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川；编辑：木心

14年前，郑煤机改制后上市，前党委书记、调研员贾建国以80万元参与员工持股计划，净回报637万元，当时曾有媒体发文质疑郑煤机持股计划导致国资百亿元资产流失；2009年，郑煤机入股、贾建国担任股东及总经理的郑州速达成立，如今，郑州速达即将上市，贾建国等前国企高管也将迎来又一拨财富盛宴。而郑州速达与郑煤机之间大量的关联交易，让其难以摆脱利益输送的标签。

2024年5月6日，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达股份”）在深交所更新了招股书（注册稿），这意味着速达股份即将迎来成功上市。招股书显示，速达股份此次计划发行1900万股，占发行后股份的25%，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7600万股，计划募资6.63亿元。由此估算，速达股份发行估值约27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31只新股首日收盘平均涨幅达104.94%，而2023年新股平均涨幅66.45%。这意味着，速达股份如果能成功上市，其市值有望达到45亿-55亿元左右。

实际上，这是速达股份第二次冲刺深交所。早在2019年6月，速达股份就曾向深交所创业板递交招股书，不过2020年速达股份被交易所现场督导，并被发现存在多项披露不准确；再加上公司与第二大股东郑煤机复杂的关联关系，2021年1月被终止审核。这一次，速达股份能如愿以偿吗？

值得注意的是，速达股份在IPO的关键阶段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2024年1月，鄂尔多斯速达一名员工在操作天车时“未能严格遵守公司操作规程，造成自身死亡”。

新经济IPO注意到，速达股份在招股书中的公告用词似乎急于撇清自身责任，以至于显得有点冷漠无情。对企业来说，安全生产是大事，企业员工生命更是重中之重。员工工作期间死亡，对员工及其家人来说，无疑是重大悲剧，违规操作也反映出企业平时对员工安全培训、规范操作培训并不到位。速达股份在招股书中不仅没有对员工不幸丧失生命予以哀悼和致歉，反而急匆匆地声明该事故为“一般安全生产事故，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让人非常困惑。

IPO君认为，一家公众上市企业，首先必须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对员工有基本人情关怀，而不是眼里只有资本、缺乏基本伦理底线的赚钱机器。IPO君建议，如果能够幸运上市，速达股份管理层应在敲钟日集体为该名离世员工默哀一分钟，以此向大量为公司上市默默付出的最底层员工致敬。

前党委书记位居第四大股东

招股书显示，速达股份主要业务围绕煤炭综采设备液压支架开展，为煤炭生产企业提供维修与再制造、备品配件供应管理、二手设备租售等综合后市场服务。2021年-2023年，速达股份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22亿元、10.76亿元和12.53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1.02亿元、1.05亿元和1.62亿元。

股东结构方面，李锡元、贾建国及李优生分别直接持有速达股份30.09%、11.18%及3.73%股份；李锡元、贾建国及李优生三人通过直接持股和间接支配的方式合计控制公司50.98%的股份。李锡元、贾建国、李优生三人认定为速达股份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按发行1900万股计算，发行后李锡元、贾建国及李优生持股比例分别为22.57%、8.39%、2.8%，按上文50亿估算市值计，李锡元、贾建国及李优生在公司上市后身家有望分别达到13亿元、4.2亿元、1.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三名创始股东中，李锡元为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机械工业部广州机床研究所）技术员，后创业成立上海嘉诺等公司，主要从事液压元器件、密封件的生产和销售工作，并没有煤矿综采设备以及相关后市场服务的经验和背景。另两名股东贾建国与李优生则都来自郑州煤矿机械厂，是煤矿综采设备制造领域的资深人士。

从过往履历看，贾建国曾是郑煤机的一把手，1975年至1993年历任郑州煤矿机械厂一分厂工人、车间调度、车间副主任、副厂长、厂长；1993年至2000年历任郑州煤矿机械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党委书记；2000年至2002年11月任郑州煤矿机械厂调研员；2002年11月至2008年12月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研员；2008年12月至2009年任郑煤机调研员。

李优生则是郑煤机的中层领导。1973年至2002年11月，贾建国历任郑州煤矿机械厂安装分厂班组长、工段长、调度长、厂长助理、副厂长；2002年11月至2008年12月历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分厂副厂长、厂长；2008年12月至2009年7月历任郑煤机市场部副部长、售后服务处处长。

招股书显示，贾建国和李优生曾在郑煤机担任过高管和中层干部，两人于2009年速达股份设立后即加入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贾建国主要负责供应链采购业务的开拓，为速达股份早期逐步建立独立、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优生主要负责客户服务部以及维修相关的工作，对速达股份早期通过客户运维服务快速接触客户及生产维修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两人于2016年2月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正式退休。

为何郑煤机前党委书记及前营销副总、售后服务处处长会联手加盟速达股份创业？招股书介绍称，公司主要创始人李锡元由于看好煤炭机械后市场服务领域未来的广阔前景，有意向煤炭机械服务行业发展。而郑煤机管理层也非常看好煤炭机械后市场服务领域未来的广阔前景。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成立一家体系外的主体来运作。

不得不说，李锡元也是个神奇人物。个人履历显示，李锡元其1973出生，1996年-1998年任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机械工业部广州机床研究所）技术员；1998年6月至2009年8月任上海嘉诺总经理，当时李锡元年仅25岁。

嘉诺集团创立于1995年，由广州嘉诺和上海嘉诺组成，共有8个控股公司和5个加工厂，是一家集团化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公司主要经营工业密封件、流体连接件业务，代理美国Parkerhannifin公司全系列流体传动产品。企查查显示，李锡元并不是一名职业经理人，他曾持有上海嘉诺密封技术有限公司17.26%的股份。

2024年1月，唯万密封（SZ301161，股价20.75元，市值24.9亿元）发布公告称，拟2.1亿元收购上海嘉诺密封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公告显示，上海嘉诺在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1月至8月的营业收入分别约2.7亿元、2.8亿元和2亿元；净利润分别约0.4亿元、0.5亿元和0.3亿元。李锡元持有上海嘉诺12.24%的股份，按照唯万密封的收购价，李锡元持有股份价值约5040万元。

2009年，35岁的李锡元又想进军煤炭设备服务后市场，然后郑煤机慷慨出资400万元，成为新公司第二大股东。不仅如此，国企大厂郑煤机为了扶持年轻人创业，甚至贴心到为了“协助李锡元将机械服务行业的丰富经营经验向煤炭机械服务行业成功过渡，双方商议再引入两名郑煤机员工贾建国和李优生作为创始人”。

这两名创始人并不是普通员工，一个是郑煤机前党委书记，一把手；另一个则是公司前营销副总、售后服务处处长，掌握着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大权。从如此豪华的支持人员配置上，只能说创始团队确实太优秀了。

但是，这里面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之处。例如，速达股份在回复函中曾表示，贾建国与李优生参与投资设立发行人为“个人投资行为，未与其中任何一方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这显然与郑煤机当初的战略安排冲突。

而且，上述安排可能也涉及到国企领导干部违规在外兼职、经商的规定。贾建国2009年成为速达有限创始股东并担任董事兼副总经理，一直到2016年才退休。而贾建国直到2010年8月（年满60岁）才在郑煤机办理了退休手续。也就是说，贾建国还在担任国企郑煤机的领导职位（调研员）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以“个人名义”投资经商，且从事业务与原国有单位密切相关。这其中是否涉嫌利益输送安排？贾建国作为原郑煤机械厂的一把手、老领导，在国企对外投资的私营公司中不仅担任高管，还是第三大股东，真的是完全依靠个人努力获得吗？

另外，2009年，速达有限成立时，贾建国出资150万元，持股15%。作为一名即将退休的老领导，拿出150万元真金白银创业，魄力还是很大的（不过看了下文就知道，老领导贾建国2008年通过郑煤机改制赚了近700万元，百万元投资是毛毛雨）。

深交所也曾询问贾建国及李优生的出资来源。速达有限回复称，两人出资主要来自个人工资薪金、持股企业分红以及郑煤机上市前退股所得收益。

与郑煤机存在利益输送？

从招股书及回复函看，郑煤机并非仅仅是速达有限的“战略投资者”那么简单，从一开始，郑煤机就牢牢影响着速达有限的日常经营决策。

郑煤机2010年上市招股书中曾披露了速达有限的基本情况，并介绍称“为促进本公司配件、修理业务的快速发展，本公司与民营资本合作发起设立了速达配件。速达配件代表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除综机公司及长壁公司）对外开展配件、修理业务，速达配件除劳务以外的采购必须由本公司或所属子公司作为供应商，采购的价格由本公司负责制定”。

也就是说，速达有限名义上是一家独立公司，但实际上采购决策权牢牢掌握在郑煤机手中。贾建国与李优生作为郑煤机的中高层管理者，加入速达有限也绝不是单纯的“个人投资”，而是具备了双重身份：代表前东家监督速达有限运营；做为回报，郑煤机允许两人成为速达有限股东，而后者则利用新公司与郑煤机的关联交易坐享巨大经济利益。

速达有限的实际经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背靠郑煤机，速达有限成立当年（实际经营不到5个月），其总资产就达到2304万元，净资产1112万元，净利润112.36万元，经营业绩非常好。

能够开业不到半年迅速盈利百万元，当然与郑煤机从人力、客户及供应链资源的大力扶持密切相关，对这一点，速达股份在招股书及回复函中也并不避讳，直言公司成立后，确实受惠于郑煤机的支持。

实质上，从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也能看出，郑煤机与速达股份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已经远超一般的战略投资者与被投资对象之间的关系。

2021年至2023年，速达股份与郑煤机的关联采购额分别为5950万元、5773万元、1.16亿元；关联销售分别为1.38亿元、1.86亿元和2.30亿元。招股书显示，2017年至2023年，郑煤机一直是速达股份第二大客户；2021年-2023年，郑煤机又是速达股份的第二大、第一大和第一大供应商。

2019年至2023年，速达股份对郑煤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销售金额分别为1.16亿元、1.47亿元、1.38亿元、1.86亿元、2.30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8.81%、24.32%、16.90%、17.29%、18.36%。

2021年-2023年，速达股份对郑煤机采购阀及电液控类、千斤顶类及其他原材料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72%、7.36%、9.41%、8.89%和14.18%，占比逐年增加，尤其是2023年，速达股份对郑煤机采购额从5773万元激增至1.16亿元，翻了一倍。

在客户获取上，速达股份同样受惠于郑煤机的庞大客户资源。深交所在问询函中曾要求速达股份详细说明各类业务中主要客户使用郑煤机产品的比例，主要客户选择速达股份作为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提供商是否与客户选择郑煤机产品有关，速达股份是否对郑煤机构成重大依赖。

回复函显示，速达股份各业务前5名客户所持有的郑煤机液压支架套数占其持有的全部液压支架套数达60.63%；备品配件方面，主要客户使用郑煤机产品同样占全部备品配件的60%以上；在专业化总包服务方面，客户使用郑煤机液压支架套数占比也高达61.5%。

由此可见，郑煤机的液压支架产品占据了各大型央企、地方国企、大型民营煤炭企业的相关产品的超半壁江山，对于依靠郑煤机这一股东背景的速达股份来说，提供设备后市场服务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虽然速达股份强调，其客户获取并没有通过“郑煤机引荐或协助”，但速达有限成立时便接纳了郑煤机原售后服务处的全部团队人员29人，当时带领该团队的是郑煤机营销副总、售后服务处处长李优生，这相当于李优生把客户资源和售后服务团队都带到了速达股份，当然无须郑煤机再额外推荐。

速达股份在回复函中亦承认，公司在“采购业务和销售业务上，受益于郑煤机的股东身份获得了国投新集维修中心的相关备品配件务，在早期业务订单获取上具有优势和便利性”。

14年前改制被质疑国资流失

公开信息显示，贾建国与李优生共同参与掌控的速达有限此次上市，不过是两人前东家郑煤机十几年前改制巨大红利的续集。贾建国与李优生在郑煤机改制上市中获得巨大回报，但速达有限的上市才是他们十几年前悄悄布局的最大“彩蛋”。

2010年8月8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A股上市，其招股书显示，郑煤机在上市前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制行动，而据媒体报道，此次改制导致郑煤机百亿国资流失。

新经济IPO查询郑煤机招股书，梳理了其当年改制的基本脉络。2006年9月2日，郑煤机有限一届六次员工、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权制度改革整体方案》。

截至2006年9月25日，有1862名职工入股职工持股会，出资5124.00万元；另工会委员会代职工持股会出资6万元，共募集资金5130.00万元。

2006年9月27日，百斯特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资本5130.00万元，公司工会出资4873.50万元，占95%股权，自然人丁辉出资256.50万元，占5%股权，两股东均是代职工持股会持有百斯特股权，丁辉同时也是职工持股会成员。

2006年9月28日，郑煤机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百斯特公司以货币增资3954.20万元，即持有49%股权。增资的价格是以郑煤机有限结余的国有净资产4115.8万元（不含土地使用权价值）为基础。

2010年11月，《投资者报》发表长篇报道《两次17倍分利盛宴，郑煤机百亿国资流失》，曝光了郑煤机改制过程中管理层涉嫌违规操作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上百亿的乱象。

根据这篇报道，2006年8月12日，河南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豫兴评报字[2006]第11037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06年5月31日，郑煤机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5亿元，调整后账面价值为4.37亿元，评估价值为4.32亿元。不过，评估报告所包含的公司资产中，土地使用权为零。也就是说，截至2006年5月31日的郑煤机报表中，没有包括任何土地使用权价值。

评估报告称，之所以没有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纳入资产核算，是因为郑煤机系“有偿租用国有土地”，根据当时的企业会计准则，只有有偿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方可以列出资产负债表中无形资产下的土地使用权，其他形式，无论是划拨还是有偿租用，均不可列入。

然而，2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10月8日，河南省煤管局批复同意郑煤机将其一部分土地按照有关规定有偿使用，并确认郑煤机的净资产只有4115.8万元。公司净资产之所以较此前中兴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值（4.5亿元）大幅下降，原因是郑煤机将有偿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3.37亿元）从净资产中扣除了，此外还扣除了改制费用7074万元，最终，郑煤机的净资产经过一番神奇操作之后，变成了4115.8万元，仅为原来的1/10。

《投资者报》称，郑煤机此前报表没有将土地使用权列出资产，之后却从公司净资产中直接扣减经经评估后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显然涉嫌蓄意隐匿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被人为压降估值。而这显然是为了后续将国有股权低价甩卖给以公司高管为主的员工持股公司-百斯特公司，并转卖给外部投资机构进行套利。

2006年9月，百斯特公司向郑煤机增资3954.2万元，取得了郑煤机49%的股权。《投资者报》计算后指出，按照2010年11月26日郑煤机41.84元的收盘价计算，百斯特4000万元取得的股权总市值达到约115亿元，增值高达287倍！而在这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中，受益最大的除了郑煤机高管外，还有承接上述高管员工股权的投资机构。

《投资者报》调查发现，郑煤机员工持股平台百斯特公司的资金来自于员工集资。“郑煤机在厂里大规模集资的方式是承诺两年内超额返还，1万元兑17万元（不包括个人所得税），员工不超过2万元，中层10万元，厂里领导80万元（很多领导都是贷款集资），每1万元返还10万元”。

由此计算，员工2万元出资可以获得34万元；中层干部10万元可以收回100万元；厂里高层领导80万元可以获得800万元。

2008年6月8日，百斯特公司与上海立言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12家企业/公司及焦承尧等26个自然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郑煤机有限股权全部转让，转让价格为经审计的郑煤机有限2007年10月31日净资产的4.8倍，转让价款合计74269.93万元。

2008年10月29日，职工持股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同意清算百斯特公司，合理处置财产，返还工会职工持股会会员的投资款，分配投资所得。招股书显示，百斯特公司持股股东扣除投资成本外，每元出资收获8.83元的投资收益，也就是说，短短两年投资回报高达883%！

百斯特公司代表的郑煤机高管成了此次改制计划的最大赢家。

根据郑煤机招股书，职工持股会1862名职工中，持股10万元以上的共89人，其中持股80万的2人，分别为郑煤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焦承尧；副董事长邵春生；两人获利706万元；持股60万的有9人，分别获利530万元；持股30万的有13人，获利265万元。

持股20万的只有一人，贾建国。但是，招股书显示，贾建国除了这20万股之外，还从工会持有的出资中受让了60万元股份，每元出资额定为1.15元，折合约52.17万股，合计持有72.17万股，仅次于郑煤机董事长及总经理。招股书解释工会向贾建国低价转让股份的原因为，贾建国为原党委书记，2000-2009年任调研员，享受正职领导待遇，增加出资额至总经理标准。

通过持有72.17万股原始股，贾建国扣除80万元投资成本外，每股获利8.83倍，合计获利637万元。

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时，郑州平均房价4300元；同年郑州市国有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4539元，637万元相当于普通国企职工184年的收入。

李优生也不是等闲之辈。根据郑煤机招股书，李优生除了通过职工持股平台持有15万股之外（获利132万元），还是郑煤机自然人股东之一，持有公司35.45万股股份，按2010年11月26日郑煤机41.84元的收盘价计算，价值高达1483万元。

和贾建国、李优生等中高层获利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相比，郑煤机的普通员工虽然也享受了改制红利，但收益寥寥。1862名职工中，788人持股1万股，获利17万（按《投资者报》报道，普通员工1万元返还17万元）。779人持有2万股，获利34万。计算可知，1567名普通员工合计获利4亿元，人均25万元。而持股10万股以上的89名中高层合计持有1977万股，获利1.75亿元，人均197万元。

《投资者报》在14年前的那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在郑煤机改制过程中，价值上百亿的国有资产被上市前被以数千万元的价格贱卖给高管为主的持股公司；同时由于普通员工每人集资不超过2万元，他们最高收益也不超过32万元；《投资者报》文章指出：

“真正的受益者还是公司领导层，这是郑煤机公司领导分享国资流失的第一次盛宴”。

当然，和第一次改制盛宴相比，这一次郑州速达股份IPO，才是贾建国、李优生等人第二次因为国企改制带来的财富宴席，也会是回报最大的一次。速达股份如果能够成功上市，贾建国身家将高达数亿元，跻身亿万富豪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