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大约去年，《评论》杂志以“人的研究”为栏目，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近来社会科学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涉及不同话题，但我发现它们趋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一结论出自以下两方面，一是他们对其所洞察的社会科学根本缺点的批评，二是他们对改进社会科学的建设性意见。共同点是对社会科学目前“参照系”的狭隘性、约束性和有限性的警觉，这一“参照系”就是目前社会科学所运用的公理、术语以及它们在其中运作的领域边界。

或许我应该说明，当我要使用“社会研究”（social inquiry）这一短语时，我更喜欢使用“人的研究”（study of man）这一短语[和/或“对人类关系的研究”（inquiry into human relationships），或对“共同生活的文化”（cultures of associated life）的研究]。这些名称更好，它们不会预先决定研究的主题；而现在所使用的“社会”一词则意味着与“个人”相对立的某种东西。

在《用操纵来执政》（“Government by Manipulation”，《评论》，1947年7月）一文中，内森·格莱策（Nathan Glazer）提出了下述问题：仅仅作为“解决纷争之人”去干预事件进程，以减轻集团之间的摩擦（具体指在二战期间日本人与西海岸的“白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而不是去促进“长远目标的明确表达与执行”，这在社会研究中是否合适。格莱策文章的标题是“用操纵来执政”，暗示着对他所列举的许多研究的立场和方法的批评。他所说的“长远目标”表明他所提出的更好和更有效的“参照系”的性质。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章《使人适应于机器》（“Adjusting Men to Machines”，《评论》，1947年1月）详细阐释了另一领域对于人类关系的研究，即在“工厂社会学”中对工业领域的研究。这篇文章的一个观点与格莱策的观点相同。“社会科学的资源日益被用于处理社会日常问题，特别是由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带来的问题”——例如，以工人为一方、以雇主和管理者为另一方的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他对大量这类调查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最终结论是：进行这类调查的人“像技师一样操作，像例行公事一样处理问题并将问题的处理控制在雇请他们的人设立的框架中”（加黑字为作者所强调）。这里显然是在批评当前流行的程序——这些程序被限制在事先设定而不是由调查所决定的架构中。下面的论述则表明需要更广泛和自由的架构：“只有少数正在进行的研究注意到什么样的职位能够更好地激励工人们的自发性和自主性，如何能够更好地改变产业秩序以确保形成这种职位。”

格莱策的第二篇文章《社会学的职责是什么？》（“What Is Sociology’s Job？”，《评论》，1947年2月），也是关于特殊领域的概览。它考查了去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目的是发现社会学研究的流行趋势。其结论是：社会学研究对于作为研究“基础”的假定基本没有兴趣，“实际的”问题是研究的主要课题；“实际的”问题是指“犯罪、青少年不良行为、离婚、种族关系、旷课以及工业中的限制输出”。虽然对这些情况的研究不受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制约，但这里仍然有着确定的结论：由于受需要考虑的外界事物的限制，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证明”显而易见的情况。

最后，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文章在批判和构建方面都更具启发性（《评论》，1947年2月）。其主标题意味深长，是“陈腐的市场心理”（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副标题也意味深长，是“文明必须找到新的思想模式”（Civilization Must Find a New Thought Pattern）。

所有这些文章都一致认为当前研究人类事务的“参照系”太受限制，以至于只局限在可以用来处理人类利益关系的方面。所有这些文章也表达了希望研究范围能够更广泛和更自由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贝尔先生文章中下面这段话很好地代表了他们的要旨：“作为科学家，他们（即主持研究的人）关心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愿卷入对道德价值观问题或更多的社会问题的判断。”我引述这段话，是赞同它关注“是什么”的问题。因为追问和发现是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最高任务。而我下面的论述将表明，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这种研究并非真正科学的，因为它们并没有把握是什么，即将人类关系中的事实作为研究的主题；而是从对“是什么”的预先判定出发，限制研究的继续展开。我将表明，只有取消这种不科学的限制，“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中包括道德价值观）才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研究课题的组成部分。

精明的实业家们雇用专家，研究并报告制造摩擦并降低效率和利润的环境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管理方面的精明。被雇用的专家们所运用的，是在科学的而不是预先限定的（特别是金钱方面限定的）研究中被证明为有效的技术，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若是以为在与科学无关的观点、立场和目标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是科学研究，坦率地说，不过是一种幻想。在“社会”研究中，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这样的研究不会把我们从先前限定的环境条件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倾向于赋予现状或已经建立的秩序以科学证明，最多作些细节调整——这在经济学研究中尤其有害。因此，在格莱策和贝尔提交的关于政府和产业的研究报告中，除了他们借用的由于摆脱了预定的观点、预定的问题选择和预定的程序方法因而在研究中被证明为有效的某些技术以外，不可能证明他们的主张是“科学的”。

正如更进一步的观察所注意到的，在真正的科学研究中，参照系是在运作的（working）东西。它是先前认识的产物，也是今后研究的指导。但在被报道的“社会”研究中，情况则相反。使研究得以进行的架构被看作是固定的、先于调查并与调查无关的架构。这一事实在将形容词“现存的”（existing）置于“社会和/或经济秩序”之前的用法中得到证明，这种用法表面上没错但实际上却有害。“现存的”一词排除了对作为研究主题的这一秩序的批判审视，因为它把研究主题限制在“现存”这一狭窄的地域和短暂的时间跨度内。

现存的经济秩序这一事例很有教益。如果说研究的主题是当下的（present）工业、经济和金融秩序，即确定主题主要考虑的是金钱上的成功，那么科学的局限性至少会得到暴露。但在上述情况中使用“现存的”一词，就要以两个假设为条件和限制。首先，假设“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完全是以经济学自身为根据并说明经济学自身的，“本质上”就可以独立于所有其他社会（人类）事务而得到科学研究。其次，假设在现代工业、实业和金融业出现的某一时刻到1947年之间“一直存在的”某种事物，能够不用参照其先前模式或其带来的结果，就足以被看作科学的样板或经济秩序的典型。

上面提到的两个假设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只有把经济秩序看作完全孤立的，才会把武断地切取的“存在”的有限地域和时间看作完整的、固定不变的和终极的，看作科学的目的，反之亦然。

上文所述，旨在说明许多“关于人的研究”，如社会学中的研究，是在根据虚妄的假设进行。这个假设是，脱离时空范围的研究可以是科学的，这一时空范围就是更大的事件——包括先前的条件和在时空上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的结果——中特定的时空片断。倘若研究能够根据纯逻辑的“思维能力”（intellect）进行，这一假设的魔力是显然的。但即使完全排除制度规则和利益关系的影响，采用完全内在意义上的“纯粹的”思维能力，也不可能有纯粹的经济学。在科学研究的更高层面上的这种“纯粹性”，构成了历史性的进步；依靠这一进步，这种研究已经足以成为以自身为根据的制度规则和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使得研究得以进行的条件（或许即便在数学中，这条件也并非那么完满）。物理学研究以及在相当程度上但程度更为有限的生理学研究堪称获得了这种解放并拥有“纯粹性”的领域。在这方面，它们为不发达的“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追求的模式，因为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依然服从于制度规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目标和条件，而这些目标和条件是外在于研究工作的。

就此而论，对研究与实践及“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是有意义的；根据流行的偏见，这或许是必须的。尽管物理学研究通过技术的运用，已经使大部分人的日常实践近乎发生了革命，但在科学（在古典的近乎神圣的意义上被称为“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某种鸿沟的看法仍然流行。然而就人的研究、“社会”研究而言，显然研究的主题由人的实践或活动构成，而对于这些活动的研究本身也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或实践，研究的结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干预先前的人类实践。自然科学研究本身目前获得了体制化的地位——用不带贬损含义的描述性语言说，即获得了体制化的既定兴趣；而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则表明，它仍继续服从于外在的制度规则的旨趣，而不是以自身兴趣和利益为目的来指导研究。

Ⅱ

关于格莱策的第一篇文章中的另一层意思。他指出，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果方面的革命（开始于短短的三四个世纪以前），对人类具有重大影响；事实上，这一影响可与封建社会形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提并论。他认为，社会研究的进程会伴随着“现存的”社会形态的同样广泛的转型。对于从人类的过去以及同样不可避免的人类的将来武断地切取现代这一做法，他的批评相当中肯。

他直接瞄准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类研究分割开来的现代坚固围墙的起源，这方面他同样中肯：这座围墙也将人类研究的不同方面相互分割开来，因而将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与整个文化整体分割开来，而在整个文化中这些学科的主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科学进行这种划分的结果是有效地阻止了方法和结果的交融，于是自然科学研究片面而有限地应用于人类，而人类研究被限制在意见、阶级斗争和教条的“权威性”的领域。

自然科学研究发展至今表现出两个突出特征。一个特征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教会与科学之间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如此激烈以至于被冠以“战争”之名，自然科学达到了摆脱外在的传统和规则束缚的现代标准。另一个特征虽然对人类有很大影响，通常却被忽略了。取得的胜利也不是很清晰很完满的。它是一种妥协。在这种妥协中，整个世界——包括人，甚至始于人——被割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致力于自然科学名义下的自然研究。另一部分人只是由于占据“更高的”和最终“拥有权威的”的领域和拥有对“道德”和“精神”领域的统治权，而占有世袭之地。这一妥协使两部分人自由地自行其是，防止侵犯和干扰对方的领地。

16和17世纪以来的哲学进程可以看作是在致力于应对种种反映这一割裂的“二元论”。但即便是这种哲学的努力，也不如下述事实重要，即自然科学研究赢得的“胜利”是权宜的而不是根本性的。人类获得的解放主要在于，伴随着新的科学，人类的安逸、舒适和力量有了明显的增长，而不是由于深入系统地把握了科学在道德和理智方面的重要性。近来在“精神”领域拥有统治权的官方代表一直采取攻势，这并不奇怪。现在他们把当今世界的严重问题都归咎于自然科学，声称拯救世界的唯一出路是回归过去的时代，那时“自然”知识完全服从于“精神”传统的权威（和权力）。在某种条件下，从被压制的冲突到公开的冲突这一变化是值得欢迎的。聪明的办法是理智地去引导这一冲突而不是展开激烈争论。

因为一旦冲突被恰当地置于理智的审视下，它就会表现为问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有系统考察的可能性，而不再只是盲目力量的冲突。选择使自然研究服从于超自然的权威（更确切地说，是外在于自然的人类权威），是想使自然研究自身向下述方向发展，即令它有能力解决困扰我们的社会道德秩序问题。

目前的问题是：不使用在自然学领域获得显著成功的方法以及特定结论，是否能够有效地开展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研究。为实现新的目标，必然要利用从前程序中获得的进展，将它们富有成效地运用于新的目标。如果想要在人类活动的其他形式中获得一个完整的世界，我们就需要理智和理解力的“同一个世界”。

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使自然研究服从于外在的“权威”不幸有其重要性。它或者意味着确立特定体制以物质力量来加强其所谓的“精神”权威，或者意味着将人类今天面临的问题置于我们认知模式中最不发达、最不成熟的政治和伦理模式中。如果选择前一路径，我们就会发现，其影响在民主文化氛围的学术圈中可以忽略；然而在它对其具备强大影响的实际事务中，起作用的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对有争议的实际政策的“合理化”。

根据这一论点，从研究的立场出发，较之极权主义模式中的压制讨论，民主政策至少有其优点：它能包容，并在一定范围内鼓励对于各种具体问题的自由探索。但是当进行系统的理智表述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半官方的学说即传统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经济学“利己主义”基础上的；这种利己主义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具有张扬人性的意义，但现在除了保护经济制度外，其张扬人性的意义已不复存在。而在极权主义方面，标准和目标是预先确定的；因此若想使这些标准和目标服从于研究，就会被社会视为不忠于国家的危险行为。

如果将道德规范当作理智规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面对一种尴尬的情景。对于判断标准或行动目的，我们根本没有一致的意见，也基本没有一致同意的方法和“工具”来确定标准和目标。的确，至少最近两百年来，关于这些问题的伦理学理论一直在退化。这种情况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道德研究主题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具体问题之外。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种退化的理解：在流行的观点看来，讨论“道德”问题等同于抱怨现存之物而倡导应该或“应当”怎样。事实上，当今道德研究状况就清楚地表明，对社会的研究被分成一些彼此独立、封闭、相互不交流的部分，具体表现为最终相互割裂的结果——这一结果源于将自然物与人相分离。

Ⅲ

我知道除了引用有关“物质”与精神、道德之间分裂的半官方文件和公开宣言，没有更有效的方法提起对于这一分裂的起源和性质的注意。这一引文就是《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oftheSocialScience，第5卷，第344页）中关于“经济学”一文中开头的一段话。这里写道：

“经济学涉及以供给满足个人和集团的物质需求为中心的社会现象。”即使“物质的”一词一直被强调，将它用作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即道德的和“精神的”现象——的一种“社会现象”的标准，我仍然怀疑是否许多读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将人类关系区分为两种相互独立的类型，一种低下（低下是在基础和基本的意义上说的），另一种高级、权威并道德，这一区分深深植根于经过许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制度习惯和传统中，因此没有异议地直接被用作研究“社会”问题的标准的参照系。我们内心深处认为它是“自然的”。

它伴随着一系列其他为我们所熟悉的分裂：躯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动物的欲望和作为告诫和抑制因素的道德心、感觉和理性，以及在更理智的层面上——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这些分裂是在自然和超自然的区分中提取和积淀下来的，自然和超自然的区分在西方社会道德历史上长期占据中心和统治地位。我不相信在人类历史上还能找到比将道德与其他人类利益和态度尤其是“经济”作出区分更重要的道德事实。

早些时候我提到过这样一个假定，即各种经济现象造成了社会分割为相互独立并自我封闭的部分，这些部分可以科学地被看作完全独立于人的活动的前因后果。考虑到工业、商业和金融因素在当今世界各个方面——科学、艺术、政治、国内和国际——的决定作用，假如我们不从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就不能解释人们普遍被动地接受这一立场这个事实。下述论点是无须争辩的：经济事件非但不是独立的自我封闭的领域，而且，一方面，它们是新的自然科学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们通过其结果不断增强对人类关于整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面对这些事实足以使我们保持警惕。

充分表明“经济”与“物质”的同一性出自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它将经济从更广泛的人类价值观——被称为道德的价值观——中分割出来故而损失惨重，这将需要多卷本的著作。无论如何，人类历史的两个时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其一是古希腊，其经济是奴隶制经济，甚至像工匠和劳动者这些并非奴隶的人都不具有共同体成员资格——在雅典不仅意味着政治上的公民资格，而且意味着参与艺术、知识和交际方面有意义的活动的资格。

这些事实被亚里士多德敏锐地注意到并作了充分阐释。在论述当时“存在的”情况的基础时，他明确区分了活动的类型，一些活动是工具的和仅仅是工具的活动，另一些活动就其内在本性或本质来说，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经济活动全部被归入前一种活动范围。这只是事情的开始。当时的科学和宇宙论，正如亚里士多德敏锐而充分地阐释的，把宇宙看作是有等级结构的，以被称为“质料”的东西所占据的地方为基础部分，以纯质料为基础（在“基础”一词的全部意义上），以完全摆脱与质料的一切联系的神为最高等级。而且，一方面，变化和不稳定性只与“质料”相联系；另一方面，不变性和永恒性只与自足的存在（being）相联系。这一观点一直统治着自然科学，直到科学革命赋予被轻视的运动以中心地位，“质料”获得了“能”，失去了使它成为外在的“力”的牺牲品的完全被动性。

因此得出结论，不论在田里还是在工厂忙于生产的阶级“天性上”——即普遍地、永恒地、必然地——就是仆人、奴隶，只具有人的动物的和肉体的部分，与所有知识无关，因为知识与物质的和易变的事物无关。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古代，他的形而上学宇宙论更多地诉诸少数知识精英；如果不是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这些学说就会逐渐显得无意义了。这后一个事件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的实体用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中，给变化多端但不可磨灭的世界文化印上了标记。

这个事件就是基督教信仰传遍整个欧洲。教会在中世纪的权威远远超出了今天通常所说的“宗教”领域。它在政治、经济、艺术和教育等事务中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正式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和科学，作为自己关于所有“自然的”事物和服从于人类理性的事物的知识构架。或许会是暂时性的事件因此牢牢嵌入西方世界的宗教文化中，即便人类认识的世俗化和占支配地位的日常利益关系的世俗化这样的进步，也并没有真正动摇物质与精神和观念的固有分离。经济与道德的割裂，使各自的研究成为独立的封闭领域，这应该被理解为整个事件的一部分。

Ⅳ

对于人类事务即“社会”问题的研究的落后状况，是这个报告的内容之一。社会研究仍然顽固地坚持着一度统治着物理学研究的参照系，而当整个科学发生系统性进步时这一参照系已经被放弃了。自从16世纪以来，物理学研究日益表现出对于变化的尊重，由于变化的过程，物理学研究陷于冗长。直到最近，这一方面仍为牛顿的框架所限制，根据牛顿的框架，变化发生在没有变化的时空中，因此变化与时空是相互独立的。现在物理学研究（通过在通常人类理解力看来是不幸的“相对论”）从这一限制中解放了出来。

但是，物理学研究越是由于承认变化和过程而获得发展并取得成果，道德研究就越顽固地坚守不变的“第一”原则和不变的最终或最后“目标”。使物理学研究从停滞状态转为稳定进步状态的原则，被道德研究称之为标志着通往无序和混乱的道路而加以拒斥。结果是，物理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和将物理学研究结论运用于人类事务方面是如此不平衡，以至于继续扩大着扰乱我们生活的分裂。这些分裂强化了对近代科学技术之前的道德观念的利用，凭借这些道德观念的精神作用，支撑起了引发我们今天道德混乱的社会环境。

这两种情况中的参照系还有另一个区别，这一区别与刚才的论述有关。与物理学的研究实践相关的“自然的”世界、宇宙，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显现出其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并不是固定的、永远在背后并作为基础的某物，即便它被冠以诸如宇宙、实体等好听的名称；研究的过程也不为某些预先确定的不变的标准所决定，无论这一标准被赋予多么高深的形而上学的名称。研究由在以前的研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观察和试验方法得出的结论来决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指导。结论中已经获得的要点提供了资源，可以用来攻克当前的薄弱环节、不足之处，并解决由此产生的矛盾。

结论是，研究的最发达最完善的形式与绝对概括无关。研究得出的最佳理论是通过运用于新的领域得到检验的灵活的假设。官方的道德研究对于绝对性的偏好，并不是力量的证明和力量的源泉，而是其处于相当迟钝的状态的证明和根源。它只是有助于保持这种状态。其绝对性是形式的、空洞的。每个人都忠于这种绝对性，尽管在实际情形中他们的利益和实践全然是另一番模样。这种形式上的绝对性很大程度上要为现存的经济立场和道德立场之间的尖锐对立负责。由于研究实际上讨厌固定不变的概括（即便这种概括被称为“律”），研究的最高形式是自由从事更高层次的阐述或更高层次的“专业化”，以保证其结果巩固和扩大已知的系统，而不是给已知的整体或系统施加不适宜的影响。当详尽的专业化远远超出在“社会”研究中已发现的东西，它就避免了固定的无交流的割裂，而这种割裂正是目前社会研究的显著特征。

作为结果我们必然面临放弃使科学研究服从于预定目的的打算。相反，我们应该果断积极地作另一个选择。如果不再坚持这种割裂的基本态度、利害关系和信念——这种割裂目前有效地阻止我们把掌握的资源进行杂交和利用——我们就能生活在一个更自由、更宽广的天地。如果放弃过去传统的心智习惯（由于物理学和生理学方面参照系和结论的拓展）自由地使用我们所掌握的资源，我们就会发现运用这些资源不会将人类研究束缚于固定的物理学的和“物质的”参照系中，而会解放我们的方法并拓展我们的结论，因此它们会解除目前压制和限制“社会”（包括道德）问题研究的重负。

当有用的资源被释放并拓展时，就能在理智上澄清现存的实际的和“实践的”混乱，这一作用即便不立刻显现，也肯定会显现出来。像在物理学研究中的广泛有序的转变一样，人类事务中也会发生广泛有序的转变，并且还会表现得缓和与平衡——这将不再是梦想。

但我们必须首先摆脱这些植根于传统的假设，物理学研究就最大限度地摆脱了这些假设。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确物理学所研究的是什么，即物理学做什么，怎样做。目前仍然流行的误解在引自最近的一个出版物的下述引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例证。引文如下：

“所有科学都有助于这样的信念，即人是机械论世界的牺牲品，他不能主宰自己的灵魂。物理学和化学把宇宙描述为由永恒的因果律操控的机器。人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天文学揭示了由引力使之结合在一起的无限宇宙的复杂结构。在这一宏伟的系统中，人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点，等等。”如果说“科学”早已揭示了作为事实的这些内容，那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伴随着这样的揭示。但事实上上述引文甚至没有达到五十年前“通俗”科学的水平。

在此被归之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普遍概括的模式很不科学，不幸的是它现在主要流行于被冠名为道德理论的领域。科学的进步并非使人被束缚于固定的完成的结构，科学进步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人的自由的扩展，使人能够利用自然界能量作为其动力之源，首先解放其目标，然后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确，这一解放仍然是片面的解放。但正是这种非常不平衡的状况，会给予我们最强的刺激，把科学的立场和程序扩展到仍然为意见、偏见和外力所控制的领域；这些东西仍然在起作用，仅仅是因为前科学的态度和兴趣以道德和宗教之名赋予了它们体制的权威。

（余灵灵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