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占中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学员在学习无线电技术

蒋介石吸取第二次军事“围剿”在无线电上失败的教训，建立了一个由40余人组成的无线电侦破组织。

鉴于蒋介石的新举措，毛泽东针锋相对，利用缴获的六七部无线电台组建了红军无线电总队，下设5个分队。配属给红军第三、四和十二军，并于1931年6月30日，正式组建了专门的无线电侦察台，准备随时打退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下达了第三次军事“围剿”的总命令。国民党军各部队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大举进犯中央苏区。

7月22日，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一带活动，便判断红军可能渡过赣江。于是，他令何应钦率主力分路进逼，企图把红军主力赶到赣江边予以歼灭。

7月23日下午4时，红三军军部电台值班室里，报务员曹丹辉正在值班，侦收敌台通信。突然，电台接收到“嘀嘀哒哒”的呼叫声。曹丹辉查明发信台是何应钦的总台，精神一下振奋起来。他拿起铅笔，飞快地在电报记录本上记录着。这是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四五分钟才发报完毕，共324个字。

蒋介石虽然提防到红军的无线电侦察，曾规定各部队通信时要使用密码，并每天更换密码本。然而，他忘记了红军曾经缴获过他们不少的密码本，而有的密码本，他的军队当时却还在使用。破译何应钦电报的密码本就曾是红军的战利品——“精明”的蒋介石没有把这些可能出问题的密码本换掉。

电报译出后，报务员见是何应钦发给各路国民党军的“限10天扑灭共匪”的命令，便立即交给了军长黄公略。黄公略匆匆一扫电文，感到事情重大，马上派人将电报转送到毛泽东手中。

蒋介石在外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制定的“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各路兵力部署，就这样彻底暴露在红军的面前。

敌情突变，毛泽东、朱德毅然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红军迅速集合，整装转移。

7月31日，红军发现国民党军主力开始向兴国运动，其右侧后方的富田、新安与陂头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富田以东的敌后方联络线上的力量也很薄弱。红一方面军总部随即决定：主力隐蔽，向北移动，迅猛突破富田，尔后由西向东横扫敌军后方联络线；待敌发现，回头向北时，再乘其疲惫之时，寻机歼敌。

当晚，红军主力从富田急行军到达石陂的北面。侦察人员回来报告：“敌军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已经占领富田。”毛泽东临时把各位常委找来，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

8月11日11时左右，毛泽东、朱德随先头部队抵近黄陂，追上敌第八师。中午，红军全线攻击，突入到黄陂村内，歼灭敌军两个团。残敌向洛口、宁都方向溃败。下午3时，红军又追歼了第八师两个团。敌军第八师基本上被红军消灭掉了。

红军三战三捷，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中，第一次变被动为主动。当天，黄公略率红三军与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君埠会合。

面对胜利，毛泽东抑制不住喜悦之情：“胡公侠！胡公侠！”他兴奋地大声叫着作战参谋的名字。

“去把红三军的报务员曹丹辉同志请来，我要重重地奖赏他！”

不大一会儿，胡公侠就领着曹丹辉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

曹丹辉听说总政委要见他，显得有点紧张。胡公侠抢先向毛泽东报告：“这就是曹丹辉同志……”

未等胡公侠报告完毕，毛泽东就快步上前拉住曹丹辉的手，激动地说：“我毛泽东得好好地感谢你，你截获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很有帮助啊！”

曹丹辉这位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语，只是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大手。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临别时，毛泽东写了个条子，交给胡公侠，说道：“你告诉副官处，奖3块钱给他买只鸡吃。”

“蒋介石送了你毛总政委近10个团，你毛总政委才‘重赏’3块钱，太小家子气了吧！”朱德在一旁打趣道。

“不少哦，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没有这么多呢！”毛泽东刚说完?熏大家便一齐哈哈大笑。毛泽东也爽朗地大笑起来。

从此，“三块银元”的故事便在无线电通信部队和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中代代相传。

蒋介石被毛泽东重重地打了一棍，丢了近10个团，他不仅不恼，反而开怀大笑。他高兴的是，终于抓住了红军主力。蒋介石立即给何应钦、陈铭枢及各师师长去电，令他们务必采取密集阵形，八面出击，以大包围的态势，猛力进逼，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围歼在君埠一带。同时，他一再嘱咐何、陈二人，千万要注意结合部的衔接，不要重蹈覆辙。

不知是敌人犯傻，还是兵法中“战胜不复”（一计不能反复使用）这一“规律”对他们形成的心理定式，敌人在这次的包围圈中仍留下了一个近10公里的大山地带，没有防守。蒋介石一再提醒注意的结合部还是出了纰漏。毛泽东看准时机，仍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由红十二军携电台佯装主力，向敌军兵力较弱的乐安方向移动，并不断发报进行“通信联络”，把敌人引向东北方向。敌军知道红军的电台很少，所以他们就认为频繁使用电台的部队必是红军的主力。于是，蒋介石集中十几万军队向东北追击。而这时红军主力的电台则一律关机。红军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留下的10公里的间隙越出包围圈，反向西行，移师兴国、泰和与万安一带的均村、茶园冈地区集中隐蔽。

经过几次战斗，毛泽东更加认识到无线电对于作战行动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无线电的不利的一面，尤其是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他记忆犹新。

事情是这样的，一名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被俘虏过来的报务员，利用自己上机值班的机会，在电台上向国民党交通兵团发报。幸好此事被见习学员听到，报告了组织，否则，不知会给红军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针对这起严重事件，在毛泽东、朱德的亲自过问下，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司令部为电台安全和反敌无线电侦察制定出了较为严格的规章制度：

一、增强敌情观念。无线电通信最容易被敌人侦察和破译，我们能侦察敌人，敌人同样也能侦察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责任心。

二、不许报务员在机上谈话。

三、不是联络对象不准随便沟通。

四、呼号分为自呼和被呼，以免被敌人侦察到。

五、新手值班，对方要求换人时，应马上换掉。

六、重要电报要指定专人收发。

七、每个电台一个番号，不用部队或机关的名称，电报要按规定的番号收发。

八、不许有明语，除非没有对等的密语。

九、建立纠察台，一旦发现违反纪律，严肃处理。

虽然有了这些反无线电侦察和安全保密的措施，但是毛泽东总是放心不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临突围时，毛泽东让人把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共产国际精心培养的无线电老手伍云甫叫来，询问道：“云甫同志，请你以共产党员的忠诚告诉我，电台缺少什么就不能工作？＂

“真空管。”伍云甫对毛泽东突如其来的问题未加思索，脱口而出。

“好，你通知下去，把随我行动的各军电台的真空管统统收缴上来，交我亲自保管。”毛泽东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总政委，这是为什么？”伍云甫不解地问。

“保密需要。”

“可是真空管容易损坏，你军务繁忙，不小心弄坏了，电台就不能工作了。”

“那你说说，除真空管外，电台还缺什么就不能工作？”

“电键！”

“就收电键。”

“备份和学员用的也交吗？”

“没有例外！”

大约半个小时后，伍云甫拿着一串电键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还是有些不放心，追问道：“云甫同志，仔细想想，还有没有遗漏的？”

“没有了，我已经对照材料清单清点过一遍了。”

“太好了，不过我可有言在先，电台出了事，你我都难脱干系啊！”

借助均村、茶园区一带茂密的森林和高峻的山谷，毛泽东瞒过了蒋介石的空中侦察；凭借高度的谨慎和过人的智慧，毛泽东还瞒过了蒋介石的无线电侦察。

红军主力赢得了半个月的休息时间，以逸待劳，等待着敌军。

9月初，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主力继续西移，避免同敌军正面交火。

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又急匆匆地奔走了个把星期，却连红军主力的一个人影也没有找到。两个多月的山地作战，国民党军一直都在不停地进行追击。不仅未达到战役企图，而且又丢掉了3个师，一时间怨声载道，士气低落，真正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蒋介石看到再拖下去，损失只会更大，不得不于9月6日下达结束“围剿”的命令，撤出各“进剿”部队。

红军靠无线电台及时侦悉了国民党军撤退的意图，迅速转入反击，对敌进行大规模的追歼。9月上旬在老营盘、高兴圩两次战斗中毙伤、俘敌4000余人。9月15日在方石岭战斗中又歼敌1个多师。经过9天的连续作战，红军取得了六战六捷的佳绩。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了3个月，共击溃国民党军7个师，歼灭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枪1.4万支，迫击炮55门。这样，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也以失败而告终。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袭击，不幸壮烈牺牲。这是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的最大损失。

在敌我双方的较量中，不论是战场上的刀枪搏杀，还是战场背后进行的无线电斗智，蒋介石都输给了他的老对手毛泽东。红军利用蒋介石一时无法组织起新的“围剿”之际，乘胜反攻，拓展新苏区，扩编红军，中央苏区迎来了蓬勃向上的鼎盛时期。经过这次反“围剿”的无线电斗争，毛泽东更加认识到无线电在对敌斗争中具有的作用。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二局，分管无线电侦察。二局的成立，标志着红军在无线电侦破战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3年11月，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建立了无线电队（第三科），三局设置了第一台、新闻台和通讯科等机构，使得我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公开情报抄收、机要通信开始进入了专业化。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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