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生命写下最后一个字：“油”

1956年，新疆克拉玛依的戈壁滩上，寒风刺骨，地面冻得像铁板。一个身穿棉大衣的中年人，蹲在一堆石头旁，手里攥着一块油砂，反复摩挲，眼神里透着倔强。

这片荒凉的土地，谁能想到埋藏着改变中国石油命运的宝藏？他拍了拍手中的沙子，对身边的人说：“油就在这下面，干！”这个人，就是康世恩，一个为中国石油事业奉献一生的“石油赤子”。

但你知道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写下的，不是遗言，也不是家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字：“油”。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学霸才子”到“石油副总理”

回到1949年，玉门油矿刚解放。

34岁的康世恩刚从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意气风发。他本以为自己会像同龄人一样，走进大学实验室或研究所，过着安稳的生活。但谁能想到，这位书卷气十足的“学霸”，却被直接派往玉门油矿，接管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

玉门，当时是中国唯一的油田，但设备破旧、技术落后。

康世恩到矿区后，住帐篷、啃馒头，寒冬腊月，零下几十度，他裹着棉被钻进野外，与工人们一起找油井。

但最让人记住的，是他的那句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工人们笑着说：“康主任能吃苦，咱们还能不拼命？”

几年后，他带着团队在戈壁滩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那一刻，康世恩站在荒原上，看着喷涌的黑金，笑得像个孩子。但他没时间庆祝，紧接着又南下指挥大庆油田的开发。

1960年，大庆油田会战打响。

工地上，工人们昼夜奋战，吃的是窝头，喝的是凉水。为了节省时间，许多人干脆睡在工地旁的草席上。当时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也就是后来的“铁人”，连续奋战四天四夜，累得直接倒在井场边。康世恩看到后，亲自跑过去推醒他：“你是队长，不能垮了，全国人民都在等着咱们的油出来。”

康世恩和工人们一起扛过设备、跳进泥浆池，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但在那些日子里，他更像是一名普通工人。大庆油田的胜利，不仅让中国摆脱了石油短缺的困境，也让康世恩成为家喻户晓的“石油副总理”。

家庭与事业的两难抉择

可就是这样一位“拼命三郎”，在家庭中却是一个“缺席的父亲”。

康世恩18岁时，听从父母之命，与郭效贞结了婚。

婚后不久，两人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康卫平。正当一家三口过着平静生活时，时代的洪流将他推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6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离开了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孩子。

临走时，他对妻子说：“我会回来接你们的。”可这一别，就是十年。

郭效贞身体本就不好，一个人既要照顾年幼的儿子，又要操持家务，最终积劳成疾，早早去世。康世恩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前线忙着革命工作。他匆匆赶回家，为妻子料理后事，又将儿子托付给父母，转身离开。从此，康卫平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是相框中的一张老照片，母亲则是墓碑上的名字。

多年后，康世恩娶了扬华甫，一位同样投身革命的进步女性。

扬华甫聪明能干，心胸开阔，得知康世恩的儿子后，她主动提出：“把孩子接来吧，我会当作亲生的。”1946年，10岁的康卫平终于见到了从未谋面的父亲，也多了一位慈爱的继母。

贫寒岁月里的“严父”

解放后，康世恩将康卫平送到北京读书。

物资匮乏的年代，康卫平有次开口要一条毛毯，说宿舍里太冷。康世恩皱了皱眉头，咬牙给他买了一条，但反复叮嘱：“这不是给你讲享受的。”

1961年，康卫平的妻子怀孕了，很想吃酸菜。康世恩听说后，跑到机关食堂，向厨师要了几块酸菜带回家。他觉得这已经算“走后门”了，逢人便念叨：“这怕是占了国家的便宜。”

康卫平说，父亲一生清廉，连给家里人办点小事都要掂量再三。他转业后，分配工作时并不顺利，还是康世恩的同事余秋里看不过去，主动帮忙安排康卫平进了石油系统。

即

便如此，康世恩仍告诫儿子：“你是靠自己能力吃饭，别给我丢人。”

最后的执念

1995年，80岁的康世恩病重。

他躺在病床上，几乎不能动弹，意识也时断时续。一天，护士发现他颤抖着拿起一支笔，在纸上缓缓写下一个字：“油”。写完后，他闭上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有人说，他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石油事业。可也有人说，他对家人亏欠太多，特别是儿子康卫平。

他用一生证明了什么叫“国为重，家为轻”，可这种取舍对家人又何尝不是一种残酷？

康世恩的故事，讲的是一代人的责任与牺牲。他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选择了用一生去点燃国家的希望。他是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带领中国摆脱了贫油的困境；他是工人们的“老康”，用身体力行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可在亲情的天平上，他始终是那个让家人等了又等的人。

有人说，家国之间，总要有人做出牺牲。康世恩选择了家国，而他的家人选择了理解。

这种沉默的牺牲，或许才是那个年代最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