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救命恩,兄弟情,我一辈子难忘的第二故乡

草根茶社 2024-12-05 15:56:37

我是一名北京知青,曾在陕北延安地区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1976年推荐上了大学才离开的陕北。时间过得飞快,似乎就在转眼间,我离开陕北已经四十五六年了,这几十年间,我虽然离开了陕北,可我从来都没忘记那里,因为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那里有我的救命恩人,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第二故乡,更不会忘了那里的老乡和我的救命恩人。

我的救命恩人叫郭明川,他和我同岁,我喊了他几十年明川哥,其实他的生日是阴历八月二十五的,我的生日是阴历五月二十八的,按年龄他得喊我哥。有关我和郭明川的兄弟情,还要从我到陕北插队落户当知青说起。

1969年1月17日,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季,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满载知青的专列途径西安,最终停靠在铁路的尽头铜川车站。我们在铜川住了一晚,第二天吃过早饭,乘坐车轮上绑了防滑链的解放牌卡车一路北上,历时十几个小时总算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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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师范住宿一晚,第二天继续前行,最终跟着帮我们拉行李的毛驴车来到了延安地区的郭家沟大队,我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郭家沟一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我和王新华借住在队长郭修德家,和郭队长家的大小子郭明川住在一孔土窑里,窑里的那铺土炕正好能睡下我们三人。

郭家沟大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全大队四个生产小队,一条天然泄洪沟自西向东蜿蜒曲折,最终流入黄河。四个生产小队坐落在泄洪沟北边的沟坡上,按一队、二队、三队、四队自西向东排列,一队处在泄洪沟的上游。沿着泄洪沟边沿是一条能通行毛驴车的小路,那条路蜿蜒曲折高低不平,把四个生产小队连接起来,一直通往公社驻地。

来到郭家沟两三天后,我们基本对郭家沟有了大致的了解,郭家沟可不是一般的穷,乡亲们的粮食不够吃,冬季只能吃两顿饭,还是早吃稠晚喝稀,有的人家竟然吃糠咽菜(晒干的胡萝卜缨子和红薯叶子)充饥。除了吃粮困难,乡亲们还面临一个大难题,那就是烧柴难。那里没有煤炭,庄稼秸秆不能全部当烧柴,还要留出一部分当饲料喂牲口(毛驴和牛)。农闲时节,社员们要到很远的山沟里打柴。

几天后,我和王新华又遭遇了一个严重问题,浑身奇痒难受,原来是虱子咬的,郭明川身上有虱子,铺盖上也有虱子,并且数量很多。为了消灭虱子,白天我们把铺盖都抱到院子,晚上再把郭明川的衣服抱到院子里,放在院子里的石磨上,我们想把虱子都冻死。后来发现冻不死虱子,我们就天天捉虱子,还用热水烫贴身子穿的衣裳,虱子的数量是明显减少了,最终还是没能全部歼灭虱子。后来我和王新华应该是都产生了抗体,虱子咬了也不痒了,我们也就和虱子和平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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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秋后,队里给我们修建了三孔阔气的石窑,成立了一队知青点,我们九名知青都搬到知青点吃住了。轮到我们自己做饭吃了,我们才知道一日三餐烧火做饭也不是简单事,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队里分的那些秫秸和棉柴,最多也就够烧三四个月的,我们也要亲自去打柴解决烧柴问题。

打柴要去十里路远的山沟里,吃罢早饭就扛着扁担拿着板镢(一种短把的老镢头)出发,午后两三点才能回来。打柴有多艰难不说,单说挑着一担柴走十里山路,那种苦累没有亲身经历是难以想象的。有了打柴的经历,我们可真把烧柴当成了宝贝,烧火做饭的时候不敢浪费一丁点儿柴火。队长知道我们不敢攀爬到悬崖上去打柴,我们没柴做饭的时候,他就到场院给我们挑一担秫秸或玉米秸秆,有时也把他家的烧柴挑来给我们知青烧。郭队长还让郭明川帮我们打了几趟柴。

1972年初秋,一场大雨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泄洪沟里就爆发了山洪,郭明川没顾上吃早饭,就扛着一个钉耙子(农具)来知青点叫我们男知青跟他去泄洪沟里捞柴。我和王新华还有两名男知青也扛起锄头和扁担,紧跟着郭明川就来到了泄洪沟边沿,当时泄洪沟边沿已有几名社员在山洪中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杂草和树枝。我就往上游跑了几步,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用锄头打捞水中的杂草和树枝,还有一些整棵的酸枣树和带根的灌木。

还别说,这一招还真不错,比到山沟里打柴轻松多了,不一会功夫,我就打捞了一堆杂草和荆条树枝,足够两天的烧柴。

就在我忙着打捞烧柴时,猛然看到上游漂来一整棵树,那棵树挺大,树干足有胳膊那么粗。我如获至宝,紧紧盯着快速向我漂来的那棵树,生怕被旁人抢去。

说时迟,那时快,等那棵树漂到我近前,我举起锄头勾住了树冠,用力往我身边拽。可能是水流太急,也可能是我没站稳,我扑通一声栽进了泄洪沟里,浊浪翻滚的山洪顷刻间把我卷入洪流中,我呼喊着时沉时浮,命悬一线。岸上的社员们都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关键时刻,郭明川扔下手里的钉耙子,扑通跳到浊浪翻滚的泄洪沟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郭明川把我推到了岸边,乡亲们合力把我拽了上来,郭明川却被湍急的山洪给卷走了,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踪影。乡亲们顺着泄洪沟往下游跑,郭队长也赶来和社员们一起寻找郭明川,一直找到下游好几里路远,也没发现郭明川的踪影。乡亲们都说山洪太急,就算找到明川,怕是也不行了。

到了中午,乡亲们都聚在了郭队长家,听说郭明川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扑通跪在郭队长面前,呜呜大哭。郭队长回头拉起我说:“这事也不怪你,都是明川的命,你也不要难受,我和明川他妈不怪你。这是明川没了,要是你没了,我可咋跟你父母交代嘛……”郭队长的声音有些沙哑,话没说完,眼睛里就转动起了泪花。

就在郭队长一家和乡亲们都沉浸在悲痛中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时,一名年轻后生突然跑来了,他说在拐沟岔那边发现了郭明川,三队的社员把他捞了上来,怕是不行了……

听到这个消息,郭婶(郭队长的婆姨)一下子瘫坐在窑门前,号啕痛哭起来。郭队长也禁不住心中的悲痛,圪蹴在院子里失声痛哭。一向坚强乐观的郭队长失声痛哭,社员们也都跟着抹起了眼泪。

顾不上悲痛,郭队长哭了几声,慌忙站起来,擦干眼泪,跟着大伙就顺着泄洪沟往下游的三队那边跑,我紧跟在郭队长身后,心里就像刀绞一样疼痛,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还没跑到拐沟岔那边,远远就看到那边围着不少人,一个老汉还牵着一头毛驴。到了跟前,我猛然看到郭明川正坐在一位年轻后生怀里,他没有死。我以为看花了眼,扑过去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也握住了我的手。那一刻,我悲喜交加,喊了一声明川哥,再也说不出话来。

明川哥虽然大难不死,可他浑身上下几乎没有好地方,脸上有两处血道子,腿上、胳膊上都碰破了,脚脖子和额头还在流血。乡亲说是揽着郭明川的那位后生把明川哥救上来的,当时明川哥已经没了呼吸,是他倒背着明川哥的双腿来回跑,一位老汉还跑回队里的饲养室牵来了毛驴,准备让明春哥趴在驴背上控水。

我跪在那位年轻后生面前给他磕了一个头,背起明川哥就往回走,我打算送明川哥去公社卫生院检查一下,看伤着哪没有。

走了不远。明川哥就让我放下他,他说自己能走。我拧不过他,只好放下他,一名后生过来和我一起搀着明川哥,明川哥一瘸一拐,走得很慢。

回到家,我说去队部拉来架子车,送他去公社卫生院,明川哥抓着我的手说:“我没事,歇一会就好了,用不着去卫生院,你听我的就是。”明川哥说啥也不去公社卫生院,我只好叫来了赤脚医生,给明川哥受伤的地方涂抹了红药水,明川哥就躺到炕上歇着去了。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乡亲们帮忙把我们打捞的烧柴都挑到了郭队长家的院子里,我看明川哥睡着了,就默默回到了知青点。那天,我就吃了一顿饭,也没感觉到饿。

吃罢晚饭,我和王新华到老乡家买了二十多个鸡蛋,去了郭队长家。明川哥看我俩拿来了鸡蛋,很生气地说:“这是干啥嘛,,我好好的吃什么鸡蛋嘛?”

第二天我们准备吃早饭的时候,明川哥挑着一担柴来到了我们知青点,他挑来的柴草就是我们在泄洪沟打捞上来的,他说随后再给我们挑一担来,还把我们送去的鸡蛋拿了回来。看着明川哥额头上的伤痕,我心里很难受,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

1975年初秋,明川哥结婚了,他娶了小队会计家的二女子兰花,兰花可是郭家沟最漂亮的女子。当时王新华已经招工到国营煤矿工作,负责检斤开票,因为他工作忙,没能回来参加明川哥的婚礼,我给明川哥随了十块钱的礼金,写了我和王新华我俩的名字,还有一件天蓝色的确良上衣,我做好后一次都没穿,也送给明川哥当了贺礼,他就是穿着那件的确良衬衫和兰花嫂子拜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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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冬季,我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天津大学读书。离开郭家沟时,我把我用不着的生活用品和那个当年凭票在北京购买的大木箱子都送给了郭队长家,我的口粮也都给了郭队长家。郭队长非要给我钱,我哽咽着说:“叔,你不是不知道,那年在泄洪沟捞柴草,要不是明川哥舍命相救,我早就一命呜呼了,这一点东西您还要给我钱,不是打我的脸吗……”

离开郭家沟那天,明川哥赶着队里的毛驴车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他把婶子给我烙的白面饼塞给我,让我带在路上吃,还给了我一双新布鞋和两双鞋垫,是兰花嫂子给我做的。

坐上通往县城的客车我才发现,布鞋里面塞着二十块钱。当时明川哥结婚还拉下了饥荒,我咋忍心要他的钱呢。

到了学校后,我通过邮局把那二十块钱汇给了郭队长,还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后来学习很紧张,我也就很少给郭队长和明川哥写信。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政府机关工作,后来结婚成家再加上工作繁忙,我也就渐渐淡忘了郭队长和明川哥。

1993年我到延安开会学习,这时我才猛然想到了郭队长,想到了我的救命恩人明川哥还有乡亲们。会议结束后,我和王新华一起回到了郭家沟,当时明川哥家的大小子都快赶上明川哥高了,老队长和老婶子也见老了,头发都白了。因为王新华工作也忙,我俩在郭家沟待了半天就匆匆离开了,我身上钱不多,给老队长家买了礼品,塞给了老婶子三百块钱。

之后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我都会给老队长寄一点钱,明川哥家的大小子结婚,我寄去了六百块钱和一床毛毯,因为工作脱不开身,我没能回陕北参加婚礼。

2009年春天,老队长去世了,王新华打电话通知了我,我第一时间赶回陕北,送了老队长最后一程。三年后老婶子也去世了,因为其他原因,我没能回陕北,一年后才跪在了老队长和老婶子坟前。

今年国庆节过后,我邀请明川哥和兰花嫂子来北京玩,购买返程票时,我看了明川哥的身份证,原来他的生日比我小,我却喊了他几十年明川哥。明川哥却笑着说:“你看你长相多年轻呀,得比我年轻十几岁,你要是喊我弟弟,旁人也不相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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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救命恩人郭明川的兄弟情缘就给大家讲完了,我们这份兄弟情就如陈年老酒,会愈久弥香。救命恩,兄弟情,我一辈子难忘的第二故乡,那里永远有我的亲人。前两天和王新华小聚,我俩已经约好了,明年清明,去陕北给老队长和老婶子上坟,也顺便看看那里的乡亲们。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马思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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