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市场经济萌发新芽，这波繁荣也给一些官员和党员带来了诱惑，使他们陷入了贪婪的旋涡。1983年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反腐败案件，汕头市的贪污案得到了终结。这一案件震动了全国，但是这是否真的能够警醒那些权力的掌控者？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对了一个挑战，随着经济的开放，各种不良现象也似乎找到了可乘之机。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贪污腐败的日益猖獗，影响了改革的健康发展。

1982年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党中央决定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重大犯罪行为，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这标志着对抗腐败的决心，确立了“零容忍”政策。

在这背景下广东省海丰县的王仲因其显著的犯罪行为而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王仲生于1927年的天津蓟县，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他转业进入地方政府工作，历经多个职位，最终在1976年成为广东省海丰县的重要领导。

在1979年的秋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前往港澳的申请人数激增。这其中，红草公社的一位广播员怀着对家人的思念，希望能够尽快赴香港团聚。这位广播员了解到，如果能得到当地权力中心人物的支持，他的申请将会顺利通过。通过一系列的社交活动，他终于接触到了海丰县的王仲书记，并通过多次上门拜访逐渐与其建立起联系。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台电视机是极为昂贵的奢侈品。得知王仲家尚无电视机，广播员便送上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作为礼物。这台电视机的到来，无疑是对王仲的巨大诱惑，他很快就批准了广播员的出港申请，确保其顺利前往香港。

王仲从这件事中尝到了权力交易的甜头，从此沉溺于利用职权换取私利的泥潭，贪欲逐渐膨胀。他开始接受更多的贿赂，包括电视机、电冰箱等昂贵家电，这些都被他转手变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行为越发放肆。例如，一位来自海丰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希望全家能够前往香港，为此不惜送给王仲一台收录机和一台彩色电视机作为贿赂。王仲迅速处理了他的申请，顺利办理了所有手续。

80年代初随着广东省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走私行为愈演愈烈。海丰县的私货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远东国际市场”。在这种环境下，王仲不仅未加以制止，反而成为了走私者的庇护者。

某次王仲在接到公安部门的报告后，立刻前往查获的走私船只现场。他眼见堆积如山的手表、名贵衣物和药品等，便大肆挑选自己喜欢的物品带回家，他还在汕尾公安分局的缉私仓库中，以“帮助销售”为名，私下将多件名贵手表搬走，甚至还以奖励的名义分发给了一些仓库管理人员，用以笼络人心，让他们对其走私行为视而不见。

随着王仲的贪婪不断膨胀，单纯的贿赂已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的目光转向了海丰县频繁查获的走私货物。由于这些物品数量庞大，而且在正式入库前的清点工作混乱，准确统计数量几乎不可能，这为王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王仲养成了每次缉私行动都亲自到现场的习惯。他会在货物中挑选心仪的物品，随手带走，时间久了，他的住所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洋货，仿佛一家私人百货商店。据调查显示，仅1980年的夏季两个月，王仲就擅自带走了逾180块手表、8台收录机及多件奢侈品。

王仲不仅自己贪污，还鼓励手下参与。在一次行动中，他从汕尾公安局的仓库中拿出13台收录机，分给自己和手下，甚至对犹豫的人说：“怕什么，这是我给你们的奖励！”

王仲的行为带坏了海丰县的风气。他不仅将妻子安插在地方民政区工作，还让几个孩子进入政法系统，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内外勾结网络。这样的安排使得他在走私领域如鱼得水。

随着王仲一家的行为越发放肆，许多民众对此愈发不满，纷纷向中央写信举报。但王仲总能在上级检查时，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真相。

在内部，王仲通过拉拢、威胁和排挤手段，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维护群体。他对那些想要告发自己的同事恐吓说：“你要是敢反对我，我就先对付你，看谁能活下去！”这种局面使得王仲越来越无法无天，无论如何精心策划，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这种不断累积的贪腐与罪行，最终成为了一个无法掩饰的巨大丑闻，导致了王仲一家的彻底崩溃。中央政府在接到众多举报后，最终决定派出调查团队彻查此事，开启了一场针对王仲的严厉反腐行动。这一行动不光揭露了王仲的罪行，也严肃清理了整个地区的腐败势力，为当地的法治环境和社会风气的改善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面对专案组的调查时，王仲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甚至态度恶劣，避重就轻。尽管经历了多次审讯，王仲始终拒不认错，矢口否认所有指控。王仲因患有严重心脏病，被安置在汕头地区医专附属医院接受监视居住。

在这里即使面对起诉书的严峻指控，他仍然固执己见，向办案人员提出了牵强的辩解，声称自己所取的物资有的是上级领导的购买安排，有的是自己购买但未带足够的现金，只是“暂时记账”。

王仲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名为“政法之家”的保护伞，而且精心安排家属子女进入重要职位。在他的安排下，陈巧兰恢复工作并晋升为县文化馆副馆长，而他的子女们则在政法系统中担任职务，与他形成了互助的腐败网络。

王仲一家在走私链条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形成了“抢私、藏私、贩私”的一条龙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仲越发肆无忌惮，甚至在公开场合威胁反对他的人，声称要看谁能将他赶出局。

当1982年2月20日《人民日报》曝光了海丰县部分人员知法犯法的新闻后，王仲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难以为继。他迅速采取措施，将赃物和赃款转移藏匿，甚至与涉案人员签订了攻守同盟，准备应对可能的调查。

面对接连的审讯，王仲的态度始终坚决，他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甚至在证据面前依然企图为自己辩解。办案人员警告他，即使不认罪，其他证据同样足以证明其罪行。但王仲仍旧顽固不化，未表现出任何悔改的意向。

王仲的情况有所改变是在他被暂时转移到揭阳县看守所时，可能是冰冷的监狱环境触动了他的心弦，他承认了在前几次审讯中撒谎，但对犯罪事实仍然不肯全盘承认。

在突破不了王仲的情况下，调查组转向了他的妻子陈巧兰。通过连续19天的审讯，陈巧兰的心理防线被突破，她最终泣不成声地交代了王仲贪污受贿后的赃款赃物去向，为案件带来了重大进展。

到了公开审理的那一天，王仲在地委大礼堂前的众目睽睽之下，依旧公然否认自己的罪行，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这一切都在群众的注视下进行，他们对王仲的行为感到愤怒和失望。

在法庭上尽管面临着压倒性的证据，王仲还是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改变他即将面临的法律制裁。由于他在审判中的不良认罪态度以及为了立下反腐倡廉的明显标杆，中央做出了极刑的裁决死刑。

在那年的12月，王仲被公开带至海丰县的公审大会，法官当众宣读了他的罪行，随即执行了死刑。不过王仲并非个案，海丰县的多名领导干部同样涉及严重的走私、受贿、贪污行为，其中尤以叶妈坎最为严重。叶妈坎作为王仲的副手，涉及的贪污数额远超王仲，直接贪污近20万元，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累计获利达60万元。

叶妈坎的历史同样充满争议。1937年出生于海丰，年轻时就聚集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从事非法活动。在文革期间他借助其家庭背景进入政府机构，成为街道干事，并开始滥用职权，压迫当地居民。

更为严重的是叶妈坎在那动乱的年代中迫害了多名烈士家庭成员。这种行径在文革后并未得到应有的审查，反而使他逐步爬升至海丰县副县委书记的位置。他利用职权大肆进行走私活动，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当地一大走私头目。通过家族网络，在全国范围内铺设了走私和倒卖的渠道。叶妈坎还为境外势力提供便利，协助他们潜入国内，图谋不轨。

他的贪污和犯罪行为最终被中央所关注。1982年叶妈坎因其罪行被广东省检察机关起诉，并很快接受审判。面对审判，他企图贿赂检察官逃避法律制裁，但未成功。当年末他在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此后广东省对海丰县的政府机构进行了全面清洗，叶妈坎的亲属和下属也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这一事件彻底震撼了当地政界，也标志着中央对于经济开放地区干部管理的严格态度。

经过这一系列严厉的反腐行动，海丰县及广东省的政治生态得到了明显的净化和提升，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东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