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冲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这是毛主席著名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的上阕。读过这首词的人都知道，词作一开头便以拟人和借代的修辞手法，寄托了毛主席对于自己夫人杨开慧烈士和昔日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深切哀悼之情和崇高敬意。词中的“杨柳”便是代指杨开慧和柳直荀。

上阕的后两句，提及吴刚的“桂花酒”，因为，我国民间有吴刚伐桂的神话传说故事，因此这桂花酒便很好理解。

不过，对于词作中出现的“桂花酒”，也有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水静。

水静是谁？她是曾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杨尚奎的夫人。杨尚奎与贺子珍是共同走过革命战争岁月的亲密战友。

1954年6月，杨尚奎去上海治疗鼻炎，夫人水静陪同。其时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听说杨尚奎到上海治病，便去医院探望，水静与贺子珍由此结识。

水静在上海的医院第一次见到贺子珍，便对贺子珍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白净的皮肤、清秀的瓜子脸、齐肩的黑发、细而浓密的眉毛，还有那一对大而黑的深情的双眸，都让水静过目不忘。

贺子珍那几年曾在上海和南昌两地居住，也因此，后来，水静便与贺子珍接触多了起来，一口一声亲切的贺大姐的称呼，也让贺子珍看待水静像邻家小妹妹一样亲切，两人渐渐无话不谈。

在一次次的谈话中，两人的话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早年的革命战斗生活，还有贺子珍与毛主席共同生活十年的夫妻之情。

彼时，毛主席常常会通过女儿李敏，给贺子珍带来自己的亲笔信。这些出自主席之手写给贺子珍的信件，水静也曾读到过。

在这些信件中，水静发现毛主席对于贺子珍一个很是特别的称呼：“桂妹”。

“据我所知，毛主席曾多次给贺子珍写信。娇娇（指李敏）每次来南昌，都会带主席的亲笔信，而且信的抬头总是‘桂妹’两个字。”

水静的说法，后来在贺子珍女儿李敏那里得到了验证。

1984年，贺子珍去世后，李敏在整理贺子珍的遗物时，再次发现了当年毛主席写给贺子珍的一封封亲笔信。

这些亲笔信，都被贺子珍一封一封视若珍宝一般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在这一封封书信里，李敏同样发现了每封信的抬头都是“桂妹”两个字。

正因为在这些毛主席的亲笔信中，一次次出现的“桂妹”二字，让水静在读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作时，认为毛主席在这首词上阕里提及桂花酒，是以吴刚捧出的桂花酒，喻指贺子珍，因此，水静认为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里提到了三位伟大的女性，她们分别是杨开慧、柳直荀和贺子珍。

水静同时认为，在毛主席的心里，是一直爱着贺子珍的，贺子珍一直在他的心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那么，毛主席为何会在写给贺子珍的亲笔信里，将贺子珍亲切地称为“桂妹”呢？

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脖子上系一条红色的识别带，一头茂密而略显蓬乱的头发，一张削瘦的脸庞，黝黑的皮肤，疲惫的眼神。

这是1927年，年仅18岁的贺子珍，在井冈山第一次见到中年毛主席的情景。

彼时，贺子珍是内心稍稍有点失望的，她心目中毛主席这样的大英雄，应该是气宇轩昂的，是风度翩翩的，是满眼叱咤风云的。

她没有想到，第一眼见到的毛主席，是这样的着装破旧，这样的神色疲惫，甚至还有因为长途行军，双足许是早已磨破了皮，走路时竟还有些一瘸一拐。

相比之下，只有那一条系在脖子上的红色识别带，倒是他身上唯一鲜艳的色彩，那鲜艳夺目的红，仿佛是一团火，在翠绿的井冈山深处，静静燃烧，也无声无息燃烧到贺子珍的心上。

与贺子珍和毛主席的第一次相见，内心失望相比，毛主席第一次见到贺子珍，他是意外的，他是惊喜的，他亦对这位井冈山的女英雄刮目相看。

“起初，我以为她是袁文才的女儿，就觉得她长得还干净，看起来好年轻。”

许多年以后，回忆起在井冈山第一次与贺子珍相见，留在毛主席的心上的，全都是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那一年在井冈山，于毛主席而言，他初初见到的贺子珍，是静静绽放在井冈山翠微深处的一株洁白的百合花，是盛开在八角楼前广阔天野间的一丛芳香四溢的洁白栀子花。

这最初的洁白与芳香，轻轻开到了他疲惫失意的心上，开在他从此后生命里无数个日日夜夜，花常开，香不败。

此时的毛主席还不知道，年仅18岁的贺子珍，早已名声在外。她是大革命时期的永新一枝花，她是永新暴动的神枪手，她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双枪女将，她更是井冈山上唯一的女党员。

和贺子珍日日接触，毛主席对于贺子珍渐渐熟识起来，也知道了贺子珍出生在九月桂花盛开的时节，因此她还有一个名字便唤作“桂圆”，毛主席后来则亲切地称呼她为“桂妹”。

“你在家里父母唤你什么？”

“桂妹。我1909年9月出生的时候，满街都是桂花的香气。”

“哦，那我以后也这样叫你。”

从此后，对于贺子珍“桂妹”这个称呼，伴随了毛主席一生，即使在他们十年夫妻缘尽的时候，即使在毛主席的晚年，他让女儿李敏给贺子珍带来的一封一封亲笔信里，毛主席依然如当年他们相识相知相爱时，对她的称呼一样。

一声“桂妹”，在贺子珍后来千疮百孔的心上，给她带来多少无声的慰藉和无限的追忆与触动啊。

而说起当年毛主席与贺子珍相爱终至相离的各种坎坷曲折，留给后人的更多是一声叹息，于晚年常常陪在贺子珍身边的水静而言，更是如此。

1928年，贺子珍与毛主席喜结连理后，便一直陪在毛主席的身边，夫唱妇随，夫妇感情甚笃。

毛主席身患疟疾时，贺子珍日日随侍在侧，为了治好毛主席的病，贺子珍为他不辞辛劳，遍寻老中医；毛主席要做永新调查的时候，贺子珍更是热情给他做向导，白天陪着他走街串巷，深入田间地头，晚上便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字一句为他校对文稿。

七大召开后，毛主席落选前委书记，贺子珍陪他谈心，陪他散步，和他日日相伴，让毛主席失落消沉的情绪及时得到了纾解。

有一次，毛主席和朱德带着一队人马下山侦察敌情，不料却被敌人包围，脱身乏术。当此危急之际，又是贺子珍手持双枪，跨上战马，带领队伍，向敌人的包围圈发起冲锋，最终让毛主席和朱德等人化险为夷。

这一次，贺子珍的“双枪女战士”风采，让毛主席大开眼界，同时也为贺子珍的巾帼风采深深折服。

可以说，在井冈山的日子，是贺子珍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更给毛主席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了，是一位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她作战很勇敢！”

“你妈妈是一个很开朗、很豁达、很善良的人，常常是一高兴就开怀大笑。”

“过去，我们在茅坪河里抓鱼的时候，她也打着赤脚，站在河里。看到鱼儿游过来了，她就伸手去抓。你妈妈比我灵活，有时还真让我们抓住一两条警惕性不高的笨鱼，她高兴得开怀大笑，差点跌倒在水里······”

晚年的毛主席，每当和女儿李敏回忆起自己和贺子珍早年在一起的快乐幸福的日子，总有说不完的话儿。对美好往事的回忆，让毛主席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孩子似的欢乐笑容。

“那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外孙女孔东梅深情感叹道。

可惜的是，所有属于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幸福日子，最终都在长征之后延安的日子里，戛然而止。

在红军长征的路途中，在经过贵州盘县的时候，为了掩护躺在担架上的伤员钟赤兵，贺子珍最终倒在了血泊中，醒来后浑身上下中了十七处弹片。

虽然后来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命是保住了，贺子珍的体内却仍然留下了个别弹片，再也取不出来了。这些残存在体内的弹片，给贺子珍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折磨。

在延安，因为身体负伤等原因，再也不能与毛主席并肩战斗，让贺子珍心情低落消沉到极点，她与毛主席之间也因此因为种种生活琐事，嫌隙渐生。

这些嫌隙，如同看不见的锐利的刺，一根一根毫不留情扎在了贺子珍本就伤痕累累的心上，让贺子珍痛苦不堪，不堪重负，最终导致了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此时，他们刚出生的女儿娇娇只有几个月大。

1938年10月，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从此留在异国他乡长达十年之久。这一年，得知毛主席已经有了新的爱人，贺子珍震惊且伤心，特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不久，贺子珍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你在苏联要好好学习。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一句“同志”，让执意决绝出走苏联的贺子珍泪如雨下。

从此后，他们十年夫妻缘尽。

虽然夫妻缘尽，然而，毛主席对贺子珍的牵挂与爱，从未断绝。1941年，怜惜贺子珍一人在外，毛主席特意派人将只有四岁的李敏送到苏联，陪伴贺子珍。

1947年，在王稼祥的联系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毛岸青从莫斯科回国。当贺子珍辗转来到上海居住后，毛主席特意叮嘱陈毅，“以后她的花销就从我的稿费里拿。”

1949年，毛主席将李敏接到北京自己的身边生活。从此后，每逢节假日和寒暑假，毛主席都会让李敏去陪伴贺子珍。

每当李敏去陪伴贺子珍的时候，毛主席在李敏出发前总是格外忙碌，他不但会让李敏带上一封自己的亲笔信，还会给贺子珍买上各种她喜欢吃的北京当地的特产和零食。

每一次收到毛主席的亲笔信，都是贺子珍最幸福的时候。双手捧着信件，在贺子珍，犹如捧着一件无价之宝。

每一次，贺子珍都会对信件前看后看，爱不释手，而后才小心翼翼从信封的边缘一点一点撕开，唯恐损坏了里面的信件。

打开信件之后，贺子珍会很是小心地将信纸铺平，慢慢放在桌子上，然后，才开始反反复复阅读信里的每一个字，一遍遍揣摩字里行间的意思和感情。

每当看到妈妈贺子珍读信的郑重态度和幸福表情，李敏的心里总是高兴又难过。她多想妈妈能和爸爸能再见上一面啊。

和李敏有着同样愿望的还有水静。从上海到江西，水静一次次问杨尚奎同一个问题：“主席为什么不见贺大姐？”

杨尚奎无奈地回答道：“主席代表国家，他的身份特殊，他是有苦难言。就算没有人阻碍主席和贺大姐往来，主席也会为了国家形象克制自己。”

好在，1959年7月9日，在水静的帮助下，毛主席最终和贺子珍在庐山见了一面。此时，距离他们延安一别，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二年了。

人间久别都是悲。二十二年不相见，故人带着过往，带着无数爱恨情仇，缓缓而来，贺子珍又一次泪流满面。

一声“桂妹”的呼喊，让贺子珍恍若置身梦寐之中，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夫妻生活中。彼时，在井冈山的八角楼前，在清澈的茅坪河水中，在永新的田间地头，山山水水间，他们是革命的战友，他们是合作的伙伴，他们更是最亲密的爱人。

可是，到如今，他的桂妹早已是满目沧桑病弱身，他们再也回不去了。思量到此，贺子珍又一次痛哭失声。

“桂妹，你那时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

“桂妹，我们这么长时间不见，你一直哭，以后见不到，又想说话了。”

后来，贺子珍和毛主席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贺子珍情绪异常激动，临别时，毛主席一再叮嘱水静，一定要寸步不离守着贺子珍。

进入六十年代，毛主席更加忙碌了，同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不好，他写给贺子珍的信也越来越少了。

自此后，贺子珍再也听不到也看不到毛主席对她亲切呼唤“桂妹”的声音和文字了。好在，随着李敏结婚生子，晚年的贺子珍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也因此越来越差，其后八年间，贺子珍多数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离世。

毛主席在临终前，李敏曾前去中南海探望。临别时，已经不能说话的毛主席，对着李敏，很是艰难地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攒成了一个圆圈，而后口中发出含混不清的话语，李敏凑近耳朵去听，也听不出毛主席到底说了什么。

后来，毛主席去世后，李敏常常想起毛主席的这个手势，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点醒了她。

“你爸爸会不会是向你询问你妈妈贺子珍的情况呢？或者是希望你照顾好你妈妈。你妈妈的名字不就是‘桂圆’吗？”李敏恍然大悟。

一声“桂妹”一生心。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萦绕在毛主席心上的，仍然是他在井冈山最亲密的爱人和战友贺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