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1930年，彭德怀大杀四方，所向披靡，有人求见，自称：我叫黄克诚》一文，讲的是：1930年5月，彭德怀趁着蒋介石在忙于策动中原大战而无暇顾及湘赣地区之机，连续发起了一系列攻伐行动，大杀四方，所向披靡，并于1930年5月6日第二次攻陷了平江城。
平江乃是红5军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彭德怀清楚地认识到，红5军还很弱小，绝不可以留此弱小之师而与来敌硬拼，因此与上次一样，主动撤出了平江城，另寻战机。
考虑到平、浏地区乃是创建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又有计划地安排第1纵队在该地区打游击，牵制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自己则率2、3、4纵队相机夺取东北面的修水。
5月8日下午，大军从容撤出平江。
为了达到顺利攻取修水的目的，彭德怀用了一招声东击西，分发一部分兵力经南江桥向岳州及湖北通城方向进发，主力则继续向东北开进。
5月21日，部队来到了阳新、龙港一带。
该地区久旱不雨，老百姓担心自己的子弟兵找不到水喝，早早就煮好了茶水，在道路两旁相候，还献出了自己仅有的一点薯丝、玉米等粮食，完全是一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彭德怀感动不已。
他对黄克诚等人说：“老百姓这样拥护和爱戴我们，我们值了。”
大家的斗志昂扬，决定攻下阳新城，给老百姓开仓赈灾。
可惜，敌鄂东南驻军罗霖部坚守不出，红军缺乏攻坚的炮火，屡攻不下。
没奈何，彭德怀只好以红军一部继续围攻阳新，自己率主力北进，围城打援。
此举收到了奇效，在大冶、阳新边界处一举击溃了援敌郭汝栋部主力，并在追击中轻松占领了黄石港。
郭汝栋部盘踞当地，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多有勾结，这会儿，在英、美、日军舰的掩护下，仓皇逃到了北岸。
红5军进入黄石港，照例没收帝国主义洋行、商店，将所得财物留部分充当军费，余者分配给了老百姓。
1930年四、五月，中央的实际领导者李立三脑袋“发烧”，冒出他那个冒险、急进的“立三路线”。
他先是在4月3日以中央的名义给红4军前委下达了《党和红军的总任务和策略路线》，强调“党的总任务是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夺取“扼长江中枢的”中心城市武汉。命令红四军攻取“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到了6月11日，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急不可耐地推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切实际地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并将这些左的错误以组织手段向全国各地传达贯彻推行。
6月15日，红5军军委于大冶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将红5军扩编为3军团，准备在8月1日前将3军团扩大到5万人，进攻武昌，从而配合1军团夺取南昌、九江，以及2军团夺取汉阳、汉口。
毫无疑问，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红军、攻打大城市等指示让红5军的广大官兵精神振奋，群情踊跃。
彭德怀却直皱眉头。
他深知红5军的底子太薄，现在的总人数不过七八千人，根本就不可能在一两个月内把人数扩大到5万人，就算是临时抓瞎，饥不择食地拼命扩军，最多也只能发展到3万人，算是一个军，要强充为军团，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
还有，现在的武昌城里的敌守军有5个团，城防坚固，长江江面上布满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又岂能轻取？
而且，红5军一旦贸然进攻武昌，势必招致驻在阳新的罗霖师和驻在岳州的钱大钧部12个团的尾随攻击。
那时，红5军不说要攻城，只怕自身都难保。
为了应对中央的指示，他处心积虑，想出了一个妥协方案：“首先消灭鄂东南各县反动武装，然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为攻打武昌做准备。”
红5军中的滕代远、邓萍、袁国平等人都是有识之士，都赞成这一方案。
改日，红3军团在大冶马底驿成立，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为政治委员，邓萍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
6月30日，彭德怀打出了红3军团的旗号，兵锋遍掠咸宁、蒲圻、鄂城、嘉鱼、通山、通城等，摆出了一副要攻打武昌的势头。
蒋介石连呼不好，指派钱大钧两个师从岳州奔赴武昌加强防务。
如此一来，岳州空虚，彭德怀出其不意地调转了兵锋，于7月4日攻下岳州，歼敌两个营，缴获步枪数百支，机枪18挺，七五野炮4门，小炮56门，以及大量子弹、炮弹和军用物。
英、美、日军舰这会儿又出现了，不断向城内打炮，要替国民党军出气。
上次英、美、日军舰在黄石港掩护郭汝栋部时，红5军没有重武器，只能望洋兴叹。
现在，既然已经缴获了城中的七五野炮，不用白不用。
彭德怀咬牙切齿地说：“这帮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惯了的牲畜，老子今天跟你们没完。”
他让战士把炮架设在江边的隐蔽处，等敌舰靠近了，就狠狠地炸他个人仰马翻。
说起来，红5军当时还没多少人会打炮。
彭德怀本人却是从湖南陆军讲武堂炮科毕业的高才生，他亲自上阵，和来自朝鲜的武亭一起，冒着敌人炮火，不紧不慢地还击了数十炮，击中了敌舰，震慑了敌胆，大长红军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