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25日一早，在南丹电信局值守的职员以云皋听到负责南丹守备的第九十七军军长向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话报告：“据确实谍报：河池、六甲日军还在整补。在公路上之敌，集结于河池附近之村落，那里村落范围太宽，我飞机往炸不大生效。铁路沿线之敌集结于（河池属）六甲，那里村落较少，皆集中于圩上，请派空军前往轰炸。”

蒋答：“我即刻命令空军往炸。”

此刻，在南丹的北边，黔桂边境小镇六寨，及其南北道路上，来自各方的人员正挤得水泄不通。

11月11日，桂林丢了，同日柳州不战而丢，南宁早就决定不守，亦于25日前后失陷。

各路人马都在沿着黔桂铁路、公路撤往贵州。

那些原来设在桂林、柳州、南宁的各级机关，中央的和地方的；各级团体，军队的后勤与非战斗人员；还有部署在桂林、柳州外围的各种军队，更多的是桂林、柳州、忻城、宜州、河池、南丹等桂北、桂中、桂西北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担挑肩负，一路西逃。

几乎所有人（包括军队）的西逃，都沿着黔桂公路与黔桂铁路。道路人如蚁聚，水泄不通。人群中稍微一个松懈，就会被挤得骨肉分离，家破人亡，不是被踩死，就是从此天各一方，就在路上，就在眼前。因为人太多了，个个往前冲挤，一个缝隙就会被冲开，一旦冲开，就很难再重聚。

因为行走困难，大量的行李衣物被抛弃，被随意丢弃的各种物品遮蔽道路两边。但更多是哭爹喊娘、呼儿唤女的声音，因为家人走丢了，或者自己走丢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就在路边捡过一个两岁的女孩，交给妻子抚养，但不久这孩子就病亡了。

11月25日，张发奎和第四战区长官部的人员就待在六寨。

第四战区长官部高参、参谋处长李汉冲和张长官待在一起。

李汉冲回忆，25日这一天下午一时许，9架美军飞机在六寨镇上空出现，进行低空盘旋和散发传单，传单内容大致为：“所有撤退军民等，应避开大路行走，因公路大道是轰炸的目标，很为危险。”

军民都知道这是盟军飞机，没人紧张。传单看过，没人太在意，也不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六寨公路、大街依然是难民摩肩接踵，圩边摊店照常营业。9架美机往南丹转一圈向北飞去。

未几，9架美机再度飞临六寨上空。

张发奎回忆：“当飞机低飞掠过这个小镇时，我正站在汽车站，它暂时充当我的长官部。我们清楚分辨出是美国飞机，我们高兴地冲出去观看。”

然后飞机俯冲低飞，投弹了，出乎所有人意外地投弹了。

张发奎回忆：“......我们高兴地冲出去观看。不料飞机上忽然扔下炸弹来，我的张姓警卫当场被拦腰炸成两段。很幸运，我站在门口，不然我也被炸中了。”

美军对空联络组的住处附近也扔下了炸弹，只是幸运地没有被砸中。

时任南丹、东兰民团指挥官的莫树杰回忆：

“飞机扔下无数重型炸弹，六寨不是火车站，根本没有火车箱，从汽车站往街里约100米处开始落弹，正是难民群集之处。刹时间，轰隆雷暴，烟尘蔽日，人声鼎沸，呼爷唤儿，飞机又盘转头俯冲用13毫米机关枪轮番扫射，然后向麻尾方向飞去贵州，其中一架回头低飞盘旋一周后飞去。炸后几处大火，尸满街巷，伤者无救，更无人救火。”

“沿途公路死尸很多，路旁数十公尺内尽是男女老幼难民、士兵的裸尸，很多是两三岁的童尸，极为凄惨。”

此外，被炸毁的还有军用汽车、摩托车数十辆和大量的辎重物资。

消息由六寨长途台传到南丹电信局，说遭逢轰炸，值机人员走避。南丹电信局员工将此情况报告陈素农军长，陈军长非常诧异，怎么也不相信，说前线未见日机，轰炸从何谈起，消息不实吧？但两个小时过去，六寨长途台发来更详细报告，证实不仅情况属实，且死伤军民不下千余。

另一边，张发奎长官一待电话恢复，即向重庆报告。经蒋委员长亲询空军得知，确有9架飞机执行轰炸任务，飞行员系美军人员，误把六寨当成了轰炸地六甲，应系一次误炸。委员长回复长官，事涉盟军，未便处理，已转知盟军司令部议处。

且不说蒋委员长与盟军当日的交涉情况，先看看这次“误炸”的后果究竟有多大呢，或者说究竟死了多少人。

以云皋当时听六寨同事说是千余人，李汉冲在回忆中估计死伤（他把受伤的人包括了进去）至少在三五千。莫树杰是此次事件的善后负责人。所谓善后，清楚点说，就是掩埋遇难者尸骸。所以莫的说法估计更为接近事实，他说：“炸死、伤死、烧死者尸体约有7000—8000具，无法计算确数”。

这里的无法计算确数，猜测其意是，还有好多人难寻完整尸体，可明白计算的当在7000到8000之间，就是说最少有7000人遇难。莫的说法中是不包括伤者的，估计这不是他善后的范围。

有一些层级较高的军官也在此次“误炸”中丧生。就以张发奎的第四战区长官部而言，有一名中将、两名少将、八名上校葬身于美机的炸弹下。阵亡的三名将军分别是军训部中将监督陈克球、第四战区干训团少将教育长王辉武、高射炮第三区少将指挥官岑铿。

这边在善后，那边盟军的反应来了。

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1944年11月29日，美军驻国民党第四战区观察组组长鲍曼上校向张发奎转交了美军顾问团文森将军从昆明发来的电报，称他认识到误炸事件给中国军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不知如何才能弥补这一重大过失。

张发奎回忆此事说：“大祸已经酿成，忏悔又有何用！但我思忖，如果这么多炸弹扔到准确的目标——六甲的日军前锋，敌人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说实话，张将军的期望有点过高，此前此后的事实表明，盟军类似这种准确扔中炸弹的次数还真不是太多。就以此次事件而言，六寨及贯通六寨的公路人山人海，但盟军飞行员就是看不到，一架飞机看不到，两架看不到，九架都看不到，这样的观察力是难以保证投弹的准确性的。

盟军已经道歉，这件事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

就这么结束了？是的。文森将军不是说了吗，不知道如何弥补，那还能怎么弥补，只能这样了。

有传闻说，酿成此祸的那个译电员被处决了。但传闻的事能信吗？传闻说天上有神仙，但谁看到过啊。

唯有那个画面没法抹去。刻画画面的人叫钟敬又，著名美术家钟敬之的弟弟。他于轰炸次日中午逃难经过麻尾，在其随后撰写的《从漓江之滨到黔灵山下---湘桂大撤退亲历记》一文中描述麻尾街上：“一大片横七竖八的尸体，衣服毛发全被烧光，暴露着血糊糊的尸身……烈日曝晒下，阵阵尸臭，催人恶心。24小时前，这些都还是鲜活的生命，此刻竟成如此惨状。每跨出一步都有可能踩踏在尸身上，每个人把惶恐至极的心儿提到了嗓子眼上，只盼能活着走出这座尸山。”

老实说，能走出去这座尸山的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