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是经学神学化的一种隐秘语言，它往往假托上天意志，预测吉凶祸福暗示政治走向。由于谶纬能够蛊惑人心宣扬帝王受命，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严加防范有损于本朝的谶言符命。后周显德六年( 959) 六月，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点检做”谶纬。这让皇帝怀疑“殿前都点检”会谋权篡位，于是撤换了当时担任此职的张永德，改由其部属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继任，这就为后来发生的陈桥( 今河南封丘陈桥镇) 兵变埋下伏笔。
一、“点检做”制造者辨析
赵匡胤能够建立大宋政权，与显德六年出现的“点检做”谶纬密切相关，这个谶纬促使他官位迅速攀升，遂掌禁军大权，从而为夺取后周王朝创造了先决条件。那么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个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谶纬呢?
《旧五代史·世宗纪》记载: “( 显德六年六月)澶州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张永德落军职，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以今上( 赵匡胤) 为殿前都点检，加检校太傅，依前忠武军节度使。帝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至是今上始受点检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职以副人望，则‘点检做’之言乃神符也。”周世宗偶然得到一块木板上写着“点检做”的谶纬，他觉得此事非常蹊跷。鉴于当时张永德担任殿前都点检，他又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位高权重征讨四方屡立战功。
为了防止张永德伺机谋权篡位，周世宗便将其左迁为检校太尉，改由殿前司都指挥使赵匡胤继任此职。关于这个谶纬对于张永德的政治影响，以及其后赵匡胤即皇帝位等问题，已经引起明末清初顾炎武的高度关注。按照《日知录·图谶》记载: “周世宗代张永德，而继周者艺祖(指赵匡胤) 。”这说明顾炎武对赵匡胤代周和柴荣罢免张永德之间产生的政治纠纷和谶纬问题存在很多迷惑，尽管他没有持续进行研究，但依然给我们研究相关问题带来启发。
由于张永德有一位政治对手，而且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不睦，他就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担任侍卫司都指挥使的李重进。那么他是否故意陷害张永德呢? 李裕民先生根据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李重进最可能构陷此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根据事态的发展状况，以及“殿前都点检”的职务变更，赵匡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此绝不能排除赵匡胤是这个谶纬的幕后推手。那么究竟谁才是“点检做”的伪造者呢? 下面需要分析几个问题。
第一，从周世宗与李重进的君臣关系考察。首先，李重进比周世宗年龄大，而且对后周政权非常忠诚。《宋史·周三臣传附李重进传》记载: “(李) 重进年长于世宗，及周祖寝疾，召重进受顾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李重进则积蓄力量准备举兵反击，尽管后来失败，却能够证明李重进为保护后周政权，显示出矢志不渝的忠贞态度; 其次，从“殿前司”与“侍卫司”的相互制约考察。如果扳倒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李重进是否为最大的获益者呢? 实际上即使张永德被罢黜，他还会迎来另一个政治对手。
因为设定“殿前司”的目的，就是为了牵制李重进的“侍卫司”，这是帝王政治的平衡之术，不是普通人际关系的远近厚薄，只有相互牵制皇权才能稳固。虽然周世宗怀疑张永德，但却安排他的副手赵匡胤担任，正说明这是为了继续制约李重进的“侍卫司”而做出的精心部署。事实上赵匡胤远比张永德更难对付，作为身居高位的李重进应该非常清楚。所以他利用谶纬扳倒张永德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关于张永德与李重进之间的关系，按照《宋史·周三臣传附李重进传》记载: “张永德屯下蔡，与重进不协。永德每宴将吏，多暴重进短，后乘醉谓重进有奸谋，将吏无不惊骇。永德密遣亲信乘驿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将俱握重兵，人情益忧恐。重进遂自寿阳单骑直诣永德帐中，命酒饮，亲酌谓永德曰: ‘吾与公皆国家肺腑，相与戮力，同奖王室，公何疑我之深 也。’永德意解，二军皆安。”张永德曾经密告李重进谋反，但周世宗并没有相信此事，这说明他对李重进并无猜忌之心。因此，李重进无须借用谶纬之说扳倒张永德。
而且李重进为了减少矛盾，亲自到张永德处沟通交流，可见他顾全大局高风亮节，绝非妒贤嫉能的不仁不义之徒，周世宗对他非常信任也是长时间观察的结果。其后“永德意解”表明两人的紧张关系逐渐缓和。所以对于没有觊觎皇权的李重进而言，如果仅与张永德的关系不和，则无须私造谶纬诬陷大臣。
第三，对于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赵匡胤，扳倒张永德可以获得两大益处。由于晋升官阶与战争功绩密不可分，赵匡胤已经在短时间内擢升为殿前都指挥使，然而在这个职务前面，还有殿前司都点检和侍卫司都指挥使，它们都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禁军将领。如果论亲情关系，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张永德是郭威的驸马，他们远比赵匡胤更值得信赖; 如果论战争功绩，则二人均远大于赵匡胤，所以即使继续南征北战，赵匡胤的官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超过张永德和李重进。但是如果伺机扳倒张永德，既可以掌握殿前都点检的最高军职，还可以清除未来的政治对手。相反，如果张永德继续留任殿前司，赵匡胤的出头之日便会遥遥无期。
因此尽管张永德曾经极力提携过赵匡胤，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对于一位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并不会拘泥于普通的私人情感，而是从整个政治视野和战略布局看待人际关系。因此如果扳倒张永德，只是铲除一个潜在的政治对手，那么利用谶纬迷信夺取殿前都点检的禁军大权，就是他人生最关键的一次政治豪赌。这说明只有赵匡胤才敢于冒险伪造谶纬之说，也只有他在周世宗逝去不久，便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后周政权。由此可见周世宗“偶然”得到的“点检做”谶纬，绝非出自李重进对张永德的阴谋构陷，而是赵匡胤为了迅速蹿升高位，精心设下的一个政治圈套。
二、两个“点检做”的关联性
对于“点检做”谶纬的出现，周世宗既没有怀疑是李重进所为，又让赵匡胤接替殿前都点检的禁军要职，这说明他确实对张永德产生顾虑。那么张永德是否与谶纬有某种牵连呢? 而且前文《旧五代史·世宗纪》载有两个“点检做”，前一个促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被罢黜，后一个验证赵匡胤即皇帝位，那么这两个“点检做”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性呢?
张永德是掌握禁军的重要将领，周世宗应该对他非常信赖。那么为什么出现“点检做”谶纬以后，周世宗就对他改变态度呢? 实际上罢免张永德绝非柴荣的一时猜忌，而是事出有因不得不加以防范。首先，《宋史 · 张永德传》记载: “永德明天文术，尝与僚佐会食，有报辽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万胜诀》占之，语坐客曰: ‘彼虽以年月便利，乘金而来，反值岁星对逆，兵家大忌，必败。’未几，折御卿捷报至，众始欢伏。”所谓《太白万胜诀》，应该是利用“金星”预测战争吉凶的星占术数。
这说明张永德精通天文星占，他又是军中有号召力的著名将领，古代利用天文谶纬欲谋权篡位者人数众多，周世宗能够直接怀疑到他绝非空穴来风。所以张永德被解除殿前都点检，与个人精通天文术数和掌握禁军要职密切相关。但是当周世宗驾崩以后，张永德并没有趁机谋朝篡位，这就间接地否定了周世宗的主观判断，也说明“点检做”的谶纬与张永德无关。换言之，由于张永德精通天文星占，才被人利用并伪造出“点检做”的谶纬，然后借助皇帝的猜忌之心，剥夺他的殿前都点检的禁军要职，实际上这应该是赵匡胤的一石三鸟之计。
其次，张永德作为赵匡胤的直接上司，他们相互之间应该非常了解。王育济先生认为，周世宗即位初期发生的高平之战以后，赵匡胤获得张永德赏识，遂擢升为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当大宋政权建立以后，张“永德入朝，授武胜军节度。入觐，召对后苑，道旧故，饮以巨觥，每呼驸马，不名”。这说明赵匡胤与张永德的关系非比寻常，此时赵匡胤已经贵为皇帝，但依然只称驸马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这说明比较尊重张永德，甚至依然感念昔日的鼎力栽培。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罢黜张永德与赵匡胤擢升，都源自“点检做”谶纬的偶然出现，如果此事确实是赵匡胤所为，在他内心应该表现出一种尴尬的愧色。
最后，两个“点检做”的谶纬，前一个预示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将要谋权篡位，后一个“点检做”则验证赵匡胤能够成为天子。表面上这两个谶纬之间字句相同，然而却分别指向截然不同的人和事。但是在这两个谶纬的背后，如果没有前一个罢免张永德的“点检做”，就没有后一个赵匡胤利用“点检做”当皇帝。因为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点检做”预示他即天子位，这就把罢黜张永德的“点检做”与赵匡胤即天子位的“点检做”连在一起。这说明在两个相同的“点检做”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如果结合客观事实，真正发动陈桥兵变且成为天子者，既不是张永德也不是李重进，而是刚刚蹿升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所以伪造谶纬罢黜张永德，必然是赵匡胤图谋早日成为殿前都点检的一步险棋。所以周世宗罢免张永德属于过分猜忌，然而对于赵匡胤则是期待早日掌握禁军的政治布局。这说明周世宗生前并没有察觉到赵匡胤的危险性，甚至还将他晋升掌握禁军要职，这无疑为后周政权的灭亡埋下祸根。
三、陈桥兵变时的天象与策书
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之际，还出现了具有煽动作用的“谶言”“天象”“策书”。《宋史·太祖纪》记载: “( 显德) 六年，世宗北征。”“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 ‘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天象，还有“点检作天子”“点检为天子”“太尉作天子”等三个相互关联的谶语，以及“策点检为天子”和“策太尉为天子”等“策书”。那么它们在这次军事政变中，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这条史料涉及懂得星占的“苗训”与门吏“楚昭”，看到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的天象奇观。实际上这是利用天象变化暗示改朝换代。由于中国古代往往把皇帝比作太阳，即“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所以天上不会出现两个太阳，世上不会有两个皇帝。那么“日下复有一日”预示，除了恭帝之外还有一位新皇帝，这当然暗指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这是为他即将发动陈桥兵变营造声势。关于“黑光”的含义，《开元占经·日占一》记载: “( 日)有黑光，多死兵。”按照《开元占经》的占卜理论，太阳出现黑色光芒，意味着发生战争，将会有很多士兵死亡。尽管这次政变赵匡胤处理比较理性，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但改朝换代给士兵们带来的死伤毕竟难免。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天象的表现形式，比汉魏时期的灾异思想更为直接。
其次，《旧五代史》记载的“点检做”与上文《宋史》记载的“点检作天子”，它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差别呢? 如果按照两部史书的编年时间，“点检做”与“点检作天子”，都出现在显德六年六月周世宗病逝以前，“点检做”无非是借周世宗之手罢黜张永德。但是“点检作天子”已经明示赵匡胤即将成为皇帝，这显然有悖于时间的前后衔接关系。因为这时候周世宗还没有病逝，并无人敢谋权篡位。所以“点检作天子”或许是编修《宋史》的官吏，为了把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描绘成天命神授，才借用《旧五代史》的“点检做”，改成《宋史》的“点检作天子”。
实际上这两个谶纬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别，前者对应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后者对应将要谋取皇位的赵匡胤。因此显德六年六月并不会出现“点检作天子”，如果按照史书的编订时间顺序，《宋史》的“点检作天子”，是基于《旧五代史》的“点检做”出现的谶纬。换言之，这是古代史官惯用的笔法，以此渲染皇帝即位的天命论和神秘性，主要在于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施行王朝统治。
再次，《宋史·太祖纪》分别记载“点检作天子”“点检为天子”“太尉为天子”等三个谶言。可以看出尽管都暗示赵匡胤即天子位，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字上有微妙差别。比如第一个是“点检作天子”的“作”，第二个“点检为天子”的“为”，第三个“太尉为天子”的“太尉为”。原则上如果是谶语，一旦出现就会把它作为原文保持不变，因为它代表上天意志，所以每个字都不能随便改动。如果谶语被随意篡改，便无法体现出上天的权威性。所以《旧五代史》的“点检做”属于谶纬，而《宋史》的“点检作天子”或“太尉为天子”等，只能被看作是具有谶纬功能的预言。而且表面上这几句谶言在于将士们反复强调赵匡胤成为天子已经是既定事实，实际上这是为了把陈桥兵变合法化，减少将士们的恐惧心理，并防止社会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
最后，“策点检为天子”与“策太尉为天子”，这两句话都有一个相同的“策”字，这点非常耐人寻味。如果按照字面分析应该为“策书”的意思。比如《盐铁论 · 本议》记载: “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这里的“策”便指“计谋”或“方法”。另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 “先主于是即帝 位，策亮为丞相。”这个“策”字指“册封”。因此“策点检为天子”只能理解为“册封”，但是这时候恭帝并没有颁布诏书，也不可能随意册封赵匡胤为天子，所以后周将士们谎称的“策点检为天子”与“策太尉为天子”等，都是它们“假诏”皇命为赵匡胤发动政变鼓噪声势。
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这时候将士们的过激行为，已经意味着他们谋反了。而且“策点检为天子”和“策太尉为天子”反复出现“策”字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强调赵匡胤成为天子是恭帝的策命，另一方面裹胁将士们完全拥护陈桥兵变并相信会取得成功。
四、赵匡胤利用谶纬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史料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赵匡胤能够取得政权的重要契机，起始于“点检做”谶纬发挥的政治作用，这促使他一步步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登上皇位。但是在中国古代谶纬之事流传久远，东汉光武帝就宣布图谶于天下，前秦苻坚禁止图谶迷信流布，所以每个朝代对于谶纬的态度不尽相同。那么赵匡胤借用谶纬谋夺皇位的政治谋略，是否受到过当时历史环境或某个历史人物的影响呢?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全面收集整理谶纬符瑞的史籍是《宋书》的《符瑞志》，它能够获得重视应该与刘裕借用谶纬成功取得政权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书·武帝本纪上》记载: “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家贫，有大志，奉继母以孝闻。”这说明刘裕的家境非常贫穷，但本人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宋书·符瑞志上》记载: “宋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树。皇考以高祖生有奇异，名为奇奴。皇妣既殂，养于舅氏，改为寄奴焉。”“寄奴”是刘裕的别名，由于他作为地方将领屡立战功，一步步获得显赫地位，并掌握东晋的主要军队。
其后为了名正言顺地取得皇位，便散布谶纬宣传天命所归营造政治禅让氛围。《宋书·符瑞志上》引《孔子·河雒谶》曰: “‘二口建戈不能方，两金相刻(克) 发神锋，空穴无主奇入中，女子独立又为双。’二口建戈，‘刘’字也。晋氏金行，刘姓又有金，故曰两金相刻(克) 。空穴无主奇入中，为‘寄’字。女子独立又为双，‘奴’字。”这里面把刘裕的小名“寄奴”作为谶语，宣传他将要通过禅让取得东晋政权。那么刘裕的人生生涯和相关事迹能否对赵匡胤产生影响呢?
下面略加比较这两人的相同之处。其一，刘裕和赵匡胤都没有显赫家世和政治背景，他们都是地方武将出身，在战争中逐渐成长并获得实战经验，这促使他们不断晋升政治高位; 其二，他们都显示出超凡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即担任守卫国家的军事重任，也有很多中下级军官竞相追随，从而奠定他们在军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博得政治上的良好声望。其三，刘裕采用别名“寄奴”为谶纬，赵匡胤采用“点检做”的官职名为谶纬，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在谋取皇位期待禅让方面，却具有异曲同工的政治效应。
其四，他们在军事生涯中，刘裕被册封过“宋公”，赵匡胤担任过“宋州”节度使，建国时都把国名称为“宋”。因此通过出身背景、人生生涯、战争锻炼、领导才能、借助谶纬、相同国名等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绝不能主观认为这是历史上的“巧合”，可以断定赵匡胤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刘裕事迹的重要影响。
由于谶纬包含的思想内容与知识体系，对于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它主要宣传天子受命和改朝换代，操纵政治走向预言国家命运，像一把双刃剑极其危险，所以降至宋真宗年间，为了防止民间假借天命谋权篡位，便下令收缴谶纬图书予以焚毁。《宋史·真宗本纪二》记载，景德元年( 1004) “正月”“辛丑，诏，民间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纳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可以看出谶纬对于皇权具有很大威胁，统治者为了防范别有用心觊觎皇权之人，采用收缴谶纬的方法防患于未然。实际上很多史学家也高度关注过祥瑞谶纬等问题。
唐代刘知几《史通·书事》记载: “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祥弥多，政愈劣而瑞愈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这说明谶纬很难辨别，往往史官著录其说容易被后人利用而已。所以尽管历史不可能重复出现，但是历史人物的政治手段，以及成功经验却可以被后世借鉴。宋代经学家就采用表面批评谶纬暗地吸收的思想特点，这与赵匡胤借用谶纬的政治方法完全吻合。因此尽管宋太祖的文化程度不高，为了顺利走向政治巅峰，却能够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寻找到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和成功案例，这不仅是他的聪明才智也是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