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17日，上海市龙华殡仪馆。
“这是我的丈夫。”萍萍远远地望着停尸车上那具一丝不挂的无名男尸，强作悲伤地点了下头，就用手帕捂住了鼻子。
刑侦支队长高亚平打量着萍萍，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紧紧地攫住了他。这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不漂亮，却显得相当成熟老练。然而置身在这哭声惊天动地的火葬场，这女人的举止却怎么也无法和这个特定的场景应和起来。
照理说，她丈夫这么年轻轻地就被人杀害，赤身裸体抛尸野外，火葬场认尸，作为妻子的她竟会无动于衷，落不下一滴眼泪？毕竟是人生伴侣，生离死别，你不见为配偶送行的人，其悲痛欲绝状远远胜过其子女？
太反常了！
这违背人之常情的现象牵动了高亚平的职业敏感，凭他办过多年案子的经验，作为妻子的，只要有作案嫌疑的，才会心有余悸，不敢正视丈夫的遗容。他注意到，走进停尸房，萍萍就一直待在门口，不肯近前。他几次叫她上前辨认丈夫的几处生理特征，可萍萍就是止步不前。
她有什么顾虑呢？
刚才在公安局，她说起丈夫身上可以指认的生理特征还有板有眼，很有把握的样子，为什么面对丈夫的尸体，却不肯上前指认了呢？哪有做妻子的就这样认夫的？若不是旁边丈夫的弟弟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推了嫂子一把，萍萍才踉踉跄跄走上前探了一下头，随即点头认定了死者身份，若不是死者的弟弟现场指认，高亚平真难以确信萍萍就是这死者的妻子。
这可是人命关天啊！
死者陈老板到底被谁所害？是财杀，还是情杀？凭第六感觉，高亚平认定此案与谋财害命有关。
摸排因果关系，高亚平得知，死者陈老板有财有貌，年轻有为，平时还喜欢寻花问柳，但查到后来竟发现没有一个女人与他保持长久暧昧关系；陈老板乡下已有过两个女人，前妻老实本分，跟他生过一个女儿，另一个女人原是他厂里的女工，与袍同居生子，两个女人如今都住在他老家。他闯荡上海做生意，又搭识了崇明的小学教师萍萍，于是让萍萍离婚后嫁给他，把家安在上海他买下的房子里。
萍萍婚后仍是在崇明的小学执教鞭，双休日才过江与丈夫团聚一次，照理小别胜新婚，夫妻感情应当很热乎，可死者的弟弟却反映哥嫂经常吵吵闹闹。就在案发那天，陈老板刚从崇明回上海，一桌丰盛的夜饭之后，两口子又不知为什么大吵大闹，不欢而散。萍萍第二天一早就坐头班轮船赶回崇明上课。由此推断，她没有移尸作案的时间。
再说，生意场上陈老板是一把好手，他生前曾把人家的公司挤垮，也曾得罪过一些人，但分析来分析去，他这种明争暗斗，还不至于有人欲置他于死地，依此推断，为家庭财产归属问题动杀机不是没有可能。
这样看来，疑点，似乎跟那个见到报上刊登的认尸启事就急急匆匆冒冒失失地前来认尸的死者弟弟——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关。
案情分析推断出这样的结论，高亚平却还是愿意相信他自己的直觉。他的疑点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叫萍萍的女人，在停尸房里，就凭死者弟弟推她这一举，就似乎将结论推到这个女人身上来了。
死者陈老板的家是二室一厅的新房子。这在上海北区的新居民住宅区里，是相当普通的住房。一层对门两套单元房，陈老板住在东头。走进陈老板这单元，高亚平就有种似乎缺了点什么的感觉。萍萍打开--间房，摆放着成套的音响设备，显示着主人的经济实力；但她转而又扭开她内室的房门，高亚平就傻眼了。这哪像老板家的卧室啊，除了铺在地上的席子，连张床都没有。窗台上搭着一个和式床垫，勉强还算得上是新潮的家具。
然而，当他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转了一圈，一览无余的空间，几乎没有任何痕迹和疑点可以排摸时，一抬头，他发现萍萍脸上显出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情。高亚平似乎有一点惆怅，他发现这个家所缺少的，恰恰是一种家的氛围和一种爱的温馨！他的脚底下也跟着沉甸甸起来，就像那一屋子沉闷的音响。
高亚平似乎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空间难以停留，他迈步走进了邻居家门，邻居老太太感叹着说：“这户人家是有点怪，照例人家看到煤气公司来收安装费，都抢着付款，好争取早点装，可这女主人明明在家里，却只当没有这回事，好像不打算在这里长住似的。”
奇怪，高亚平想，这陈老板夫妇看上去蛮般配的，怎么也是一对凑合夫妻？
一个伶牙俐嘴的小女孩插进来，一串清脆的童音打断了高亚平的思绪：“这户人家是不正常，被头搭在窗台上两三天了，日晒雨淋都没有人收。前天下雨，我明明看到他们家女主人在家里，也不收进去，你讲怪不？”
回到陈老板家，高亚平特地停在搭在窗台上的那条床垫前，一摸，床垫湿湿的。萍萍眼明手快，拉过窗帘，打开边窗，然后把床垫翻了个身，解释说，这垫被是我睡的，好多日子不睡了，搭在窗台上照照太阳。
高亚平瞅了萍萍一眼，没有吱声。
当他的脚步踱到卫生间里时，他发现萍萍的神色紧张起来，他故意在卫生间多逗留了一会儿，就见萍萍急不可待地跟了进来。
“有什么事吗？”高亚平心里已有了几分底，故意问道。
萍萍迟疑了一下，嗫嚅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便退了出去。
当断即断，高亚平宣布调查结束，让萍萍交出房门钥匙，然后在原有的门锁上再加了一道锁，他对萍萍说，房子封掉，你可以回崇明去了。
第二天，高亚平再次带人进入陈老板的居室，他让侦查员割开窗台上那显然是一圈圈地叠起来的和式床垫，割开包边的第一圈，没发现什么。高亚平不动声色，又令侦查员割开第二圈。
果然，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就在床垫的一头，发现了脸盆大小的一滩黑乎乎的东西——血迹！
他兴奋得几乎叫出声来，不过他很快又皱起了眉头：床垫上的血迹，会不会是女人来月经时留下的？
不对，那位置是在床头一侧，高亚平脑海里顿时闪过男尸那被击碎的头颅。他心里明白了，果断命令：将血迹带回去鉴定。
当高亚平验出了床垫上的血迹确是陈老板的血型，此案的重大嫌疑人萍萍就于当日凌晨5点离家出走了。给了高亚平一个措手不及。崇明有许多码头，有往上海方向的船，有往江苏方向的船，上哪儿去追这个娇小的女人呢？
高亚平不想惊动萍萍家人。他相信这个女人不会跑远，她不是还有个女儿么？她肯定会跟家里联系的。
他走进萍萍教书的学校，不明真相的校长和老师一致反映萍萍作风正派，教学认真。高亚平不动声色地附和说，萍萍的丈夫被害，她夫家定会来找她麻烦，萍萍走掉也好，省得陷在吵闹堆里难做人。
高亚平自有他的策略，这是他引蛇出洞的一招。
果然，当天晚上，萍萍就从上海给家里来电话，老父亲劝她索性南下深圳去闯闯，还把深圳他老战友的地址告诉给她。
高亚平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当他闻讯赶回上海时，萍萍的电话也就跟着到了他的办公室。电话里，这个女人开门见山地询问案子侦破的进展情况，她显得颇有点自得地表示，她在上海等候破案的消息。
“那你到公安局来一趟，有些情况我们还要向你了解一下。”高亚平说。
不料那女人却说：“该提供的我都已经提供了，我没有必要来了。我会每天打电话来询问案子进展情况的。”
高亚平还想跟她再聊聊，观察她的动向，那女人敏感地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你大概想查出我现在何处是不，可连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
这里萍萍正自鸣得意，那里高亚平却听到电话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我们这里是曲阳路赤峰道。”
然而，高亚平当即带人查遍了曲阳路赤峰道一带二十几家旅馆、招待所，清查进行了一夜，却不见这个女人的踪影。
这无根的浮萍，又飘到哪里去了呢？
高亚平暗暗焦急起来。
熙熙攘攘的上海火车站。高亚平终于探得了萍萍欲逃往深圳的确切车次，早早就在新客站广场恭候了。奇怪，已经接近开车的时间，这个女人怎么还不来！会不会换了车次？高亚平和他的战友们化装埋伏，等得好心焦。直等到日落西山，这个女人都没有出现。
高亚平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居然会有这么敏锐的注意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当公交车驰近新客站广场时，她从车窗口窥见了高亚平那辆未更换车牌照的车子。那辆车在勘查现场那天曾经在她家门口停过，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居然断送了高亚平自以为走得很准的一着棋。
几天后，萍萍又来电话了，这次高亚平早有准备，他查出了电话的发话地，然后拿着萍萍的照片，找到了发话地那幢楼里做过居民小组长的老妈妈。
“这个女的我见过。”老妈妈连连点头说，“记得她是由一个老头儿陪着出来的。”
高亚平心里一喜，马上如此这般地向老妈妈布置了几句。
当萍萍驾轻就熟地摸回这幢楼来，有人轻轻地拍了她一下，唤一声：“萍萍！”
这女人闻声下意识地扭过头来，发现是一张陌生女人的面孔时，顿时一愣，就在这时，旁边闪出了两名刑警，萍萍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
审讯室里，萍萍仍是故作镇静，与高亚平兵来将挡地周旋。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高亚平居然能够如此准确地点明她移尸作案的几个细节：9月8日夜，有人看到你坐在你父亲开的一辆客货两用车上；在路上，车抛锚了，你父亲找人相帮推车，你则去买了几瓶冷饮犒劳人家……
说者有意，听者心惊，这不就是她欲盖弥彰的一个场景么？高亚平轻描淡写地点到为止，萍萍却是如雷轰顶，难以招架了。
高亚平不失时机地道一句，我知道是谁在协助你，还是你自己交待吧！
萍萍耳边轰地一声，她的心一下抽紧了。她痛苦地闭上眼睛，心里一遍一遍地诘问：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她自以为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她不相信会败在公安手里，她痛苦地闭上眼睛，又抱着最后一丝侥幸，低低地说：“我只要看上他一眼，我就全部都讲给你们听。”
她没有想到，她那有着十几年党龄的老父亲，在政策的感召下已经交待了移尸的全过程。
当她得知父亲曾痛苦地表示：“杀人偿命，让我替我女儿去死吧！”她悲叹道：“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我父亲给拖进来啊！”
面对高亚平期待的目光，她悲叹一声：“高队长，打一看到你，我就知道我是瞒不过去的了。”
萍萍当初蹬掉她教书匠的丈夫，丢下女儿，嫁给陈老板，多半是冲着上海这块令人向往的热土来的。陈老板在上海事业做得很大，她想把家安在上海，今后她跟女儿的发展都是很有希望的。再说陈老板确实一表人才，尽管学历低了些，她想这点是不能求全了。
然而她没有料到，陈老板婚后劣迹复萌，频繁地和别的女人鬼混，竟发展到当着她的面跟情人在电话里调情。
她先是好言相劝，后又严辞指责，陈老板竟以“她比你漂亮”相讥。
当她终以离婚相威胁时，每次都在吵闹之后，被人高马大的丈夫拳脚交加地制服下去。
当丈夫终于冷静地接受离婚时，她提出要求想分得上海的一处房产，哪知陈老板严辞拒绝：“房子和财产都是我乡下的儿子的！你一点也别想拿走！”
结婚一场，人财两空，她咽不下这口气。一气之下，她在陈老板的牛奶里下了安眠药，想在睡梦里杀了他！
半夜里，她见老板睡得很死，伸手推了推他，丈夫翻个身，嘟嚷了一句：“干吗！这么晚了还不睡？”她心里一惊，没下手。
1998年9月8日晚，陈老板去给前妻和儿子送抚养费回来，触景生情，她又为财产分配与丈夫恶吵了一场。睡觉前她将安眠药装在维生素C的瓶子里给他服用，由于加大了剂量，她见他睡得很死，推了几次都不动，遂抡起桌上的啤酒瓶狠狠地砸死了他。
她想找街上的民工相帮运尸，又怕被告发，只得求助于老父亲。为了借运尸的车子，她拨通了前夫的电话，以借车跑了趟生意为由，条件则是前夫今后要看女儿，她可以大开绿灯。因此她借到了一辆客货两用车，谁知车没到码头就抛锚，她只得再找民工推车。她没有想到她为民工买饮料之举已成为警方查案的一个证据。
当她和父亲到江边察看了抛尸点，如此这般地实施了运尸埋尸的全过程后，她又赶头班船赶回崇明上她的第一节课，时间安排得有条不紊，给警方摸排造成了没有作案时间的假象。
高亚平从陈老板居室的卫生间吊顶上搜出了萍萍用皮带串起的项链，戒指和手表。然而在他脑海里串起的却是这个女人留给世人的教训。
1999年5月，萍萍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其父被判处尤其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