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曹操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作为其自身所属“阶层”或“集团”的划分因素，因此曹操成为地主阶级军阀的代表者，此种观点的持有者主要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周谷城、范文澜和呂振羽。

由于曹操出身于统治阶层，并且凭借镇压农民起义而崭露头角，因此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曹操自身的地主阶级属性才是分析曹操东汉末年政治和军事行为的深层次原因。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由于同农民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因此在农民起义对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产生剧烈冲击时，曹操便是作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登上历史舞台。

因此，通过镇压黄巾起义农民军为曹操等地主阶级势力崛起创造了历史机遇，“而地主豪绅为着反对暴动农民，保卫自己特权，便相率以自己的家奴和佃户作基础，组织武装部队，聚众结垒”，正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之中，曹操等地主阶级整合豪绅地主部曲武装，并收编黄巾，来构成自身军事集团的武力基础，逐渐成为旨在分裂割据的封建军阀。

“在农民大暴动的过程中，便产生了不少割据一方的大小封建军阀，他们都是事实上的大小皇帝，后汉皇帝对于他们已完全丧失统制作用”，而这种具有紧密人身依附关系的部曲武装，成为“产生与维护封建军阀割据的产婆和保姆”。,最终造成的结果便是，“一时割据之局，竟由官僚地主武人所造成。”

在地方上各种分裂割据势力竞相雄起以后，便表现出封建地主军阀割据混战、争夺地盘的鲜明特征。军阀内部相互兼并征伐，“群雄并立，各据地盘，各拥大军。然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存在，取得优越的地位起见，均需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样一来，并立的群雄，乃相互混战”。

周谷城认为曹、刘、孙三大军阀是在消灭其他军阀之后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已经明确的把曹操等军事集团定性为军阀之间的相互兼并与扩张，不再含有志在统一与恢复汉朝统治秩序的成分。

因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便成为军阀们借以壮大自身势力和使自身扩张合法化的策略选择。曹操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使“献帝成了他手中的傀儡，他利用献帝的合法地位，去君临天下，扩大地盘”。

同时，也使他在“政治上也有一种合法地位的优势”,最终为他获得了政治上的巨大优势，“操得大将军丞相等名号，地位高出一切军阀，行动都算名正言顺，'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极大的优势”。

随着此策略的运用成功，军事势力最为强大的曹操开始萌生篡夺汉朝皇帝的，废除三公，独领丞相，成为“事实上的专制皇帝”，并为最终篡汉做好了精心的准备。

封建地主军阀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欺诈性。曹操除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讨伐异己、壮大自身势力范围之外，所采取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措施，都认为充满着军阀自私自利的欺诈性，“（众军阀）结果在军事、政治、用人政策等方面，都有一套欺骗和改良办法的，就越来越大，否则就越来越小，被吃掉”。

而曹操被认为实行了非常有效的具有欺骗性和改良性的措施，这些措施也都被认为具有一种道德的伪善，但是却对笼络人心有着巨大的麻痹作用，“他们都有一套笼络人心的办法，如曹操行军不许马蹋麦田。……这虽然都是假仁假义，但对当时求死不得的人民，是能起到一些麻痹作用的”，曹操被认为正是凭借这种阴暗、欺诈性的手段，才使得他势力最为强大。而军阀之间的相互兼并，对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却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

从人民为主体的角度来看，封建军阀混战对人民利益是巨大的损害。以曹操为代表的地主武装军阀，相互兼并征伐，争权夺利，其所发动的战争都不具有正义性与进步性，“汉末军阀混战直至三国相互的连年战争，没有一方面是进步的，代表人民利益的。

因此不论谁胜谁败，对人民都没有好处，对社会都不会起进步作用”。并且这些地主武装军阀，“却借皇室统治权动摇的机会，拥兵争夺权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们屠杀人民，还说自己替人民除暴乱”。

可见，地主武装军阀是屠杀人民的罪魁祸首，同时也是生产破坏，经济凋敝的主凶，“大量屠杀人民，使生产破败，户口骤减，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象，完全是统治阶级军阀们的暴行”。

另外，军阀混战也造成社会生产的衰落，“他们给了人民以不可言状的苦痛，他们的残酷烧、杀、掳、掠……人口大量减少，生产严重破坏，反使社会生产空前衰落，使中国社会的进步受到阻滞”。因此，以曹操为首的军阀都是黑暗势力的代表，其为了自身利益争夺，完全成为促成社会罪恶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