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苹果中国官网一张扎着独辫的客服人员图片引起很大的争议，不少网友表示“这个辫子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恶意”，是对咱一种侮辱性的丑化。
虽事后证实“辫子”客服形象并非只针对中国官网，在美、日、韩等国的苹果官网该入口使用的是同张照片，并且这位客服还是一名印地安裔女性员工。
应该有很多如笔者一样，在未知全况的时候被带动情绪、愤怒不已，厘清事实后都为自己的敏感报之一笑。
看到一个高赞评论是：“辫子是长在头上而不是心里，有必要这么玻璃心？”
当年李小龙在好莱坞拍戏的时候，他一直拒绝以清朝长辫造型出演，他的解释是：
“大多数电视剧都想让我梳着长辫出场，但我不想这么做。我不在乎他们会付给我多少钱，因为梳着长辫的造型真的很有屈辱感。”
为何清辫形象会让中国人有不好的代入感？
当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清末民初，去了解历史真实的影像，就能够理解这根辫子为何会被符号化，就能够理解我们为何“玻璃心”！
这是拓在骨血里无法愈合的屈辱印记。
在广义的审美中，咱们历朝历代的发型，最丑的无疑是清朝的辫子头，前“阳”后“阴”的样式，什么样的颜值也撑不住。
其实这种“阴阳头”发式在清末时（嘉庆以后）才普遍，算好看的了！清初统一让汉族男子剃发垂辫，标志性的发式是“金钱鼠尾”。
明朝时候满族被称为“女真”，当时记载的女真发型是：
“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口髭（唇上胡须）亦留左右十余茎（根），余（其余的）皆镊去。”
稀稀拉拉的唇上胡须加上脑后一绺小细辫子，这个造型在清人的画像中很常见。
清政府严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顺治二年颁布《剃发令》强制规定的样式是：
头颅四周全部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而垂，号曰“金钱”、“鼠尾”，则剃发不如式，或顶大挽髻，轻则游行，重则以抗拒论处死！
男子头顶的辫子只能像手指一般粗细，能穿过铜钱中的方孔才算合格。
用剃发结辫来辨识汉人的顺逆，简单又直接。因为抵制“剃发令”发生惨烈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悲剧，现今看来仍不忍卒睹。
当然，无论是束冠还是结辫，宏观上来说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的一部分，“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真正让辫子成为一种耻辱符号的，还是源自晚清的羸弱。
向来落后就要挨打！19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用鸦.片敲开了满清的大门。
辫子作为满清的标志性形象被不断异化，英国人嘲笑为“猪尾”，日本人辱称作“拖尾奴才”……
在外国列强眼中，清朝官员脑后拖着的“猪尾辫”，绝佳地象征了一个陈腐落后的帝国形象。
通过不少外国传教士的纸笔与镜头，从他们高高在上的第三者视角看到对辫子最直白的审视。
美国旅行家W. E. 盖洛在20世纪初，数次来华考察中国的人文地理，用相机记录下清末民初不少自然人文景观。
他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一书里，写到他游历四川万县，被邀请参加一对新人的订婚仪式，主人家热情地将他安排在上首入席。
这位文明人调侃道：
酒席的大部分菜中都有猪肉，客人几乎全都蓄着猪尾巴一般的辫子，这桌宴席可谓是“不是冤家不聚首”，只是那些猪尾巴是从头上长出来的。
那句“猪尾巴是从头上长出来的”，很想当然的一个比喻，这位美国旅行家甚至觉得他只是陈述事实，并无恶意。
这和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刻意将中国移民甚至中国人，脸谱化为脑后挂着细辫子的“丑陋中国佬”的刻板形象不无关系。
当时欧洲很多漫画都是以特征化的人物将国家拟人化。
比如美国的拟人形象是“山姆大叔”，英国则是头戴罗马式头盔的女神不列颠尼亚，穿着西服的袋鼠代表澳大利亚……
而所有关于我们的集体漫画形象都一致恶意地高度贬损——
一个獐头鼠目、面容猥琐的清朝男子，脑后拖着一条被夸张化的、丑陋的细辫子！
比如这张1888 年 9 月 15 日刊登在英国 Punch 杂志的黑白木版画，标题为“The 'Irrepressible Chinee'!”
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随着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大举进犯，这个“丑陋中国佬”的形象被彻底定格。
无数海报、明信片和报纸漫画配合着八国联军的军事行动，将拖着长辫的清人画像负面构建，嘲讽地印在宣传材料上。
在1900年8月15日载于美国《顽童》（Puck）杂志，名为《醒了就会有麻烦》的动物化拟人漫画里，美国拟作雄鹰，秃鹫是德国，狮子是英国，双头鹰是奥匈帝国，狼是意大利，豹子是日本，公鸡是法国，熊是俄国，它们手持兵械如猎手一般围绕在一条瘫睡的巨龙周围。
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可漫画中的龙头却被画作那个“丑陋中国佬”的脑袋，一条显眼无力的辫子更是明确地指代和揶揄！
1900年12月26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内阁下了一道谕旨，说出那句屈辱至极的名言：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对内武备废弛、积贫积弱，对外委曲求全、予取予求，当晚清的无能和软弱与那个漫画中的丑陋形象重叠，留给后世子孙的，是绵长的耻辱与痛心！
百日维新领导人之一的康有为，在1898年给光绪皇帝的一份奏折中，他便敏锐地指出：
辫子使中国在世界上孤立，给使用现代机器增添不便、拖累军事训练，藏污纳垢且使中国人毫无尊严。
在外国传教士的一些文字中，“猪尾辫”梳洗不便，头垢与虱子横生，与劣等和肮脏挂钩。
哲学家梅洛·庞蒂曾说过：“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
清末的剪辫子运动，是先从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与奔走海外的革命者开始并向国内合流的，因为他们是最先直面嘲讽并深受其害的群体。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大量有志青年涌向日本寻求救国真理。
留学生们把发辫盘在头顶，将制服帽顶出一个大包，被日本人起了个蔑视的诨名叫“富士山”，碎发也会从帽子下漏出几缕飘荡在颊边，显得不男不女特别滑稽。
许多自尊自爱的学生受不了刺激，便纷纷愤然剪发，鲁迅便是这其中之一。
鲁迅1902年去日本留学，在第二年便毅然剪去了发辫，并留影一张寄回给兄弟周作人。在赠予同学的剪辫照后还写有一首我们所熟知的小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10年12月15日中午，在上海租界霞飞路上的一幢法式洋房里人头攒动，一百六十多人聚集在此参加“剪辫大会”。
清朝外务侍郎伍廷芳从人群中站了出来，他带头剪掉脑后的长辫鼓舞众人！大会宣读的《告同胞书》更是昂扬铿锵：
“自从外国列强侵占吾中华以来，头上的长辫成了洋人视吾中华民族为世界劣等民族的象征，从而使国人受尽了洋人之欺凌。在国外，这条长辫更招来了歧视的眼光……现在是到了该剪掉头上这条毒蛇般的长辫的时候了！剪掉吾国人头上的奇耻大辱，吾中华才能扬眉吐气。”
辛亥革命前后，拉开了剪辫运动的热潮。
“从头开始”不但具有追求现代化的目的，也反映了革新党和知识界迫切希望为民族扫除耻辱，消解并摆脱洋人心中拖着“猪尾辫”的“丑陋中国佬”形象。
1922年五月初三，1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剪掉满清标志性的长辫子，预示了一个没落时代的终结。
剪辫子是咱们迈向文明世界的第一步，亦是中华民族迈向近代的起点。
清初时期强制颁布《剃发令》时，为了身体发肤不惜拼上性命抵制的汉人不在少数。
然而汉人经过二百多年的剃发易服，反而习以为常，觉得有一条乌黑油亮大辫子是美！许多被迫剪辫的人都悲痛到涕泪横流。
譬如1912年12月25日，前清翰林梁鼎芬便宣称：“我头可断，辫发不可剪。
《时报》1912年5月5日“北京专电”的一则报道更是极端：
“前清陕甘总督升允之子，在天津剪辫子回家后，对其父说：‘我已投身民党。’升允听后大怒，命手下人将其子杀掉。”
不过二百多年过去，为剃发和剪辫的“反抗”竟然殊途同归，荒诞的悲壮，充满了历史的虚无感。
现在我们看到“丑陋长辫”形象的激怒，是100多年前所受屈辱的精神延续，最终会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消解。
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共同体，我们应该秉承一种心照不宣，对自己的这点“敏感”宽容以待，少一些“反思”，多一点理解，将之交由时间去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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