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在香港居住的熊式辉，为了摆脱旧部的打扰，打算和妻子去阿根廷。
为了省钱，熊式辉托人办了几张假护照。不曾想，在之后办理去阿根廷的手续时，他的假护照被识破了。
本来只要花点钱就可了事的，但熊式辉那股莫名的犟劲儿却突然上来了。熊式辉想他当年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堂堂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怎么能在这些小警察、小职员面前低头，所以坚决不同意花钱。
因此，移民局便以假护照起诉熊式辉，并将其抓了起来。
听说熊式辉被捕入狱，妻子和亲友赶忙托人运作，花了不少钱，这才把熊式辉从监狱中捞了出来。
事后，熊式辉感慨地说：“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
妻子则提醒他，说：“你现在不是长官了，需要跟老百姓一样懂得花钱消灾！”
熊式辉出身寒门，祖籍江西，既没有江浙财阀的背景，也非黄埔军校嫡系出身。在那个讲究派系、门生故吏盘根错节的国民党体系内，他能够一步步爬上高位，除了自身的精明强干和审时度势之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第二段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第二任妻子——顾竹筠。
在遇到顾竹筠之前，熊式辉有过一段婚姻。那是典型的旧式包办婚姻，对方是同乡的戴氏。对于这位原配妻子，熊式辉的记忆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说是淡漠的。
两人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婚后也极少生活在一起，更没有留下子女。在熊式辉一心扑在军旅和仕途上的时候，这段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后来戴氏如何，似乎历史的尘烟也将其悄然掩盖了。
1921年，熊式辉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期间结识了顾竹筠。当时，顾竹筠也在此求学，攻读的是当时女性选择较少的医学专业。
那时的顾竹筠，年仅十八岁，身姿窈窕，容貌清丽脱俗，在一众或娇艳或活泼的女孩子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熊式辉几乎是第一眼，就被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深深吸引了。除了美貌外，顾竹筠的背景也非常不一般。
顾竹筠的父亲国内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时任黄埔军校高级编译官，后来官至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的顾清选。
顾清选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能在黄埔军校担任高级职务，本身就意味着与军校校长蒋介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此外，顾竹筠还有一重身份，她是倪桂珍的干女儿，跟倪桂珍的子女宋霭龄、宋子文、宋美龄等都很熟识。
这意味着顾竹筠不仅家世显赫，而且与当时中国最具权势的宋氏家族——尤其是与掌控财政大权的宋子文，以及日后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等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交。
熊式辉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娶到顾竹筠，那不仅仅是抱得美人归，更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找到了一架直上青云的梯子，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那一刻，追求顾竹筠的决心在熊式辉心中变得无比坚定，他开始对顾竹筠展开猛烈的追求。
熊式辉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俊小生，但他身材挺拔，眉宇间自有一股英武之气，加上他刻意展现出来的成熟稳重、谈吐不凡（毕竟也是带兵打仗、闯荡过的），对于一个身在异国、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来说，还是颇具吸引力的。
此后，熊式辉常常制造各种“偶遇”的机会，殷勤地为顾竹筠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小困难，陪她散步、聊天，谈论日本的风土人情，也畅谈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抱负和理想，刻意展现自己积极进取、忧国忧民的一面，同时又处处体贴关怀，温柔备至。
顾竹筠最初或许只是将他视为一个热心的同胞和学长，但在熊式辉持续不断的柔情攻势下，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渐渐被这个比自己年长不少（熊式辉生于1893年，顾竹筠大约生于1906年，两人相差十三岁）的男人打动了。
仅仅相处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在熊式辉的反复表白和承诺下，顾竹筠点头答应了他的求婚。不久，两人就在日本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生活，最初确实是甜蜜而恩爱的。熊式辉对这位年轻貌美、家世显赫的妻子也算得上是呵护有加。而顾竹筠也确实履行了一个妻子的职责，温柔贤淑，为他打理家事，并先后为他生下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更重要的是，顾竹筠背后的家族关系，开始真真切切地为熊式辉的事业铺平道路。通过顾清选和宋家的关系，熊式辉得以进入蒋介石的核心视野，逐渐受到信任和重用。
可以说，熊式辉后来的平步青云，尤其是在江西主政十年，达到事业的顶峰，与他当年在日本娶了顾竹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在熊式辉的事业蒸蒸日上，家庭也看似美满的时候，一场悲剧悄然降临。顾竹筠的弟弟顾树人英年早逝，这对姐弟感情极深，弟弟的离去给了顾竹筠沉重的打击。顾竹筠本就身体不算强健，加上过度悲伤，竟一病不起。
熊式辉请遍名医，用尽良药，也无法挽回爱妻的生命。顾竹筠的病情日渐沉重，她自知时日无多。弥留之际，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三个年幼的女儿。她深知丈夫日后必然会续弦，她害怕孩子们会遇到一个刻薄的继母，受尽委屈。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顾竹筠做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的安排。她把自己的亲妹妹顾柏筠叫到病床前。那时的顾柏筠，还只是一个十三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少女，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
顾竹筠拉着妹妹手，说：“柏筠，姐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三个小外甥女，她们还这么小，将来你姐夫肯定要再娶的，我怕后来的那个女人对她们不好。”
顾柏筠听着姐姐的话，早已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姐姐，你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
顾竹筠摇摇头，喘息着说出了一句让顾柏筠震惊不已的话：“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我想让你来照顾她们，你嫁给你姐夫，好不好？这样，你就能名正言顺地照顾她们，也能帮我照顾好你姐夫。”
顾柏筠又羞又急，小脸涨得通红：“姐姐，你说什么，我还小呢，而且他是我姐夫啊！”
在那个年代，虽然姐妹同嫁一夫的情况偶有发生（尤其是在妻死后，小姨子续弦），但由临终的姐姐亲自安排，对象还是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妹妹，仍然是相当罕见的。
顾竹筠说：“不碍事的，先把名分定下来，把这个位置给你占了，省得别的女人惦记。柏筠，算姐姐求你了，为了孩子们，也为了我能安心。”
看着奄奄一息的姐姐，听着她字字泣血的嘱托，年幼的顾柏筠，最终流着泪，轻轻地点了点头。她或许并不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她知道，这是姐姐最后的愿望。
说服了妹妹后，顾竹筠又强撑着精神，把熊式辉叫到床前，将自己的安排和盘托出。熊式辉听完，内心是复杂的。他当然明白妻子的良苦用心，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考虑。
同时，顾柏筠是妻子的亲妹妹，由她来照顾孩子，确实比外人更放心。而且，顾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娶顾柏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这种联系。当然，或许还有一丝不便明说的想法，顾柏筠虽然年幼，但假以时日，也会出落成一个美人。
种种考虑交织在一起，最终，熊式辉答应了妻子的临终托付。
不久之后，年仅23岁的顾竹筠，在上海福民医院病逝。
顾竹筠去世后，按照她的遗愿，也遵循当时的礼俗，熊式辉为她守孝三年。这三年间，年幼的顾柏筠便以姨妈的身份，开始学着照顾三个失去母亲的小外甥女，同时也与这位未来的丈夫、曾经的姐夫，在一种微妙的关系中相处着。
三年孝期满后，熊式辉正式迎娶了顾柏筠。那一年，顾柏筠十六岁，而熊式辉已经三十九岁，正值年富力强、仕途上升的关键时期。就这样，熊式辉成为了一个“娶了姐妹花”的男人，这在当时的官场，也算是一段不多见的谈资。
顾柏筠虽然年轻，但或许是过早承担了家庭的重担，或许是姐姐的临终托付让她迅速成熟，她嫁给熊式辉后，表现得异常稳重和得体。她尽心尽力地抚养三个姐姐留下的女儿，视如己出，赢得了孩子们的爱戴，也让熊式辉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1931年12月，熊式辉被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在任上一干就是十年，一定程度上为江西省的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老蒋派熊式辉去主持东北事宜，命其为东北行营主任。
熊式辉在东北的表现远不及在江西，加上陈诚在背后向老蒋告状，说了很多熊式辉的坏话。
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节节失利，老蒋将主因矛头对准了熊式辉，一怒之下将其撤职，转而给他安排了一个“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虚职。
至此，熊式辉彻底失宠，心灰意冷之下索性不去南京赴任，于1949年带着家人去了香港。
彼时，熊式辉已不再是那个执掌一方、权倾江西的“熊主席”，更不是那个被委以重任、主持东北接收的“熊主任”，甚至连那个名义上的“陆军上将”头衔，在这现实的香港地界，也轻飘飘地没了分量。
在香港的日子里，熊式辉一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安分，时不时有人找上门来。
这些找上门来的，大多是当年他在江西或是东北时的旧部属、老同僚。国军败退，树倒猢狲散，许多人都辗转流落到了香港。他们中的不少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甚至可以说是穷困潦倒。想当年，熊式辉在位时，对部下也算慷慨，如今见他似乎在香港安顿下来，便纷纷找上门来，希望能讨些接济。
起初，熊式辉念及旧情，也确实拿出些积蓄帮衬了几位实在困难的老部下。可这口子一开，便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来的人越来越多，要求也五花八门。有的要路费回乡，有的要本钱做小生意，有的干脆就是来借钱度日，而且看那架势，多半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熊式辉并非吝啬之人，可他带来的家底也着实有限。国民政府垮台前夕，时局混乱，他能带出来的金银细软本就不多，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应付香港高昂的物价，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更让他心烦的是，有些人被拒绝后，竟开始胡搅蛮缠起来，堵在门口哭诉，或者赖在门口不走，甚至破口大骂。
妻子顾柏筠看在眼里，对熊式辉说：“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用了。只是这般下去，咱们的日子也不得安生。你那些旧部，今天打发了，明天又来，没个尽头。我看，咱们是不是该想个法子，换个地方？”
熊式辉也觉得，香港这地方，熟人太多，麻烦也多。或许，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才能真正过上几天清静日子。
恰在此时，一位老友前来拜访。听闻熊式辉的烦恼后，他对熊式辉说：“天翼兄，香港这地方，终究是是非之地。你目标太大，想躲清静怕是难。依我看，不如走远一点，去南美的阿根廷。那边地广人稀，气候宜人，据说对移民也相对宽松。去了那里，天高皇帝远，谁还认得你是熊主席？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而且，我听说那边生活成本，比起香港，要低不少。”
送走朋友后，熊式辉夫妇俩商量了许久，决定离开香港，并开始打听办理移民阿根廷的手续和费用。
一问之下，熊式辉才发现正规途径办理，不仅耗时漫长，费用也相当可观。一家老小好几口人，光是护照、签证、船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为了省钱，熊式辉托人办了几张假护照，费用相对便宜。
拿着“便宜”得来的护照，熊式辉一家开始紧锣密鼓地办理前往阿根廷的各项事宜。联系船运公司，购买船票，收拾行囊，向为数不多的几位至交好友告别。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他甚至已经开始想象在潘帕斯草原上，远离尘嚣，安度晚年的景象。
然而，就在熊式辉前往相关机构办理最后一道离境手续时，麻烦来了，他的假护照被当地移民局的官员识别出来了。
按照熊式辉以往的经验，或者说，按照他在内地官场的那套逻辑，遇到这种情况，塞点钱，打点一下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常就能解决。
可就在这时，熊式辉那股莫名的犟劲儿却突然上来了。熊式辉想他当年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堂堂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怎么能在这些小警察、小职员面前低头，所以坚决不同意花钱。
原本，这类假护照案子，在当时的香港也时有发生。如果当事人态度好，愿意认错，主动缴纳罚款，或者通过关系疏通一下，移民局方面有时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罚款了事。可熊式辉这副“拒不合作”还带着几分“傲慢”的态度，彻底激怒了移民局的办事人员。
因此，移民局便以假护照起诉熊式辉，并将其抓了起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顾柏筠那里。当她得知丈夫因为假护照被警察抓走时，顿时如遭雷击，眼前一黑，差点晕倒在地。
顾柏筠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她立刻联系了几位在香港还算有些能力的朋友和亲戚，告知了情况，最终决定请当时香港的著名律师罗文锦来为熊式辉辩护。
罗文锦，是当时香港法律界的翘楚，不仅业务精湛，而且在港英政府高层也有着广泛的人脉。请动他出马，费用自然不菲。
顾柏筠此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于是，在朋友的引荐下，她带着重金，焦急地找到了罗文锦律师。
罗文锦听完顾柏筠的叙述，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特别是熊式辉被捕后还“嘴硬”不肯认错的情节，微微皱了皱眉。他知道，这种态度在法庭上是非常不利的。
“熊夫人，请放心，我会尽力而为。”罗文锦沉吟片刻，开始翻阅熊式辉的资料，“熊将军过去的身份，或许能派上用场。”
罗文锦仔细研究着熊式辉的履历，突然，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哦？熊将军在抗战时期，曾经访问过英国，并且受到了英国皇室的接见和授勋？”
“是的，确有此事。”顾柏筠点点头，“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老爷代表政府去英国寻求支持，还见过当时的国王乔治六世。”
罗文锦眼中闪过一丝光芒，说：“这就好办了，熊将军曾经是英皇的贵客，受过皇室的接见和授勋。现在，这位‘贵客’因为一本小小的假护照，就要在香港坐牢。这事要是传出去，让伦敦方面知道了，岂不是打了英皇的脸？港英当局的面子往哪儿搁？”
罗文锦决定，就从这里入手。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人脉，悄悄地将这个信息传递给港英政府的高层，暗示此案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外交”上的尴尬，甚至影响到英国的声誉。
另一方面，罗文锦开始准备法律上的辩护。他并没有直接否认护照是伪造的，因为证据确凿，难以辩驳。但他强调，熊式辉年事已高，对香港法律不熟悉，又急于离开香港躲避纷扰，才一时糊涂，被人欺骗利用，并非有意挑战法律。同时，他极力渲染熊式辉在抗战中与英国并肩作战的功绩，以及他作为“英皇贵客”的特殊身份。
与此同时，顾柏筠和朋友们也在积极奔走。他们找到了两家与熊式辉略有交情的银行，说服银行出面，为熊式辉提供担保，证明他有足够的财力，不会潜逃。
在罗文锦巧妙的周旋、舆论的暗示性压力以及银行担保的多重作用下，再加上最终同意缴纳一笔高达三千港币（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的罚款，港英当局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毕竟，把一个曾经的“盟友”、“英皇贵客”关进监狱，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几天后，熊式辉终于被释放了，望着眼前关切的亲友，他忍不住长叹一声，用带着浓重江西口音的官话哀叹道：“唉，我熊天翼，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
顾柏筠上前扶住他，提醒道：“好了，出来了就好。经此一事，你也该明白，今时不同往日了。你现在不是那个说一不二的大长官了，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在这儿，就得学着跟老百姓一样，该低头时低头，该花钱时花钱。有时候，就得懂得‘花钱消灾’这个道理！”
1952年，熊式辉带着家人前往泰国曼谷，并在当地开了纺织厂，但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后又去了澳门短暂居住，最后还是去了台湾，于1974年1月12日病逝，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