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去世，沈醉得知后痛哭，说：那件事我一定办

1981年初的一个寒冷清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传来一声悲恸的哭声。沈醉跪在杜聿明的病床前，泪水止不住地流下。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在谈论着那篇未完成的文章，杜聿明虚弱地说：＂沧海啊，这件事只有托付给你了...＂。从功德林监狱的对门邻居，到晚年挚友，二十余年的情谊让这位曾经的军统处长对着故去的国民党将领痛哭失声。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这两个曾经阵营不同的人成为至交？那件杜聿明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事＂又是什么？

一、相逢功德林

1949年底的功德林监狱迎来了两位特殊的犯人。一位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杜聿明，另一位是在云南起义后被软禁的军统云南站处长沈醉。当时的功德林监狱专门关押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重要人物，他们被分配在不同的区域。

杜聿明初到功德林时，身患多种疾病，行动不便。他被安排在监狱西区的一间单人牢房。1950年初，沈醉来到功德林后，被分配到杜聿明对面的集体牢房，与黄维、王耀武等人同住。两人的牢房恰好相对而门，这种空间布局为他们日后的交往创造了条件。

起初，两人并无交集。作为国民党军中的将领，杜聿明此前对军统特务一向不以为然。而沈醉虽然听说过杜聿明的大名，但在军统系统工作期间，与陆军系统几乎没有往来。

转机出现在1950年春季。监狱开展劳动改造活动，成立了多个生产小组。其中，缝纫组因为技术要求较高，一度缺乏人手。这时，杜聿明主动请缨加入。原来，他在民国时期曾开办过纺织厂，精通机械操作。后来担任机械化部队司令，对各类机械设备都很熟悉。

沈醉被分配到缝纫组后，发现杜聿明不仅技术娴熟，还热心指导其他战犯。两人因此有了更多交谈的机会。在日常劳动中，他们经常讨论时局变迁，谈及往事。杜聿明讲述了他在淮海战役中的经历，而沈醉则说起了云南起义的前后过程。

一次，沈醉的缝纫机出现故障，杜聿明主动帮他修理。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逐渐亲近。每天放风时间，他们常常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交流各自的见闻和思考。特别是在得知双方都对文史感兴趣后，两人更是找到了共同语言。

监狱的管理人员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们发现，这两位性格迥异、背景不同的战犯，竟然因为缝纫机结下了友谊。管理人员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认为这种良性互动有利于他们的改造。

后来，监狱开展思想学习活动。杜聿明和沈醉常常被安排在同一个学习小组。他们一起研读文件，讨论国家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两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杜聿明，从最初的抵触情绪，逐渐转变为积极配合改造。他的这种转变也影响着沈醉。

二、狱中情谊

1953年，功德林监狱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战犯改造工作的深入，监狱增设了文化活动室。杜聿明和沈醉因为表现良好，获准在闲暇时间使用这个场所。在这里，他们开始了一段特殊的文化交流。

杜聿明擅长书法，尤其是隶书。他在战前曾师从著名书法家康有为的弟子学习。一次，他用铅笔在废纸上写下一幅对联，赠给沈醉。这幅字虽然写在粗糙的纸张上，但笔力遒劲，颇有功底。沈醉收到后，回赠了一首七言绝句。从此，两人开始了诗文唱和。

监狱的伙食虽然简单，但也有互帮互助的场景。杜聿明因为年事已高，牙齿不好，常常吃不下粗粮。沈醉得知后，经常把自己的细粮换给杜聿明。有一次，杜聿明生病住院，沈醉主动请求照顾。监狱考虑到两人的特殊情况，破例同意了这个请求。

1954年春节前夕，监狱组织战犯们编演文艺节目。杜聿明虽然年迈，但仍参与其中，朗诵了一首《沁园春·雪》。沈醉则与其他战犯一起表演了一出京剧片段。演出结束后，两人在文化活动室讨论戏曲艺术，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一直谈到各地的地方戏。

那一年的夏天，功德林监狱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雨水渗入牢房，很多战犯的被褥都被打湿。杜聿明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干被褥借给同室战犯。沈醉知道后，立即将自己的备用被褥送给了杜聿明。这件小事在战犯中传为佳话。

1955年，监狱开展了战犯自传创作活动。杜聿明和沈醉经常互相审阅对方的文稿。两人都有丰富的从军经历，在写作过程中不断交流，互相启发。杜聿明写到淮海战役时，沈醉帮他补充了许多当时的历史细节。而沈醉撰写云南经历时，杜聿明则为他提供了军事角度的分析。

监狱的管理人员发现，这种互助关系对战犯的改造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允许杜聿明和沈醉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学术交流。两人开始研究历史，讨论古籍。杜聿明精通《资治通鉴》，常常为沈醉讲解其中的军事谋略。沈醉则擅长诗词歌赋，与杜聿明探讨文学创作。

1956年底，监狱举办了一次战犯座谈会。会上，杜聿明和沈醉分别发言，回顾了自己的改造历程。他们的发言引起了其他战犯的共鸣。这次座谈会后，更多的战犯开始主动参与改造活动。

在功德林的岁月里，杜聿明和沈醉的友谊超越了过去的身份界限。他们互相支持，共同进步，在艰难的环境中找到了精神寄托。这段特殊的交往，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也影响了周围的人。

三、出狱相助

1959年秋天，经过十年的改造，沈醉获准提前释放。在离开功德林监狱的那天，杜聿明特意写了一幅字相赠：＂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份临别赠言，寄托着两人对未来的期望。

获释后的沈醉被分配到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工作。他没有忘记狱中的老友，经常通过监狱的管理人员向杜聿明捎去问候。每逢节日，沈醉都会设法送些营养品进监狱。1960年春节，他托人送去一盒老北京特产糖果，这是杜聿明最爱吃的点心。

1963年，杜聿明因表现良好也获得释放。出狱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需要专人照料。沈醉得知后，立即请求文史研究馆领导批准，让杜聿明也能到馆里工作。在沈醉的多方奔走下，杜聿明终于获准进入文史研究馆。

在文史研究馆，两人的办公桌被安排在同一间办公室。这让他们有了更多合作的机会。杜聿明开始整理自己的军事经历，沈醉则协助他搜集资料、润色文章。他们共同完成了多篇历史研究文章，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役。

1965年春，杜聿明的老战友、前国民党将领邓锡侯病重住院。沈醉得知后，多次陪同杜聿明前往医院探望。在邓锡侯病重期间，两人轮流照顾，直到邓锡侯去世。这段经历让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工作之余，杜聿明和沈醉经常结伴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他们讨论历史兴衰；在天坛的回音壁下，他们探讨文化传承。有时，两人会带着家人一起去北海公园划船，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1966年初，杜聿明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沈醉多次陪同他去医院就医，并帮助联系专家会诊。在住院期间，沈醉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探望，为杜聿明读报纸、聊天解闷。他还专门请来中医大夫为杜聿明调理身体。

文革期间，两人都遭受了一些波折。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依然互相支持。当杜聿明被迫搬离原住所时，沈醉帮他找到了临时住处。而当沈醉的工作受到影响时，杜聿明则给予他精神上的鼓励。

1970年代初，情况逐渐好转。杜聿明和沈醉重返文史研究馆工作。这时，他们开始着手整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杜聿明提议编写一部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实文献，沈醉全力支持这个想法。两人合作收集资料，记录口述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这段相助的岁月中，两人的友情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从狱中到狱外，从困境到坦途，他们始终互相扶持，共同前行。这种超越政治立场的真挚情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

四、晚年岁月

1975年，杜聿明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他仍坚持在文史研究馆工作。这一年，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军事回忆录。沈醉每周都会去他家中帮助整理资料，记录口述历史。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讨论历史细节，核实战役经过。

1976年春，杜聿明住进了北京医院。沈醉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去医院陪他聊天。有一次，杜聿明谈起了淮海战役时的往事，提到一件重要的军事档案仍未整理完成。他郑重地将这项任务托付给沈醉，希望能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

同年夏天，医院允许杜聿明短暂出院休养。沈醉安排他到香山疗养院调养身体。在那里，两人常常坐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讨论文稿。杜聿明坚持要完成一篇关于徐州会战的回忆文章，沈醉就帮他查阅资料，记录口述。

1977年，文史研究馆组织编撰抗战史料。杜聿明虽然卧病在床，但仍通过沈醉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他将自己保存的战时照片、军事地图和作战笔记都交给沈醉整理。这些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抗战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8年初，杜聿明的病情稍有好转。沈醉借此机会，带着录音机到医院，系统地记录下杜聿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从卢沟桥事变到徐州会战，从长沙会战到淮海战役，杜聿明的叙述为这段历史增添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那年夏天，杜聿明特别想吃家乡菜。沈醉就请来一位四川厨师，在医院附近的家中为杜聿明准备了一桌家乡美食。这顿饭后，杜聿明写下了一首诗，感谢沈醉多年来的照顾。

1979年，杜聿明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沈醉更加频繁地去医院探望，有时甚至在病房里守夜。他们谈论的话题也从历史转向了人生。杜聿明经常回忆起功德林监狱的岁月，感慨命运的奇妙。

1980年底，杜聿明的病情突然加重。沈醉立即联系了最好的医生，但病情仍在恶化。在医院的日子里，沈醉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照顾老友的起居。他们之间的谈话越来越少，但默契却越来越深。

1981年初的一个清晨，杜聿明向沈醉提起了最后一个请求。他希望沈醉能够完成那份未完成的历史档案整理工作，让历史真相得以保存。这个请求成为了杜聿明留给老友的最后嘱托。

在杜聿明生命的最后时刻，沈醉始终陪伴在侧。这位曾经的军统处长，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们之间超越阵营的深厚情谊。从功德林的对门邻居，到晚年的挚友知己，他们的友情见证了一个特殊时代的人性光辉。

五、友情遗产

1981年5月，杜聿明逝世后，沈醉开始着手整理他们共同留下的文史资料。在文史研究馆的一间档案室里，沈醉发现了杜聿明生前整理的大量手稿。这些手稿详细记录了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战役，包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1982年春，沈醉组织了一个小型工作组，专门整理杜聿明留下的军事档案。这些档案中包含了许多珍贵的作战地图、战时电报和会议记录。在整理过程中，沈醉发现杜聿明对每一份文件都做了详细的注释，这些注释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1983年，沈醉开始编撰《杜聿明将军军事文集》。他将杜聿明的回忆录、战时日记和军事论文集结成册。在编撰过程中，沈醉多次走访杜聿明的旧部，收集补充资料。这些走访让他获得了更多关于杜聿明在战场上的详实记录。

1984年夏天，沈醉前往四川，专程拜访了杜聿明的家乡。在那里，他收集到了杜聿明早年的一些文献资料和家书。这些材料展现了杜聿明鲜为人知的一面。沈醉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专题，补充进了文集中。

1985年，沈醉着手整理他们在功德林监狱时期的往来诗文。这些作品记录了他们从对立到友谊的特殊经历。沈醉将这些诗文编成专辑，作为对这段历史的见证。同时，他还整理了两人在文史研究馆共同工作期间的学术讨论记录。

1986年，沈醉开始筹备杜聿明军事生涯展览。他将收集到的照片、文件和实物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并撰写了详细的说明文字。这个展览首次系统地展示了杜聿明的军事生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刻。

1987年，沈醉完成了杜聿明关于淮海战役的未完稿件。这份资料详细记录了战役的决策过程和具体部署，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沈醉根据与杜聿明的多次谈话记录，补充完善了这份历史档案。

1988年，沈醉将他们共同整理的抗战史料捐赠给国家档案馆。这批资料包括了战时地图、作战命令、战况报告等珍贵文献。这些档案的公开，为研究抗日战争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

1989年，沈醉开始整理他们晚年的通信往来。这些信件记录了两人对历史、文化的深入讨论，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沈醉将这些信件按时间顺序编排，并注明相关历史背景。

1990年，沈醉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编写杜聿明年谱。这部年谱详细记录了杜聿明的一生，从军旅生涯到晚年岁月。沈醉用翔实的史料和细腻的笔触，为这位老友留下了完整的历史记录。

这些年来，沈醉始终在践行着对杜聿明的承诺，将他们的友情化作珍贵的历史遗产。通过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保存，他们的故事得以永远留存，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