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的农民，我不想火了，不想出名了。”这是“大衣哥”朱之文在2025年2月18日法庭上的一句自白。
从2011年因《滚滚长江东逝水》走红至今，这位草根歌手始终挣扎在“被凝视”的困境中——网络暴力、现实骚扰、道德绑架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他与家人困在流量与恶意的漩涡里。
一场持续四年的“数字凌迟”自2020年4月起，一名徐州中年女性以“自媒体创作者”之名，对朱之文及其家人展开长达四年的系统性攻击。
她通过290条P图视频，将朱之文的头像嫁接至他人身体上，编造其“逃税”“出轨”等谣言，甚至将恶意延伸至其不满周岁的孙子。这些视频中，29条播放量超过5000次，最高达21万次，远超法律对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更荒诞的是，朱之文与这名被告素未谋面，“她连我家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这种“无差别攻击”并非孤例。
朱之文此前已三次起诉网暴者，其中一人被判四年有期徒刑。
但每一次胜诉后，新的恶意又会如野草般滋生。
有人为直播打赏蹭热度，有人因生活不顺泄愤，更有人将他的生活视为“流量矿场”——2025年春节期间，仍有陌生人租住朱楼村邻居家中，每月支付数百元房租，只为拍摄他的日常。
从“草根明星”到“法律斗士”的撕裂面对网暴，朱之文的转变极具象征意义。
最初，他试图以农民式的隐忍应对：对村民的借钱不还选择沉默，对家门口撒泼要钱的残疾人报警后仍心怀愧疚。
但当他发现，善意被解读为软弱，宽容成为纵容时，这位小学文化的农民开始学习用法律武器反击。
2024年5月，他委托律师团队对网暴视频进行公证，并依据《刑法》第246条提起刑事自诉，拒绝任何调解。
这种转变背后，是传统乡土伦理与数字时代规则的剧烈碰撞。
朱之文曾试图用修路、发年货维系乡村关系，却反遭嘲讽“修得太少”；他借出百万元帮助村民，至今未收回分文。
当现实中的道德契约在流量经济中崩解，法律成为他最后的铠甲。
被异化的乡村与失控的流量朱之文的遭遇折射出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在朱楼村，成名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集体性的“围猎”——村民将拍摄朱之文作为谋生手段，儿女因被直播骚扰不敢出门。
这种畸形的共生关系，本质是乡村经济空心化与流量经济暴利的合谋。
而当恶意从线下蔓延至线上，P图、造谣等低成本伤害手段，让网暴者得以跨越地域与阶层，对“名人”进行符号化的消费与摧毁。
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案件中被告常以“一时冲动”“未获经济利益”辩解，但朱之文案揭示的，是持续四年、近千条视频的系统性攻击。这种“流量黑产”背后，暗藏着平台算法对争议内容的推波助澜，以及法律对新型网络犯罪定性的滞后。
被遗忘”的权利与未竟的战争朱之文在法庭上说：“法律该怎么判怎么判，我原不原谅他是我自己的事。”
这句话道出了所有网暴受害者的两难：司法胜利或许能惩治施暴者，却难以抹去伤痕。
他的儿子被谣传“游手好闲”，女儿被恶意揣测婚姻，连襁褓中的孙子也沦为攻击对象。
这种代际伤害，暴露出网络暴力对私人领域前所未有的侵蚀。
如今，朱之文仍在等待判决结果。但这场诉讼的意义早已超越个案——它是对“流量至上”价值观的一次拷问，更是对“被遗忘权”的艰难主张。
当一个农民歌手不得不用法律手段乞求社会“忘掉自己”，我们或许该反思：在数字时代，普通人的尊严与安宁，是否注定要为流量狂欢买单？
（本文综合自庭审记录、当事人采访及媒体报道，部分细节经过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