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2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对应着崇祯十五年。这一年处于明朝特定的历史阶段，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风云变幻与兴衰脉络，在时间的坐标里留下其独有的印记。
在明朝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年可谓是乱象丛生。各种事务缺乏条理，局势处于无序状态，诸多方面都呈现出混乱不堪的景象，给明朝的运转带来极大的不稳定。
二月，清军成功攻克松山。三月，张献忠顺利拿下舒城。四月，清军再度攻克塔山。五月，张献忠又攻陷庐州。七月，开封局势危急。八月，安庆出现兵变。十月，开封落入敌手。十二月，李自成成功占领襄阳。
毫不夸张地讲，无论哪位皇帝处于这样艰难的世道，都会陷入焦虑与烦躁之中，面临棘手局面，承受着巨大压力。
崇祯尤为焦急，原因在于当年五月张献忠成功攻陷庐州后，便大张旗鼓地在巢湖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动静极大的水军操练活动。
巢湖距明朝的陪都南京不过数百里，离凤阳皇陵也近在咫尺。张献忠如今都敢明目张胆地搞演习，照此态势，说不定哪天就会带兵去把明孝陵挖得面目全非。
崇祯龙颜大怒，心里直犯嘀咕，南直隶的官员们都在干啥呢？不仅把城池丢了，如今连祖坟都快守不住了，这让他气不打一处来。盛怒之下，凤阳总督高斗光马上被撤职。
高斗光卸任后，大臣马士英走马上任，接棒成为新一任的凤阳总督。
马士英履职后压力巨大，崇祯年间的总督一职并不好当，堪称玩命的差事，要么被起义军擒杀，要么短期内没政绩就会被崇祯砍头。凤阳只是小城，城防差、兵弱。他深知当务之急是募兵，便派将领李章玉从凤阳南下贵州，在那招兵组军后回凤阳。
谈及前往贵州的缘由，其实并不复杂。贵州是马士英的故乡，他对当地情况颇为熟稔。相较于战事频仍的中原地带，贵州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在此地招募兵员相对便捷。
李章玉接到命令后迅速启程，马不停蹄赶到贵州。到了那里，他大力招募乡勇，积极动员百姓参军入伍。在他的努力下，很快就组建起了一支规模至少达七千人的队伍。
李章玉完成这个过程耗费了半年之久。待他募兵完毕，准备从贵州返回凤阳时，时间已然来到了年底。在这半年里，他一步步推进募兵事宜，如今结束行程，时间的车轮已悄然转到年末。
在临近返程之时，李章玉惊觉一个棘手状况。来的时候一路顺畅毫无阻碍，可此刻想要返程，却遭遇重重阻碍，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一时间竟无法回去。
若从贵州前往安徽凤阳，原本最为便捷且快速的路线，是从沅江开启行程。
沅江作为长江流域里洞庭湖的一条支流，具有重要的水运价值。沿着沅江走水路，能够与长江相连通，一路可到达长江的荆州流域，接着途经池州后继续往北行进，不久便能抵达凤阳。
这条原本能够顺利通行的返程路线，存在两个绕不开的关键节点。其一为荆州，其二是池州，它们是返回途中必定要经过的地方。
然而，世事难料，变化总是快过计划。李章玉离开之际，荆州尚处于朝廷掌控之中；可当他打算归来时，荆州已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荆州一旦沦为敌占区，意味着李章玉在很长一段长江水路上都无法通行。原本可以借助长江水路便捷行进的路线就此受阻，敌占区的存在限制了他在这片水域的行动。
李章玉着实没了其他办法，只好选择绕路江西。他需绕过一整个鄱阳湖，抵达江西九江，之后借助水路渡江继续行程。
坏消息接踵而至，九江这条路很快就行不通了。原因在于九江对面的黄梅县，早已落入张献忠之手，这里已然成为敌占区，前行的道路被彻底阻断。
既然如此，只能继续绕路前行。从九江开启陆路行程，途径乐平、祁门、徽州，抵达绩溪。之后从绩溪转至芜湖，于芜湖渡过长江，随后靠步行踏上返回凤阳的路程。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就仿佛是走了一条极为迂回的路线，绕了好大一个弯子，经历诸多曲折才到了如今这般境地，恰似进行了一场漫长且曲折的“兜圈”之旅。
要是仅仅在原地兜圈子倒也罢了，毕竟千里的行程也是从迈出第一步开始的，那就接着往前走。但关键在于，绕的路越多，随之而来的麻烦也会越来越多。
本朝军队行军有严格流程，每至一处，都要提前向行军路线上的州府县乡去信。信中需清楚写明部队身份、抵达时间、行动目的、离开时间及去向等，事无遗漏。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若不提前告知并证明身份，谁能分清是正规军还是闯军假扮。
因此，哪怕这件事会带来诸多麻烦，李章玉带领的队伍也必须依照要求执行到位。
当日，他们绕了许久的路，即将抵达徽州府。依规矩，李章玉提前给徽州府送去书信，详细提供各类信息资料，告知对方自己所率军队要途经此地，让徽州府提前备好住宿、饮食以及待更换的马匹。
以往的话，这不过是走个过场。李章玉的军队抵达后，徽州府只需派出几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对军队进行犒劳，等军队稍作停歇后，平平稳稳地将他们送走，事情就算了结。
然而，当下正值天下大乱之时，世风日下。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部队常乔装成明军，还向地方衙门投递信函，以此哄骗地方守军开启城门，这种手段十分狡诈，地方方面实在有必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
因此，当李章玉的信件被送达徽州府时，徽州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琢磨着李章玉所率领的队伍会不会也是农民军乔装改扮的。
并非徽州府反应过度、无端生疑，而是在徽州府官员眼中，李章玉信件里提及的行军路线，实在是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诡异，怎么看都不符合常理。
李章玉的部队都已抵达九江，依常理推断，他理应继续北上，途经池州到芜湖，随后从池州方向折返凤阳。可他却没走池州，反倒绕了一大段路，往咱们这徽州的山区里钻，实在令人费解。
荆州已然沦陷，黄梅也落入敌手，然而池州依旧掌控在明军手中，且有大将左良玉镇守。稍有理智的人都会清楚，此时走池州才是明智之选。
常理而言，事若反常必有蹊跷。这支队伍行迹十分可疑，绝非行事规矩的官军，从种种迹象推断，更像是活动较为灵活、作风不同的农民军。
认定李章玉所部为反贼乱匪后，徽州府瞬间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全府实施全面戒严，还特意张贴告示，发动乡里、村镇召集乡勇，令他们武装起来，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痛击胆敢来犯的贼人。
李章玉对此事毫无察觉，迅速率领着队伍一路前行，不多时便顺利抵达了徽州府。
众所周知，古代军队在结构上通常划分为前军、中军和后军。前有负责探路的先锋部队，中有精锐力量，后有承担殿后任务的队伍。此次率先挺进徽州府的，正是李章玉所率的七百人先锋部队。
这七百人的去向成谜，他们究竟抵达了何方？答案是，他们来到了位于徽州府的祁门县。
祁门县早前便收到上级下达的警戒通知。当这七百明军抵达祁门县时，祁门县方面高度警觉，担心他们是农民军假扮。因此，并未让明军进城，而是将他们安排在了城外的一处祠堂之中。
若这七百人在祠堂休整结束后，安分离开祁门前往下一站，也就相安无事。可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毫无组织纪律，军风极差。他们不安分待在祠堂，肆意烧杀抢掠、骚扰百姓，不仅抢夺诸多财物，还杀害了数十名无辜平民。
在军士们眼中，百姓的性命不值一提，死了也无关紧要，他们觉得百姓横竖都没活路，不是战死沙场就是饿死。然而，这些军士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他们肆意行凶作恶的地方并非寻常之地，而是徽州府。
徽州地区宗族凝聚力极高，民众大多崇尚武力，生活上多聚族而居，向来民风剽悍。自本朝开国近三百年以来，徽州这片土地上奇闻轶事数不胜数。你要是跑到那里惹是生非、行凶作恶，当地人怎会轻易饶过你。
于是，祁门县的乡勇迅速掏出徽州府下发的布告，宣称这些人绝非官军，而是乔装的反贼。既然已判定是反贼，哪有犹豫的道理，必须将他们剿灭。
祁门县的乡勇们蜂拥而上，对那七百多名明军展开了激烈攻杀，最终将他们尽数歼灭，没留下一个活口。就连随军的几百匹战马，也都未能幸免，全被屠戮。
李章玉听闻消息后瞬间情绪崩溃。他历经艰难险阻，费尽周折才好不容易凑齐这点兵力，可还没等开赴战场，就被老百姓消灭了十分之一，这情况实在说不过去，太不合理了。
李章玉当机立断，迅速写了一份奏疏呈递给朝廷。在奏疏里，他详尽地将事情经过陈述清楚，明确向朝廷提出诉求，希望朝廷能为他主持公道。
朝廷可不是那么好蒙混的。朝廷对李章玉表明，此次事件根源是他手下士兵行为不端，肆意骚扰劫掠、杀害百姓。不能只说官军被百姓杀，这应算双方互殴，官军有损失，百姓也有。就让此事到此为止，别再追究死者，让徽州府祁门县赔几百匹战马了事。
可以说，朝廷给徽州府找了个台阶。毕竟，乡民闹事还杀了官兵，若真彻查，徽州府也难办。所以让其赔些马匹来平息此事，这已然是较为理想的解决结果。
谁都没料到，徽州府完全不领情，迅速予以驳斥。声称压根没瞧见官军的影子，所杀之人皆是反贼流寇，马匹也属于他们，根本不存在赔偿一说，坚称不会进行赔偿。
朝廷给了台阶，可相关方面却不顺着下，朝廷这下被激怒，认定这是无理取闹之举。此次朝廷不再和稀泥，决定重罚徽州府，当地官员将连降三级，还要处以罚金，同时需赔偿李章玉的军资器械。
徽州府自然不会轻易认可，他们坚称，即便那七百人确实是官军，可他们也行事蹊跷。放着池州那条便利的路不走，偏要往徽州来，任谁碰到，都会觉得他们是反贼。
徽州府提出这个问题后，朝廷颇为疑惑。徽州府的这一提问，让朝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于此问题的出现，朝廷也陷入了思考与不解之中。
池州有友军驻守，此地虽说并非一马平川，可比起徽州那满是山地丘陵的地形，行进起来肯定要容易得多。李章玉却放着近路和安稳的路线不走，偏要涉险选远途，这般行径着实反常。
朝廷向李章玉发问，询问他为何放着不错的路径不走，却偏偏选择前往徽州，似乎对他这一选择颇为不解。
李章玉满心疑惑，他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其中缘由，只知道走荆州会碰上李自成，走黄梅会遇见张献忠，权衡之下，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前往徽州这条路。
朝廷认为此举不妥，指出为何不改变路线，不从九江转而取道池州。
李章玉两手一摊，表明此事他做不了主。行军路线由他的上司凤阳总督马士英指定，马士英明确要求走徽州，不让走池州，他在这件事上实在没有转圜的余地，只能照令行事。
随后，难题便落到了马士英头上。朝廷向马士英发问，提及老马必然有着独特的战略决策与战术考量，不走池州想必是藏有精妙的安排。
朝廷的想法是，像总督这类级别的官员，若制定出这般不合理的行军路线，背后必然存在深层次的合理缘由。也许马士英让李章玉取道徽州，是在谋划着能挽救明朝于危局的重大举措。
历史的进程清晰表明，朝廷当时的诸多想法其实是思虑过度了。他们原本所担忧、所设想的那些情况，后来被现实一一否定，其诸多多余的心思，在后续发展中尽显无遗。
马士英面色泛红，称并无特殊缘由。池州由左良玉率军驻守，他与左良玉在政见上向来相悖，关系十分紧张，所以他不想让自己的部队与左良玉的有任何接触。
此故事后续没了下文，徽州府虽受处罚，不过处罚极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李章玉、马士英对这处理结果都没异议，彼时大明已是千疮百孔、事务繁杂，祁门县这桩公案根本没人在意，况且一年后明朝就覆灭了。
细琢磨，这些临时拼凑、仓促招募的士兵，既缺乏对家国的坚定信念，又没接受过严格训练，平日里养成了肆意劫掠的恶习，结果恶行最终害到了自己头上。
徽州府乡勇们奋起反抗，这无疑是基层社会在历经长期动荡后所催生的暴力自卫本能的体现。在动荡环境下，他们为求自保而抗争，此乃动荡岁月里基层民众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
当朝廷的正规军队和民间武装彻底对立，彼此视对方为死敌，如同猎手与猎物般相互攻伐，王朝其实已然在这种内部的自我损耗里，将最后一丝元气都消磨殆尽。
一个政权，若制度僵化缺乏弹性，信任根基崩塌，价值共识缺失，必然会在相互猜忌算计以及无休止的内耗里逐渐走向自我衰败，最终难以避免地走向瓦解覆灭。
然而，马士英与左良玉的矛盾，并未因一个王朝的覆灭而终结。在南明时期，他们成了“内斗致亡，亡亦内斗”的典型代表，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将如影随形般伴随他们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