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的九大会议上，身患重病的徐海东，尽管行动不便，仍被选为主席团成员。这位老将军的忠诚和坚持体现在他对革命的无限热情上，更在于他与战友王震之间深厚的友谊。徐海东曾特意请王震代为投票，显示了彼此之间深厚的信任与尊重。这种特殊的兄弟情谊，究竟是如何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形成，并在各自面临巨大挑战时提供支持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徐海东出生于1900年，自幼在湖北省黄陂县徐家窑长大，他的父亲徐重本是一位普通的窑工，家庭环境贫寒但充满了勤劳与坚韧的氛围。在那个经济条件极为有限的家庭中，徐海东从小就承担了不少家庭责任。他不协助家中处理日常杂务，还学习父亲的窑工技艺，希望能继承家传的手艺，成为第九代窑工。

年幼的徐海东在父亲的指导下，逐渐熟悉了制作陶瓷的每一个细节。尽管生活艰苦，但他对窑工的技艺充满了热情和期待，命运对他们家并不宽厚。一年的严重旱灾和洪水交替袭来，导致村里粮食歉收，经济来源断绝。徐海东的家族窑厂因村民纷纷外出谋生而被迫关闭，九代窑工的传承似乎到了他这里就要结束。

面对失业的现实，徐海东只得在家乡从事零散的体力劳动，尽管这些工作并不繁重，但他内心始终难以平静。作为一个壮年男子，徐海东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极大的不满和焦虑。他渴望突破现状，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加有意义的人生。

在漫长的反思和挣扎中，徐海东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意识到，仅凭手中的陶艺技能是难以改变命运的。社会的局限和个人的无力感让他深感苦闷，他渴望打破束缚，追求更广阔的天地。这种心境的转变让徐海东开始寻求新的人生方向，虽然缺乏教育背景和资金支持，但他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渴望驱使他不断寻找突破的机会。

在1937年的严峻形势下，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屡屡挑起边界事端，迫使中央政府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军事反应。在这一年徐海东和王震，两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应中央的号召，分别带领部队深入华北敌后，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日军的游击战。

王震带领的八路军第120师迅速部署到了华北前线，面对日军频繁的进攻，王震决定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太原和保定等关键城市的失守使得形势更加紧迫。经过与朱德的紧急磋商，王震指挥部队主力撤往五台山地区，利用其地形之利，筹划反击。

在日军尝试切断我方补给线的同时，王震果断发起反攻，有效地抑制了日军的侵略势头，徐海东在华北另一战区也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在平型关战役中，他与林彪、聂荣臻等将领一道，巧妙利用地形优势，精心策划了对日军的伏击。

这场战役中徐海东的344旅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东北高地迅速部署，利用机关枪猛烈扫射，大幅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王震还积极在根据地推动大生产运动，确保了军需供应，还帮助当地百姓实现自给自足，增强了群众的抵抗能力。

在不断的战斗中，王震和徐海东的部队在军事上收获了显著成就，也深得民心，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战局的变化，徐海东因长期劳累和旧伤复发，被迫返回延安休养。尽管身体状况让他无法亲临前线，他的心仍然挂念着战场和战友。这种非战斗的期间，他频繁接受治疗，却依然关注着战事的发展，渴望早日恢复，重新投入战斗。

战后徐海东虽长时间缺席战场，但他的军事智慧和过往的贡献为他赢得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指示他“安心养病，不需再忧国事”。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置在大连进行长期疗养。这段时间虽然王震忙于国家的重建事业，时刻关心着徐海东的健康。

在1955年，徐海东将军面对授予其大将军衔的荣誉，谦逊地提出辞退，认为自己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并不突出。他推荐了萧克与王震两位同僚为更合适的人选。徐海东将军此举源于对比自身与这两位军事领导者的历史贡献和职务。

萧克和王震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均担任重要职位。萧克曾经是红六军团军团长，并兼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这一职位在当时的红军体系中属于高级指挥职务。同期萧克的战术才智和指挥能力在多次战役中得到了验证，他的军事才能和成就显著。

王震作为红六军团的政委，不仅在党的政治工作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还在军事指挥中显示了非凡的领导力。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王震在西北战场的表现尤为突出，他的战略决策和勇气在解放新疆的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确保了战役的成功。

徐海东将军将自己与这两位将军相比较时，虽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者，但他更注重自己在战争中的直接战功相对较少。他的这种自我评价反映了他深刻的自知之明和对其他将领贡献的尊重。

尽管徐海东将军主张辞去大将军衔，但他的意见并未被接受。毛主席认为徐海东在革命中的贡献巨大，特别是在组织和领导上的作用，是授予他大将军衔的重要理由。最终徐海东将军虽然表达了谦逊的意愿，但他依然被授予了大将军衔。

在1969年春天，中国政局波澜壮阔，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尽管营养不良使得徐海东自青少年时期起身体状况便不断恶化，他仍然无法放下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徐海东深知自己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频繁的会议和活动，但内心的责任感让他无法静心。

尤其是每当有毛主席主持的重要会议时，他总是努力挣扎，想要参与其中，然而往往连起身的力量都无法凝聚。毛主席对徐海东的情况极为关心，每次会议开始前，他总是习惯性询问徐海东是否能到场。当得知“未能到来”时，毛主席眼中总会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这不光是因为徐海东的缺席，也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健康可能再度恶化。

而在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徐海东的心情格外焦虑。作为八大中被选出的中央委员，他原本应当出席九大，但由于健康原因，长时间未能接到参会确认。徐海东从黎明到黄昏，再从黄昏到黎明，期待着那个可能永不到来的电话。

毛主席强烈希望徐海东能参与到九大中来。他特别指示周恩来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如何让徐海东参会。周恩来在会后传达了毛的意愿，与会者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

病榻上的徐海东在会议开始前两小时终于接到了让他心潮澎湃的消息。他虽身体虚弱，但在得知自己将参与会议时，情绪激动，泪水盈眶。随后当工作人员询问他是否能够亲自到场参会时，徐海东激动地答道：“只要主席需要我，即使是爬，我也要去。”他的这番话震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九大开幕之日，徐海东虽然久病体弱，但在见到老朋友时，他的脸上仍然挂着温暖的微笑，向每一位走过的同志点头致意。周恩来迎接徐海东时，不仅紧紧握着他的手，还小心翼翼地帮他坐下，并叮嘱工作人员将他的轮椅安放在便于操作的位置。

《东方红》的旋律响起时，毛主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步登台。他几乎立刻询问了那句众所周知的问题：“徐海东来了吗？”台下徐海东竟自行站起，尽管步履蹒跚：“到了！到了！”毛主席见到老战友，满脸的慰藉笑容。

徐海东在毛主席的邀请下本可坐在领导席上，但他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会议进程，于是谦逊地选择了一个较为靠后的位置。很多认识他的与会者看到他，都热情地邀请他坐在自己旁边，他最终选择了坐在王震的后方，以便于静静地倾听并等待会议的开始。

随着会议的进行，徐海东虽然体力不支，却依旧全神贯注地听取讨论，并努力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每一个重要的讨论点。由于健康原因，即便是书写几个字也显得格外艰难。

尽管困难重重徐海东没有放弃记录，每一个字都是他用尽全力书写的。当会议进入投票环节，他本希望能亲自站起来完成投票，但身体的限制让这个简单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

在无奈之下徐海东转向坐在前方的王震，徐海东轻声对王震说：“王老弟，麻烦你帮我一个忙。”王震立刻走到徐海东身边，听到徐海东虚弱的请求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震带着庄严和尊重，代表徐海东走向投票处，为他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

周总理注意到了王震代替徐海东投票的情景，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敬重和同情。徐海东在会议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对他政治生涯的肯定，也是鼓励他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动力。

但徐海东的身体状况却未见起色。在1970年初他因为肺炎及多种并发症的加重，病情持续恶化，最终在郑州逝世。这一消息让王震深感悲痛连续几日食欲全无，他为老友撰写了一封悼词，但这份心意被当时的河南军区退了回来，增添了事件的悲凉感。

在徐海东得到彻底平反之后，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会。王震出席了仪式，而且在追悼会结束后向徐海东的家属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与敬意。他称赞徐海东是他无可替代的老大哥，若非当年的不公正对待，徐海东本可享有更长的岁月。王震慷慨陈词，表达了对徐海东革命精神和品质的深深钦佩，强调他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他坚信，徐海东的精神和贡献将永存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