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南齐书 ·高帝上》记载，萧道成为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其四世祖萧整于东晋初迁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东晋于其地侨置兰陵郡，萧氏遂被称作南兰陵人。东晋时，晋陵郡为北方次等士族及善战武人南下之聚集地，成为著名的北府兵之渊薮，但萧氏整、整子隽、隽子乐子三代官位俱不显，于东晋宋初并无显绩可言。至萧道成父萧承之时，兰陵萧氏方始活跃于政治舞台。萧承之 “少有大志，才力过人 ”，在平谯纵、抗北魏、战杨氐等过程中屡有功劳，但由于受到大将军檀道济和宰辅刘义康的压制，终其一生官不过郡太守。由此可见，萧道成并无显宦可言，亦无家世足可称道。那么本是布衣素族的萧道成又是如何隆兴大业、开创萧齐帝基的呢？

萧道成参与刘宋政治始于元嘉中后期的讨蛮活动。 “（元嘉）十九年，竟陵蛮动，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沔北蛮。……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太祖自随，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 ”。而早在元嘉十年，当萧思话为梁州刺史时，萧承之即为其横野府司马、汉中太守，因大破氐杨难当诸将有功，封爵晋兴县五等男，后转为江夏王司徒中兵参军。因萧承之为其故吏之故，萧思话任雍州刺史时 “启太祖自随 ”。萧道成也曾于元嘉二十九年领偏军征仇池，因功袭其父爵；孝建初，又任江夏王大司马参军。可见，萧道成初期的军旅生活及仕进状况与其父萧承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萧承之的事功铺垫了萧道成的成长、升迁之路。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剿蛮、伐氐、抗魏等活动，萧道成的意志得到磨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在兹过程中，萧道成还结识了一批知交故旧，这对他最终成就霸业的意义可能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但是，对于刘宋政治而言，这时的萧道成还是个边缘人物，不仅未能接近权力核心，而且还在为刘宋的江山效犬马之劳，并随时有着生命之虞。

《宋略 ·总论 》云：“夫山岳崩颓，必有朽坏之隟。”刘宋社稷的倾覆，其 “隟 ”正在于皇室内部的同根相煎。正是刘宋内部的自相残杀为萧道成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由于前废帝刘子业 “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司，不保首领 ”，终于为近羽所杀。湘东王刘彧以近水楼台之便抢先夺得帝位，却遭到宗室诸王的反对，一时 “四方反叛，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东诸郡皆起 兵 ”。吕思勉先生论此事曰：“孝武以讨元凶立，实不得谓为不正，孝武正则子业亦正；所云淫虐，事既多诬；则明帝实为篡弑，此所以四方同契，不谋而咸奉寻阳也。”这场 “以明帝刘彧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晋安王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统治阶级内战 ”波及到了整个刘宋的官僚队伍。形势对明帝十分不利，“是岁，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 ”，“文武丧气，朝野危心 ”。在这种万分火急的情况下，宋明帝一方面于新兴的青徐集团中寻找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大力利用寒门武将，乃加封萧道成辅国将军，率众东讨。

萧道成至晋陵后，势如破竹，很快攻下晋陵及其以东地区。随即，萧道成又击破叛将徐州刺史薛安都之子薛索儿，因功除骁骑将军，进封西阳县侯。由于四方反叛，明帝兵力、器甲都显得捉襟见肘，仓促间只能 “遣太祖领三千人讨之 ”。此言三千人，而不言三千兵，概系临时招募而来，且没有武器装备之故，这从萧道成 “编棕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 ”可看出。萧道成在上述征讨过程中不断展现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进一步积累了丰厚的军事经验，这都为他后来的覆宋建齐奠定了基础。

由于萧道成等寒门武将的奋力拼杀和大部青徐集团向明帝的投靠，历时八个月的 “义嘉之乱 ”宣告结束，明帝取得胜利。若刘宋政治于此迎来中兴，则萧道成至多只能作为一介功臣武夫见载史册。但命运之神似乎特别眷顾那些勇于在大风巨浪中沉浮并善于捕捉机遇的人，萧道成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位。

泰始二年十二月，明帝 “以四方已平，欲示威于淮外 ”，同时又为加强对青徐地区的控制，乃遣张永、沈攸之耀兵北上喻降薛安都。在迎降薛安都这一事件上，明帝和萧道成曾经有过一番对话，而这无疑见证了二者在权谋策略上的高下优劣。 “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将甲士五万迎薛安都。……上不从，谓征北司马行南徐州事萧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讨，卿意以为何如？’对曰：‘安都狡猾有馀，今以兵逼之，恐非国之利。’上曰：‘诸军猛锐，何往不克！卿勿多言！’”结果正如萧道成所料，安都见兵惧，“要引索虏，张永、沈攸之大败，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刘宋失淮北后，与泰始二年 “侨立兖州，治淮阴；徐州治钟离；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洲，郁洲在海中，周数百里，累石为城，高八九尺，虚置郡县，荒民无几。”由于 “淮南孤弱 ”，明帝乃以萧道成 “为假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淮阴 ”。淮阴乃 “淮南控扼之地，杨楚最为要冲 ”，“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 ”；“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 ”，“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泰始五年，萧道成又进督兖、青、冀三州。于是，以淮阴为中心，萧道成不失时机地组建起萧氏阵营。所谓 “太祖作牧淮、兖，始基霸业，恩成北被，感动三齐。青、冀豪右，崔、刘望族，先睹人雄，希风结义 ”，即指萧道成与青徐集团相结之事。

刘宋失淮北地之后，不愿入魏的青徐集团纷纷徙居淮南。而明帝在 “义嘉之乱 ”之后对青徐集团心有余悸，一方面不得不利用他们作为 “淮蕃海捍 ”来抵抗北魏，另一方面又对青徐集团进行打压，抑制其势力的膨胀。不甘沉沦的青徐集团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对象，纷纷依附于出镇淮阴的萧道成，成为萧氏阵营的主力，所谓 “宋氏将季，离乱日兆，家怀逐鹿，人有异图。故蕃岳阻兵之机，州郡观衅之会。”

泰始二年以前，无论萧道成多么骁勇善战、功勋卓著，作为刘宋的一名武将，他对刘宋政治决不会产生任何有关全局的影响；但随着萧氏阵营的组建和不断壮大，萧道成已成为刘宋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在出镇淮阴的五年时间里，萧道成 “收养豪俊，宾客始盛 ”，网罗擢用了大批青齐豪俊，包括刘怀珍、刘僧副、李安民、崔祖思、崔慧景等人，他们作为地方豪右，不仅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拥有大量的部曲武装。诚如周一良先生所论，“萧道成之代宋，即以淮阴为根据。其在淮阴所援引要结者，多为来自北方聚于其地之荒伧，后乃成为建立齐朝政权之武力支柱。”萧道成与青徐人士的结合，成为萧道成覆宋建齐的关键，正如他成就帝业后对刘怀慰所说：“齐邦是王业所基 ”。

萧道成援引青徐豪杰组建萧氏阵营，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明帝的猜忌。明帝对萧道成的态度极其矛盾，一方面，由于自始至终缺乏方镇力量的真心翼戴，故对寒门武将出身的萧道成给予重用，冀望于其出以防遏边疆，入以匡扶宋室；另一方面，又害怕其势力之崛起会危及刘宋江山，故又每每裁抑之；明帝遣人斋酒赐道成事便反映了他对萧道成的猜忌和疑惧心理。明帝晚年猜忌日甚，“忍虐好杀 ”，萧道成似难逃一死。但由于 “及太宗晚运，虑经盛衰，权幸之徒，慑惮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劋 ”，再加上萧道成的机敏应付，明帝最终还是容忍了萧道成。

泰始七年，“惧不获死 ”的萧道成离开他 “王业所基 ”的齐地，应征还于建康，开始了其新的政治历程。

泰豫元年四月，宋明帝崩，遗诏萧道成 “为右卫将军，……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勔共掌机事 ”。作为明帝遗诏之顾命大臣，萧道成开始进入刘宋政权的核心，继之以在建康经营其帝业。

明帝 “诛戮藩戚 ”，引起宗室的离心。苍梧王继立后，“主幼时艰，素族当权，近习秉政 ”，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 “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 ”，或云其“乘君死国乱之际，而求干天位 ”，乃 “密与左右阉人于后堂习驰马，招聚亡命 ”，遂于元徽二年五月反于寻阳。由于明帝末期猜忌群臣，多所诛杀，使得此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大臣离心；休范之反，又事发突然，情形对建康十分不利。在此京师危机关口，萧道成亲自率兵屯驻新亭，力战有功，逐渐树立起自己在朝廷的威望。

此战中，受道成节度的诸将帅有高道庆、陈显达、王敬则等，诸人在后来均为萧道成所用，成为佐命新朝的功臣。在平乱过程中，以张敬儿为代表的部分雍州豪帅也纷纷效命于萧道成，进一步扩充了萧道成的实力。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萧道成正是凭借平定刘休范谋反之功，确立了他在元徽政局中的主导地位。”

平休范后，萧道成官迁中领军、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初步掌握了建康的禁卫军权。《资治通鉴 》卷 133苍梧王元徽二年六月记此事云：“庚子，以平南将军萧道成为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建康，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胡三省于 “留卫建康 ”下注曰：“道成自此得政矣。”

“太祖威名既重，苍梧王深相猜忌，几加大祸 ”，在这种情况下，萧道成乃 “密谋废立 ”。纵观刘宋政治，刘裕以一寒族将领在晋末嚣攘的政局中杀出一条血路，成为群雄之首，但刘宋政权之建立却仍得仰仗高门士族和异姓权臣的配合。而在刘裕逝去不久，高门士族便与异姓权臣联合起来，形成对皇权的有力挑战，景平之政实是士族与权臣的联合统治，可谓东晋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文帝刘义隆以荆州方镇入主中枢后便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政策，包括诛戮权臣，以宗室为要藩等。

但以宗室力量牵制权臣和士族，反过来又会导致宗室力量的膨胀，使其产生觊觎之心，为此文帝又对宗室力量进行裁抑。如此，文帝的政策便处于摇摆不定的相互矛盾之中，最终引发刘劭之乱，“元嘉之政自此衰矣 ”。孝武帝、明帝继立后，仍走不出以宗室和异姓权臣、士族相互制约的藩篱，甚乃变本加厉，如此循环下去，愈演愈烈，宗室便逐渐脱离了皇权运转的轨道，而异性权臣和高门士族也更加难以赢得皇权的信任。自元嘉中期以至于宋末，刘宋皇权始终处于对宗室、异姓权臣、士族高门三种力量既不放心、又不得不依赖、使用并且力图使三者矛盾在相互制衡之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予刘宋权力核心的萧道成得以为明帝所信任，并成为其顾命大臣。但是，当萧道成逐渐走向权力核心的时候，便逐渐转化为功高震主的异性权臣，成为皇权猜疑的下一个对象。而作为权臣的萧道成，要么如东晋陶侃一样，“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 ”，要么效仿刘宋鼻祖刘裕，再行一次废立，使江山改旗换色。但选择前者，却也不一定就能够脱身事外；选择后者，更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萧道成选择了后者。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玉夫与其党陈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谋，于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苍梧王之被弑，同谋者凡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之多，则萧道成定参与其事，否则不容苍梧王之不觉。苍梧王即死，刘宋京城一时嚣攘。刘宋政权在进一步落入萧道成瓮中的同时，也引起了其他政治力量的觊觎，其中足以与萧道成相抗衡的力量为沈攸之的荆州武装。

在宋明帝为后废帝刘昱所安排的辅政格局中，沈攸之正是用来制衡内朝萧道成等人的主要外藩力量。沈攸之得王道隆之助出刺荆州、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后，遂岌岌于江陵的经营，逐渐形成一个以沈攸之为首、以沈氏亲党为核心的荆州武装集团，其力量足以与萧道成相颉颃。萧道成杀后废帝改立顺帝后，双方矛盾全面激化。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沈攸之于元徽五年十二月起兵，“兕甲十万，铁马千群 ”，顺江而下。

沈攸之的起兵，不仅得到了梁州刺史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吴郡太守刘遐等州郡的响应与支持，更获得了以中书监袁粲为首的京师反萧力量的遥相呼应。 “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见太祖威权稍盛，虑不自安，与蕴及黄回等相结举事，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所谓 “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 ”，显然是萧子显夸大其词，但同时也说明萧道成当时并没有完全控制住京城内的局势。情形似乎对萧道成颇为不利。然萧道成早有安排，先已安插张敬儿于雍州，从上游钳制着江陵；又以柳世隆为江夏内史兼行郢州事，以防遏沈攸之。当瓦解了朝内的反萧力量后，便从下游建康和上游襄阳形成对沈攸之的夹击之势。其后更是策反其部将刘攘兵袭击江陵，促使沈攸之兵败自杀。

局势稳定后，萧道成不断清除异己，先后诛杀镇北将军黄回、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司徒左长史沈勃、散骑常侍杜幼文、游击将军孙超之、长水校尉杜叔文等人。至此，萧道成逐一扫清了建立新朝的障碍，宋齐禅代已水到渠成。

史臣曰：“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潜用，泰始开运，大拯时艰，龙德在田，见猜云雨之迹。及苍梧暴虐，衅结朝野，百姓懔懔，命悬朝夕。权道既行，兼济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难以假人，群才戮力，实怀尺寸之望。岂其天厌水行，固已人希木德。归功与能，事极乎此。”此可谓对萧道成覆宋建齐过程的一个全面概括。然其原因又何在呢？

刘宋政权实自宋明帝时既已种下了灭亡的种子，“开鸿荒者难为虑，因成事者易为力，曹、马规模悬乎前载，苟有斯会，实启英雄。而况太宗为之驱驰，先颠其本根，本根既蹷，枝叶自摧，斯则始于人事者。”正是宋明帝的 “剪落洪枝 ”导致了刘宋政权的 “本根无庇，幼主孤立 ”，最终 “神器以势弱倾移，灵命随乐推回改 ”，“斯盖履霜有渐，坚冰自至，所从来远也。”建元四年三月，萧道成在驾崩之前予王俭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 ”。此所谓 “时 ”，即刘宋末期的动乱时局，给了萧道成乘时而起的机会。

出身布衣素族的萧道成，始则为刘宋剿蛮平乱，屡著事功，继之以作牧淮、兖，抵抗北魏，后又尽心辅政，戮力王室。无奈刘宋 “末叶不造，仍世多故，日蚀星陨，山沦川竭 ”，“权幸之徒，慑惮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劋。”在这种局面下，萧道成萌发了覆宋建齐的念头。青齐豪族的依附、雍州将帅的投诚、萧氏阵营的组建，使萧道成具备了覆宋建齐的条件。而其个人的英明果断、对历史机遇的勇于把握则最终使其成就了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