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晚年的时候回忆说，他最怕的人是彭总。因为在朝鲜的时候，洪学智作为彭总的副手(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及志愿军后勤司令，他挨彭总的批评是最多的，当然同时受到的表扬也多。
对此，洪学智表示说：“彭总这个人，批评人那是真厉害。那是不分场合地点，张嘴就骂。不过，彭总骂人那是亲，给你的感觉特别亲近，他并不会无缘无故地批评你，完全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因此，即使有的批评错了，我也毫无怨气。”
洪学智和彭德怀最早相识于长征路上。1935年7月，红三军团到了瞻化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红4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奉命接应中央红军，并为中央红军筹措了大批军需物资。
起初，军需物资直接送到红三军团。这段时期，洪学智结识了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
不过，抗战时期，两人接触较少，彭总长期在华北前线指挥抗战，而洪学智较长一段时间在苏北，隶属新四军。
至于解放战争时期，两个人更谈不上接触，一个在一野，另一个在四野。
直到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两人才有了并肩作战的机会，彼此之间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当时，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第二副副司令员，韩先楚任第三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
最初，入朝部队的吃穿用度，主要依赖鸭绿江对岸的东北军区后勤部来支撑。但随着战线的拉长，再加上东北军区后勤部的人手本就捉襟见肘，机构设置也难以完全适应一场现代化战争的需求。建立一个统一指挥、高效运转的志愿军专属后勤司令部，已经成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任务。
那么，这个责任重于泰山、工作繁杂琐碎的“大管家”，该由谁来当呢？中央军委的指示很明确：就在志愿军现有的几位副司令员里选一位兼任。
当时，志愿军司令部里有四位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还有一位是朝鲜方面的代表朴一禹。朴一禹同志自然不管理人选范围。剩下的三位，邓华和韩先楚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以指挥作战见长，几乎没有主管后勤的经历。数来数去，只有洪学智是最合适的人选。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洪学智就曾临危受命，负责过部队的收容和后勤工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更难得的是，他具备成为优秀后勤指挥者的两大特质：一是记忆力好，对繁杂的数字、物资种类、部队番号和位置等信息能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心思缜密，考虑问题周全细致，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在需要精确计算、统筹调配的后勤领域，简直是不二人选。
按理说，洪学智是众望所归的最佳人选。然而，当彭总找他谈话，准备把这副担子交给他时，却碰了个软钉子。
“老总，搞后勤？这不行吧？”洪学智一听，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后勤工作太繁琐了，整天跟柴米油盐、枪炮弹药、车辆运输打交道，哪里有在前线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来得痛快？而且压力山大，责任重大，还容易挨批。
彭总一看洪学智这态度，那火爆脾气立马就上来了，眼睛一瞪，声调也高了八度：“洪大个子，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了？组织分配任务，你还挑肥拣瘦，这像话吗？”
洪学智还是有点犹豫，试图解释：“老总，不是我挑拣，只是我觉得在前线可能更能发挥作用……”
没等洪学智说完，彭总把手一挥，使出了“杀手锏”，干脆撂下一句狠话：“行，你不干是吧？那好，后勤这摊子我来管。你洪学智，替我到前面去指挥部队，怎么样？”
这话一出口，洪学智彻底没辙了，只好苦笑着，立正敬礼：“老总，我服从命令，这个后勤司令，我干！”
但洪学智也提了两个条件，他说：“如果我干不好就尽早撤我的职，换个比我能干的同志；等仗打完了，回国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我还继续搞军事。”
彭总一听就乐了，当即说道：“行，答应你。”
就这样，洪学智当上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员。事实证明，彭总的选人非常正确。
洪学智虽然心里不情愿，但一旦接受了任务，就全身心投入，把他那过人的组织才能和细致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的主持下，志愿军的后勤系统逐步建立健全，面对美军疯狂的“绞杀战”，硬是打造出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为前线几十万将士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彭总对他的工作，虽然批评依旧严厉，但内心的满意和倚重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第五次战役前夕，志愿军内部就打法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彭总的意见是：主动出击，不能满足于在三八线拉锯，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大胆穿插，坚决分割围歼敌人几个师（至少几万人），打出威风，然后再视情况向汉江以南发展，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甚至争取把美国人彻底赶下海去。这个想法，与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希望尽快解决战争、扩大战果的意图，是不谋而合的。
彭总之所以如此坚持，除了军事上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战场上盛传美军可能效仿仁川登陆，在志愿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一旦敌人成功在侧后开辟第二战场，几十万聚集在三八线附近的志愿军主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灭顶之灾。彭总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打乱敌人的部署，粉碎其可能的登陆计划，掌握战场主动权。
然而，出乎彭总意料的是，他的这个打法在他主持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
第一个站出来明确提出不同意见的，正是洪学智，他说：
“老总，您的决心很大，但恕我直言，目前主动全线出击的风险太大。我建议，还是采取咱们之前证明行之有效的战法，把敌人适当放进来一些，诱至铁原、金化这个‘腰部’地区再打。在这里，地形对我们有利，也便于我军后续部队展开，实施拦腰截断，更容易达成成建制消灭敌人的目的。如果我们主动打出去，敌人一受挫就可能利用其机械化优势迅速后撤，我们很难追上，容易打成击溃战，达不到歼敌数万的目标。而且，我们刚入朝的几个兵团（指三兵团和十九兵团）需要时间适应和准备，诱敌深入可以为他们争取宝贵的时间，做到以逸待劳。”
洪学智的发言，立刻得到了其他几位副司令员和高级将领的赞同。邓华、韩先楚，以及参谋长解方等人，都纷纷表示，洪学智诱敌深入的方案更为稳妥，风险更小，成功的把握更大。他们担心主动出击会过早暴露我军意图，且在敌人掌握制空权和地面火力优势的情况下，强行突击可能导致我军付出巨大伤亡，后勤补给也难以支撑过于深入的进攻。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彭总没想到，自己的作战计划会遭到几乎所有核心将领的一致反对。他本来就因为担心敌人登陆而心急如焚，现在看到大家“畏首畏尾”，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便猛地一拍桌子，说：“你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仗到底还打不打了？”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大家都被彭总这突如其来的雷霆之怒震住了，谁也不敢再开口。
沉默片刻，还是洪学智首先打破了僵局。他站起来，语气依旧是尊重的，但立场并未动摇：“老总，仗肯定是要打的，而且要坚决打！我们这些人，都是您的参谋。参谋的职责，就是把各种可能的情况和我们的建议摆出来，供统帅决策参考。至于最后采纳哪个方案，决心还得您来下。”
紧接着，邓华也赶紧补充道：“是啊，老总。您不是让我们畅所欲言吗？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供您参考。最后您定了调子，我们保证坚决执行，绝不打折扣！”
两人这番话，既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也给足了彭总台阶，表明了坚决服从命令的态度。彭总听了他们这番“软中带硬”的话，脸色稍缓，但也陷入了沉默。邓华和洪学智又趁机再次陈述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理由和好处。
彭德怀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紧锁眉头，反复权衡。最终，他对敌人可能登陆的担忧，以及尽快打破僵局的决心，还是占据了上风。他深吸一口气，最后还是决定：“就按原计划打，立即准备！”
会议不欢而散。大家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只有洪学智，似乎还不“死心”。他留了下来，陪着彭总一起吃晚饭。饭桌上，气氛依然有些沉闷。
洪学智看着彭总似乎还在思考着什么，瞅准一个间隙，鼓起勇气，再次开口：“老总，我知道您已经下了决心。但按照规矩，当参谋的有三次建议权。刚才会上算一次，会后我找您汇报算一次。现在，我想再跟您提最后一次我的想法，说完这次，我就坚决执行您的命令。”
彭总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作声，算是默许了。
洪学智便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顾虑：“老总，主动打出去，看着痛快，但很可能抓不住敌人主力。敌人有汽车轮子，我们靠两条腿，一旦打成追击战，我们的人员疲劳，地形不熟，追不上不说，关键是补给线会迅速拉长，大大超出我们后勤的保障能力。那时候，前线部队缺粮少弹，反而可能陷入被动。而把他们放进来打，虽然要暂时放弃一些地方，但可以集中兵力，选择有利地形，扎紧口袋，全歼敌人的把握更大，后勤压力也相对小一些。”
这一次，彭总没有发火，也没有打断他。他只是默默地听着，拿着筷子的手悬在半空，对着饭碗若有所思。良久，他才缓缓说道：“洪大个子，你的意见，有道理，我不是不明白。但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战场太狭窄了，把那么多美国坦克放进我们控制的区域，一旦处理不好，也是个大麻烦啊！” 他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另一个顾虑。
洪学智立刻回应：“老总，坦克进来固然难对付，但总比我们冲出去，面对敌人海陆空一体的火网要好一些吧？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上，总还能利用地形，组织反坦克火力。要是我们冲远了，后援跟不上，那才是真的危险！”
彭总听完，没有再说话，只是低头继续扒拉着碗里的饭。洪学智见状，也适时地闭上了嘴。
最终，第五次战役还是按照彭总的原定计划发起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不幸被洪学智等人的担忧所言中。志愿军虽然初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未能达成大规模歼灭敌人的目标，反而因为战线推进过远，后勤补给严重困难，在敌人随后的反扑下遭受了不小的损失，部分部队甚至一度陷入险境。
战役结束后进行总结时，彭总的内心无疑是沉重和自责的，他丝毫没有回避自己的失误。不久后，他特意把洪学智叫到自己的住处，诚恳地道歉：“五次战役的事，是我指挥失误了。战前，你给我提了三次建议，都是好意见，很有道理，可我没听进去，一意孤行了。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我错了。我这个做统帅的，决策失误，要向你检讨，郑重地向你道歉！”
这番话，从彭总这样一位战功赫赫、性格强硬的元帅口中说出，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这不仅仅是对洪学智个人意见的肯定，更是彭总光明磊落、勇于承担责任、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的体现。他错了就是错了，敢于在下级面前承认错误，这在任何军队、任何时代，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品质。
正是这种“对事不对人”、以革命事业为重的胸怀，使得彭总虽然脾气火爆，批评严厉，却依然能赢得大家的衷心敬佩和拥护，怪不得洪学智说：“彭总骂人那是亲，给你的感觉特别亲近，他并不会无缘无故地批评你，完全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因此，即使有的批评错了，我也毫无怨气。”
在朝鲜这段时期，洪学智和彭德怀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后面彭总身陷囹圄时，洪学智还出来仗义执言，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1960年，洪学智从总后勤部调到吉林省工作，任省农机厅厅长。在吉林，洪学智一呆就是17年。
1965年秋天，毛主席南下巡视，在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闲谈时，曾提到洪学智。
伟人问道：“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韩先楚回答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被调到吉林工作了。”
随后，毛主席又接着说：“下次你见到洪学智时，帮我转告他，他之前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让他不要担心。”
后来，韩先楚将毛主席的这番话转告给了洪学智，洪学智心里非常感动，并示意自己现在的工作很好，学了很多东西，请主席不要挂念。
1977年9月，洪学智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之后再次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为我军的后勤事业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8年冬天，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30周年，洪学智受邀撰写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
在谈及彭总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军不禁潸然泪下，说：“老总，真想你啊！”
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