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文化专制的极端表现。从字面理解，文字狱是指以文字而获罪，特别指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以罗织罪名的构陷方式。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文字狱在中国皇权社会似乎从未断绝过，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高祖之儒冠便溺，给士人心灵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清朝取代明朝，和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治乱更迭不同，而是“旷古少有的中国亡于外族”。明末清初，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基本结束后，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民族敌忾情绪，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
梁启超认为：“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满洲政府用全副精神对付这问题，政策也因时因人而变。”
黄宗羲在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义兵抗清，失败后隐居著述，在《明夷待访录》中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顾炎武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发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游历各地联络反清势力共举反清复明大业。王夫之在明亡后一直以明朝遗民自居，坚决不与清朝合作，兵败后辗转流亡，至死不肯剃发。他们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后世革命者视之为反清排满的象征而大加宣传。这种局面，显然是清政府不愿看到的。既然反清思想在文字上有所体现，文字狱便应运而生。
有史以来，以清朝文字狱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清朝的文字狱有别于前朝，是伴随着政权稳定、强化思想控制而产生的，肇始于顺治帝，发展于雍正帝，到乾隆帝时达到顶峰。在称为黄金时代的康雍乾盛世，由于皇帝熟知汉文化，对文化事件异常敏锐，因文字狱导致的酷刑频繁发生，其结果令人惨不忍睹。
据统计，在清朝268年的历史中，共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平均一年半一次。顾颉刚形容清朝文字狱在二百多年间基本上没间断：“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从康熙年间的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到雍正年间的年羹尧案、钱名世名教罪人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再到乾隆年间的孙嘉淦伪奏稿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等，他们利用文字狱钳制言论、禁锢思想。
文字狱是因文字触祸，而那些治罪的文字有些的确反动，而相当部分则是罗织罪名而成。罗织罪名的方法很多，或空谈臆说，或望文生义，或猜谜射字，或无限上纲，甚至“莫须有”也可以成为定罪依据。
清朝政权是在推翻明朝汉人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对“明”“清”等字眼异常敏感，有不少人因诗文中误用“明”“清”二字而不幸罹祸。1726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雍正去头”，罪获戮尸，满门抄斩。1730年，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徐骏，所作诗文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审案的刑部衙门认为“清”暗指清朝、满人，前一句是讥诮满人乃无知蛮夷，后一句则是怀念前朝、不满今朝，徐骏因此被斩立决。
清朝入关后，居于统治地位的满族，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相比，在人口数量、文化积淀、经济水平等方面均不占优势，因而对汉族怀有强烈的恐惧心，对反清复明思想有着近乎病态的警觉，极力垄断史学而压制私史。朝廷以修史名义掌控明史的解释权，取缔民间修撰的明史稿。为进一步禁锢民间思想，朝廷鼓励和奖励检举告发，告发坐实者甚至可以得到被告财产的一半，一时间告发、诬陷之风盛行，社会风气极度败坏。清朝第一起文字大狱——庄氏明史狱的起因，就是被人以“逆书”罪名告发而兴起大狱。
明朝天启年间，内阁首辅朱国祯著《皇明列朝诸臣传》，尚未刊行，藏之深阁。明亡后，朱国桢后人穷困潦倒，将朱国祯的明史遗稿抵押给浙江湖州富室庄廷罐借钱。据称，庄廷罐自幼勤奋好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顺治年间，庄廷鑨因读书过勤，忽然双目皆盲，遍寻名医无法治愈，便想当第二个左丘明，决定增删朱国祯的明史遗稿。他以千金从朱国祯后人手中购得书稿，然后重金延揽10位名士对书稿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共一百多卷，定名为《明书》，署名庄廷罐著，但写明源于“朱氏遗稿”。书完成后不久，庄廷罐病逝。1660年，该书经庄廷罐之父庄允诚刻印行世，易名为《明史辑略》。刊刻时，为了显示书的权威性，还找了前礼部官员李令晰写序，并将江南名士茅元锡、吴之铭、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十八人列为书籍的参订人员。据说，查继佐、陆圻与范骧实际上并未参与这本书。
《明史辑略》提到清朝的部分有许多“碍语”，如直书太祖努尔哈赤之名，按明朝官职称其为“建州都督”；顺治人关前不写清的年号，而对隆武、永历即位正朔大书特书，用南明的年号而不用清朝年号；在明朝将领的传记中，对与清朝作战的将领李如柏、李化龙、熊明遇充满惋惜之情，而把降清的明将孔有德、耿精忠称为叛将等。在世人看来，私撰明史，诽谤清朝，极为不恭。范骧旧交、解任户部侍郎周亮工偶见范骧等是该书列名参订者，担心范骧无辜受累，便建议查继佐、陆圻、范骧向官府检举。周亮工代三人写呈稿检举，但被按察衙门以“文章之事，不便存案”驳回。
严州司理嵇永福认为，此事关系朝廷体统，事关重大，乃呈请学道胡尚衡裁决。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接到学道胡尚衡批文后，即命本学廪生俞世祯详查细审书中违碍之处，并欲上报省宪。庄允诚知悉情况后，行贿湖州分守道张武烈和通政司王元祚，暂时平息风波。赵君宋告发庄氏的消息扩散后，因贪赃而免职的李廷尧，便与旧交湖州知府陈永命串通，欲借此向庄家讹诈巨财。庄允诚不明内情，只贿赂了陈永命，李廷尧一无所得，便又将案件细节转告其亲家吴之荣。吴之荣借机敲诈勒索，败露后告官，但从府州县到省道衙门均接受了庄允诚的贿赂，非但拒不审理，还对吴之荣进行打压。遭到羞辱的吴之荣以“造与逆书”为题进京状告，不达目的不罢休。当时年幼的康熙帝尚未亲政，鳌拜责令刑部满官罗多等到湖州彻查，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庄氏明史狱案爆发。
1663年，庄氏明史狱案终于结案。此案先后牵连千余人，凡作序、校阅、刻书、卖书、藏书者，其父兄弟子侄年十五岁以上者七十人斩决，其中凌迟处死者十八人，妻妾女孙及子侄十五岁以下被流徙宁古塔为奴者数百人。此案牵扯甚广，被处死者近百人，认罪伏法者多达二百余人。尽管事发时庄廷鑨及其父庄允诚已死，也被开棺戮尸。此案发生在文人名士集中的江南地区，对中国文化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雍正帝于1723年即位，1735年去世，在位时间较短，但有据可查的文字狱却高达20余件。雍正初期，借朋党之名，数次兴起文字狱，整治那些曾与其争夺皇位的宿敌，以及权势甚大的皇室亲贵。雍正后期，为肃清反清思想，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发生数起文字狱案。1728年的曾静投书谋反案，以及随后的吕留良案，是清朝文字狱案的典型代表，其持续时间、株连人数、影响范围都非常罕见。
1728年，化名夏靓的湖南生员曾静，指派他的学生张熙用张倬的化名，向川陕总督岳钟琪投书，历数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色、酗酒、残暴等十大罪状，规劝岳钟琪起兵造反。岳钟琪是雍正帝破例重用的汉族大臣，对朝廷忠心耿耿，接到投书后立马抓捕张熙。他一面上报雍正帝，一面提审张熙，细究事情缘由。原来，曾静屡试不中后，从此专心著书讲学。曾静深受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听闻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于是劝他掉转枪头反清复明。岳钟琪得到招供后，迅速将湖南、浙江等地十余名涉案人员的情况密报雍正帝。雍正帝接到密报后，立即派副都统海兰、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到湖南办案，协同湖南巡抚王国栋缉拿
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同时，雍正帝密令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吕留良家室，仔细搜查《备忘录》等书，并拘拿吕留良子孙嫡属。
曾静案相关人犯解京后，雍正帝亲自审问曾静。曾静如实招供，将犯罪的思想根源归因于吕留良，“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所谓曾静投书谋反案，吕留良的华夷思想是犯罪诱因，证据确凿，事实俱在，且本人供认不讳，按照律法本应处以极刑。
雍正帝从顺民之术出发，有意为曾静师徒开脱。雍正帝认为，曾静师徒乃受人蒙蔽所致，并非事件的真正元凶，只要他们能诚心悔过，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曾静真心悔过，在雍正帝授意下写成《归仁说》，大加吹捧雍正帝。雍正帝对曾静、张熙特加恩赦，不仅不罪责曾静和张熙，还要求后世子孙也要对他们网开一面，“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诛戮之”“。
1729年，吕留良死后46年，雍正帝因曾静案，开始阅读吕留良的八股文选本和诗文集，翻阅后禁不住痛骂道：“自生民以来，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雍正帝的气恼并非没有缘由，他从中读出了吕留良的大逆不道之处：“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骂诅，以毫无影响之事，凭空撰造。”“雍正帝认为，吕留良确实在八股文选本中暗藏了反满的信息和思想。因此，雍正帝对吕留良案的处理，较之曾静而言，轻重悬殊，差异甚大。
针对吕留良案，刑部等衙门议奏：“(吕留良）逆迹彰著，亦应锉尸枭示。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锉尸枭示。吕毅中应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应行文督抚查明，按律完结。”雍正帝认为这种处罚过轻，特降谕旨：“今据各省学臣奏称，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或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普天率士之公论如此，则国法岂容宽贷。吕留良、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与此案有关的其他人员，也都无一例外遭到了严惩，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已故，与吕留良一道遭戮尸枭首。而严鸿逵的弟子沈在宽，因为传播吕留良的学说，被凌迟处死。其余遭到株连治罪的，更是不计其数，令人发指。
曾静案和吕留良案的差异化处理，让人困惑不解，臣僚纷纷呈请皇帝三思。雍正帝一意孤行道：“宽宥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辞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但朕亦再四详慎，所降谕旨，俱已明晰，请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雍正帝意在向世人昭示，受人蒙蔽者或许能得到宽恕，而始作俑者非但罪不可逭，还会贻累子孙。
曾静案和吕留良案至此画上了句号，但雍正帝对此案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他不仅要震慑有悖逆思想的人，更要借此笼络人心，争取社会舆论支持。为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雍正帝命人将曾静的认罪书和口供，以及雍正帝本人对吕留良华夷之辨的斥责等，编纂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为了扩大影响范围，雍正帝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张照到陕西各地，大肆宣传《大义觉迷录》，以示皇上英明、宽厚，进而引导舆论走向。同时，雍正帝颁发谕旨，将《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广而告之。值得深思的是，乾隆帝继位后，便着手公开翻案，立即将曾静、张熙等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完全违背了雍正帝此前的承诺。
乾隆朝，清政权日趋稳定，乾隆帝更加醉心于文化专制。乾隆帝是一个崇文尚武的皇帝，为引导知识分子钻研儒家经典，在各省学宫颁布御制太学训饬士子文，多次到曲阜拜谒孔子庙、释奠孔子等，导致天下士人“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1772年，乾隆帝命令汇集古今之书籍，点缀其盛世门面。他以开四库全书馆、修《四库全书》为名，采取“寓禁于征”的手段，趁征书之际查禁所谓违碍悖逆之书，销毁谬说书籍，排除危险思想。上谕经常要求限期清查悖逆主流思想的书籍，之后如再发现藏有非法书籍，或以重罪论处，或立即焚毁。上谕还命令严查版本，烧毁禁书的版本，彻底消灭禁书的生存空间。
乾隆帝多次下诏命四库全书馆详覆违禁各书，分别改毁。自1784年至1793年，大量禁书活动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焚毁书目三千多种，数量几乎与选录规模不相上下。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
乾隆帝热衷于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制造白色恐怖，“一面钳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据统计，乾隆帝共制造了大小不一的各类文字狱130余起，平均每五个月就有一起文字狱。乾隆时期最大的文字狱大概是胡中藻案。这次文字狱完全由乾隆帝直接制造。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因其诗集《坚磨生诗抄》获罪处斩，因其诗集中多有不敬之语。乾隆帝说，朕“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辞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毁谤清朝的罪名，毫无疑问是重大犯罪。然而，民众却从诗句中看不出有悖逆之意，故数年来无一人举报参奏，只有乾隆帝“独具慧眼”，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悖逆”来。
乾隆帝对诗抄内的许多句子，都做了随心所欲的解读，认为“悖逆讥讪之语甚多”。“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加在大清国号之上，可以理解为“浑浊的清朝”。“一世无日月”，“日”与“月”合起来为“明”，可以解释为对当今不是明朝的世道感到伤心。“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被说成讥讪皇帝幽居深宫，拒谏自做的独裁专制统治。乾隆帝自己辩解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乾隆帝的调子早已定好，也不容胡中藻申辩，经大学士、九卿等会审，遵照谕旨，立即处斩胡中藻等人，家中只有八十岁老母、四岁小女及三岁小孙子，经乾隆帝开恩免予株连。乾隆帝给予胡中藻的最后一丝温情，是将凌迟极刑改为斩刑。
胡中藻案引发鄂昌案。鄂昌为满洲镶蓝旗人，鄂尔泰侄子，历任广西巡抚、甘肃巡抚等职，乃满洲旧族，位高权重。在广西巡抚任上，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蒙古入关前就归附清朝，满蒙一家，双方上层和亲频繁，早在1742年，清朝就明令禁止奏章称蒙古为夷人。乾隆帝认为，鄂昌蓄意诋毁同类，下谕旨：“鄂昌负恩党逆，罪当肆市。但尚能知罪，又于贻直请托状直承无讳，朕得以明正官常，从宽赐自尽。”“这个罪案的另一个后果是，乾隆帝由此下令禁止满人和汉人以文字方式往来，断绝两族的文化交流。
最值得说道的，还有“忆鸣诗集”案。该案发生在查慎行去世54年后。查慎行是“清初六家”之一，自朱彝尊去世后，成为东南诗坛领袖。查慎行及查氏后人牵入诗案，是因查慎行为卓长龄《高樟阁诗集》“校定去取”并作序。
1781年，仁和监生卓汝谐向仁和知县杨先仪举告，告发卓连之、卓培之收藏祖父卓铨能著的《忆鸣诗集合稿》中有悖逆词句。杨先仪即向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陈辉祖、浙江学政王杰禀告，陈辉祖命人逐一搜查涉案人员之家，查得卓天柱(卓连之的父亲）的先祖卓长龄所著《高樟阁诗集》等共计15本书，并未发现《忆鸣诗集合稿》抄本，但发现所获书籍“其中多有狂谬悖妄之语”。其中，《高樟阁诗集》有查慎行序文，陈辉祖命浙江按察使李封亲至查慎行等人家中搜查，得知查慎行已物故，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尽管未得到预期结果，陈辉祖还是以“查出悖逆书籍”为名上奏，奏请彻底究审，严加惩治，并将起获各书粘签进呈御览。
1782年，乾隆帝谕旨查办此案。陈辉祖上奏审拟结果：并无《忆鸣诗集合稿》名目，然《高樟阁诗集》《高樟阁学箕集诗稿》等俱有狂妄悖逆之语，拟定卓长龄等已病故的五犯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等三犯以收藏逆书拟斩立决……代作序文之查慎行等人，及嘱托查慎行作序之陈周健，均照知情隐藏律拟斩，但各犯俱已身故，应毋庸议。本属子虚乌有，但为了讨好圣意，陈辉祖千方百计制造狱案。
乾隆帝朱批谕旨：“朕阅其诗集内，语意牢骚，词句违碍，亦不能免。但究系康熙初年之人，且物故已久。所有卓长龄等五犯，著加恩免其我尸。其余缘坐各犯，俱著一体宽免。至卓天柱于此等诗集，理应早为呈首，乃敢隐匿收藏，殊干例禁。该督等问拟斩决，固属罪所应得。但据该督奏称，该犯两目青盲，未曾见过诗集，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案发时，卓长龄和他的儿子卓敏、卓慎及族人卓轶群等五人均已过世，仍然将其尸体千刀万剐。卓长龄的孙子卓天柱和卓天馥斩候决，族人卓连之因“收藏逆书”也未能幸免，他们的老婆孩子都成了官奴。
探究“忆鸣诗集”案，本是空穴来风，却能无中生有，活生生演绎出文字狱的悲剧。事实是，因卓汝谐盗卖卓氏祠堂地基，卓连之、卓培之等人将其告到县衙，卓汝谐挟嫌报复，捏造其已故族伯卓铨能、卓与能的《忆鸣诗集合稿》名目。陈辉祖等官僚希宠求进，肆意罗织罪名。乾隆帝借“忆鸣诗集”案，打压两浙士风，巩固统治。闹剧演绎成悲剧，可悲可叹。
文字狱是封建帝王加强专制统治的产物，也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满族是王朝的基石，汉族则是团结、改造、利用的对象。相比汉族，满族人数极少，满汉之间易产生隔膜，这是文字狱多发的重要原因。鲁迅在一篇题为《隔膜》的杂文中说过，“清朝初年的文字狱……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凡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汉隔阂，长期存在于清代社会，是清朝的难言之痛。
文字狱的盛行，不仅破坏了众多文化典籍，也给士子文人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钳制和禁锢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于文字狱的浩劫，清朝士子文人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如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与子曝书》云：“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桃花扇》的作者、著名戏曲家孔尚任在《答僧伟载》中也说：“命薄忽遭文章憎，绒口金人受谤诽”，“送我诗发温厚情，方外亦惧文字祸”。“太仓十子”之一的王撰《闻雁有感》云：“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赠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在情真意切的诉说中，不难看出文字狱的惨烈，以及对文人心灵的戕害之深。
文字“成狱”，理论上应该是个法律问题，但统治者向来喜欢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在“有治人，无治法”的封建专制环境中，皇帝借文字狱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把个体之罪群体化，从而消除一切异端思想。
皇帝通常用“罗织”的方法，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无限放大，进而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清政府并无罪刑法定原则，至于有罪或无罪，宽或免，由皇帝本人确定标准。对文字狱的处罚，皇帝既可严厉惩罚，也可宽大为怀，全在一念之间，视具体政治需要而定。文字狱一旦确定，主犯大多被处以凌迟极刑。除非皇帝特旨减轻，对部分罪犯网开一面，否则很难有例外。
由于标准模糊不定，圣心又着实难测，处理文字狱的官员，为规避工作不力、放纵嫌犯，更倾向于严苛刑罚。即使处罚程度过重，甚至过于严厉，也可由皇帝进行宽大减免，为皇帝赚取“仁政”的名分，反而没有了后顾之忧。
文字狱带来的结果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道路以目。乾隆朝探花出身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很少用文字笔墨与人交往，害怕留下证据招来杀身之祸，他曾自我总结说：“一切字迹最关重要……自言向在内廷之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对于人人避之不及的文字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囿于文化专制的牢笼，中国士大夫“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不敢治史，不敢言近代事，只能以汉学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考证之类学问自娱自乐。明末方兴未艾的启蒙思想火花被残酷的文化专制浇灭，注重现实社会问题、强调经世致用的学风被粗暴的干预所破坏，造成学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