠派给胡宗南的。

显然，唐西园是请示过胡宗南后才将猛丙南、张新二人关押。胡宗南此举只不过是在掩人耳目，部队中人多嘴杂，两个带着中共信件的被俘人员返回来，若直接跑去见胡宗南，难免引起注意。

果然，不久后胡宗南便秘密召见了孟丙南。

孟丙南开门见山介绍了自己在解放军一年以来的各种见闻，比如解放军纪律严明、解放区物价稳定、军民团结。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军公布的战报都是事实，反观国军的战报却总是吹牛夸大事实。

胡宗南反驳说：“孝丰给我来信，解放军所到之处，田地房屋被没收，粮食浮财被分光。自己的老家难道你也不在乎吗？”

孟丙南站起来解释：“这正是伟大的土改政策，是造福广大穷人……”

正说着，突然有人进来报告，胡宗南挥了挥手让孟丙南回去。

大约三天后，胡宗南第二次召见了孟丙南。

这次孟丙南改变策略，直接说战场态势：“胡伯伯，你曾经雄霸西北，三年内战打下来，不仅你，东北、华北、华中哪一个战场国军不是节节败退？”

孟丙南看胡宗南没有说话，接着说：“现在摆在国军高级将领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像傅作义、程潜、陈明仁、陶峙岳等将军一样走和平起义道路，改编部队。另一条是像杜聿明、陈长捷等人一样战败被俘成为阶下囚，甚至像黄百韬、邱清泉那样更是犯不着。”

最后这句话仿佛刺痛了胡宗南，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来回踱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的一切，均以校长的意旨为准。”

两人沉没片刻，胡宗南对孟丙南说：“你回去吧！”

又过了四五天，胡宗南第三次召见孟丙南。

胡宗南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孟丙南再次分析了局势，他知道胡宗南自尊心很强，拉不下脸面，便动情地说：“我冒死前来，你纵然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手下几十万官兵和眷属们的生死考虑啊！”

胡宗南还是久久没有回应，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孟丙南想起了他手下的唐西园：“你那个手下唐西园，现在还在乱抓人、滥用刑法，若再不制止，今后人民是要算账的。”

不料这句话惹恼了胡宗南，怒气冲冲地把孟丙南打发走了，此后再也未见他。

胡宗南与孟丙南并没有谈什么重要话题，大概是孟丙南年纪轻资历浅，胡宗南对其不太信任。其实在召见孟丙南期间，他也三次召见了老下属张新。只不过两人是分开进行，相互套话，也反映出胡宗南狡猾的一面。

孟丙南

胡宗南与张新的谈话要更深入，他问了张新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次见面，张新便从鞋底里拿出胡公冕的信和一些文件交给胡宗南。胡宗南让张新谈谈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两人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没有结论。

第二次见面，胡宗南的态度好了很多，开始关心张新的吃住。而张新也反过来问：“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

胡宗南避而不答，笑着问道：“你不怕他们整你吗？”

张新解释：“解放军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来去自由。”同时他又谈了一些在解放区的见闻，以及自己对解放军政策的体会。两人又谈了两个多小时，依然没有结果。

第三次见面，胡宗南的态度更加和蔼。直接问张新：“彭德怀的身体怎么样？”

彭德怀是一野的指挥员，也是胡宗南的直接对手。胡宗南当然不是真的关心彭德怀的身体，而是想试探一下张新是否见过彭德怀，由此可以推断他在解放军方面的重要性，进而可以探知彭德怀对自己的态度。

彭德怀可谓是胡宗南的克星。红军时期，胡宗南一路尾随红军至甘陕地区，双方多次交手。到达陕北后，彭德怀指挥部队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重创胡宗南第78师。这是红军长征最后一战，20天后便爆发了西安事变。

解放战争期间，胡宗南出动20多万兵力攻打陕北，当时西北野战军只有2.6万余人，双方实力悬殊。西北野战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主动放弃延安。胡宗南占领了一座空城，分散了自身兵力。此时彭德怀发动反攻，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大战役的胜利，稳住了西北的局势。

以后彭德怀又在西北地区多次大败胡宗南部，使其不得不放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安，继而又放弃宝鸡退至汉中。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胡宗南集团可以说是国军当中实力最强的队伍，不仅人数多，装备精良，而且抗战期间未经受过太大损失。这支部队也是老蒋最后的家底，老蒋一直舍不得用。然而，胡宗南却在西北屡吃败仗，让人大跌眼镜。

胡宗南大概在想，自己过去与解放军有血汗深仇，假设老对手彭德怀能对过去释怀，那自己起义后便不会被为难。

张新回答道：“彭老总很好，抗战初期你们不是谈过话吗？也算老朋友了吧！”

接着胡宗南又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

赵寿山出身西北军，曾在杨虎城部任职，抗战期间曾担任第38军军长，在中条山与日军周旋两年多。他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深恶痛绝，曾秘密加入中共。

不过情况似乎被察觉，老蒋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先派他去学习，再调到胡宗南手下担任第三集团军司令。通过明升暗降的办法，将他手下38军吞并。抗战末期，赵寿山在河南洛宁县起义。

赵寿山曾与胡宗南共事，算是他了解的人。他打听赵寿山情况的用意，其实是想了解国民党将领起义后是否会被善待。毕竟赵寿山的身份远不如傅作义、程潜等人显赫，如果解放军对一个普通军官也遵守承诺以礼相待，那胡宗南的待遇自然也不会太差。

张新回答说：“赵寿山将军弃暗投明，人民总是欢迎的。”

接着胡宗南问了第三个关键问题：“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

文天祥是南宋政治家，也是历史上忠臣的代表人物。他是南宋的主战派，与元军鏖战多年，后被元军俘虏，但仍誓死不屈。

很显然，胡宗南是想自比文天祥。这一方面是想表明自己要坚决抵抗，自抬身价。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是老蒋的心腹，是国军中的顽固派，想试探解放军方面是否有气量接纳他这样一个顽固派。

张新听出了弦外之音，当即进行了驳斥：“文天祥不向异族屈服，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做的，都是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

胡宗南听后有些生气，两道浓眉竖立，狠狠地盯着张新说：“士为知己者死，你想到校长没有？”

张新没有回答。大概是英雄末路，胡宗南说到这里有些激动， 竟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之后张新被带走，胡宗南再也没见过他。

从胡宗南与张新的对话中以及他掩面而泣的举动可以看出来，他当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对起义显得非常犹豫。

首先，从战场态势来看，国民党已经没有太多胜算，再顽抗下去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其次，历史上胡宗南与红军与解放军有太深的仇恨，他担心解放军不能接纳自己。

最后，他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一臣不侍二主，在情感上不愿背叛老蒋。

张新

最终胡宗南还是动了起义的念头。胡宗南的高级参谋朱亚英之子朱汉生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胡宗南安排父亲朱亚英与解放军联系的情况。

朱亚英出身西北军，曾赴德国普鲁士高级警官学校留学，全国只有3人从该校毕业，另外两人分别是蒋百里、蒋纬国。朱亚英回国后曾在杨虎城部任职，后在中央陆军大学特三期学习时被胡宗南看中。

胡宗南对朱亚英非常器重，抗战时期西安仅有两辆小轿车，胡宗南安排一辆给市长，另外一辆便给了朱亚英。当然胡宗南拉拢朱亚英只是为了网络人才备用，朱既不是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所以一直没有带兵的机会，只充当胡宗南的高级幕僚。

当时朱亚英早已经看透了局势，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准备起义。胡宗南见了张新之后立即召见朱亚英商量对策，朱亚英一开始以为自己起义行动暴露，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见胡宗南。

不料胡宗南见了朱亚英后开门见山地说：“现在解放军大军压境，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你有何想法，不必顾虑，可直抒胸臆。”胡宗南还介绍了张新等人来联络的情况。

朱亚英见胡宗南坦诚相待，也不再掩饰自己的想法，他向胡宗南分析了局势：

从军事上看，汉中地区地势平坦，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万一解放军攻入四川，便退无可退。

从政治上看，国民党丢失了大半江山，完全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你又怎么能守得住这个残局？

胡宗南和妻儿

而且现在台湾由陈诚主事，你过去与他是死对头，如果将来战败，带着残兵败将去台湾，处境也会很困难。不如现在起义投诚，以手上3个兵团和汉中、西南大片土地，将来依然前途光明。

胡宗南犹豫了很久，最后下决心让朱亚英去联系解放军。因为抗战期间，他曾多次代表胡宗南去过延安，与毛主席等高层领导人有接触。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胡宗南便接到老蒋的密电，要他立即去台湾，有要事相商。胡宗南立即找到朱亚英，叮嘱他等回来后再议。两天后，胡宗南回来立即变卦，将张新等人逮捕，也不再提与解放军联系的事。朱亚英看情况不对，找借口离开了部队。

胡宗南频繁与张新等人接触，可能被老蒋察觉。老蒋将其召去台湾谈话，进行思想教育，最终还是让他坚定了顽抗的决心。

另一个现实情况是，当时美国一个议员密访汉中，大肆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美国将给国军大量武器援助，要胡宗南务必守住西南大后方。

在局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胡宗南动过起义的念头，这也是人之常情。但胡宗南也受过老蒋许多恩惠，双方关系深厚，受传统的“士为知己者死”道德理念影响，使他很难做出背叛老蒋的决定。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胡宗南的妻儿都已经迁往台湾，他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安全。

为了防止被俘人员再回来策反其他人，胡宗南下令前线部队，从解放区回来的人一律不准进入防区。

最终在解放军一野、二野的夹击之下，胡宗南的第7兵团在德阳宣布起义，第18兵团在成都起义，第5兵团在冲向雅安时遭解放军夹击被迫投诚。

重庆、成都相继解放后，老蒋仍要胡宗南在西昌坚守3个月，胡宗南在这里只收容了万余人的残部。曾经手握50余万大军的胡宗南，此时已沦落为流寇。

胡宗南的好友郭寄峤苦劝老蒋：“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背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老蒋才默许胡宗南乘机去台湾。

胡宗南到台湾后果然遭到了舆论的非议，46名监察员联名弹劾胡宗南，将丢失大陆的责任推到他身上。

客观而言，国民党的失败并不是一两个将领或者一两场败仗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但胡宗南手握国民党最大的家当，从西北一路败退到西南，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无疑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胡宗南似乎心里也明白，失败总要找个人来背锅，他没有进行任何解释。炒作数个月之后，老蒋才批示不予追究，此事才算结束。

也许是过于压抑，胡宗南最后只活了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