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导演王一淳在社交媒体上实名举报欢喜传媒税务虚假抵扣。随后欢喜传媒回应媒体称，是王一淳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投资合同，悄悄把钱转到了自己的私人账户，法院一审二审都判定是王一淳违规。

对此，6月14日，王一淳再次发微博，对欢喜传媒所言“悄悄把钱转到了自己的私人账户”进行反驳，表示欢喜传媒所说的私人工作室，实际上是在欢喜授意下，由她出面开设的，用于为剧组提现，支付一些没有发票的小额款项，“没想到他们会用这个反咬一口”。

在王一淳的微博下，标注为聚本传媒总经理的王鲁娜评论称，“作为亲历者，支持王一淳导演维权！”。

北京市大道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小强对时间财经表示，若真如举报人所言，欢喜传媒少抵扣了46万，是否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要考量应纳税额。46万只是发票数额，并不是国家损失的税费金额。具体的应税额需要由税务部门认定。若偷逃税金达到5万以上，才构成刑事犯罪。

举报与反驳

6月13日，导演王一淳在社交媒体上实名举报欢喜传媒税务虚假抵扣。在长文中，导演王一淳详述自2019年10月与欢喜传媒达成合作意向，约定由欢喜传媒出资、王一淳担任法人成立承制公司河南静深影业，拍摄新片《绑架毛乎乎》。

她表示电影筹备半年后，欢喜传媒以疫情为由单方面决定暂停项目，欢喜传媒本应为此承担违约金，但欢喜传媒将静深影业告上法庭，要求自己承担违约责任。

王一淳表示，“在给欢喜干了一年多活之后，没有拿到一分编剧费、导演费、承制费，还倒找了他们100多万，现在他们还要为22万强制拍卖个人的房产。”对于退税冲红，欢喜传媒多次推诿，投资款项为551万元，欢喜传媒冲红退税的金额应该按照551万元来计算，但最终只同意冲红退税金额约505万元，导致王一淳方被强制执行缴纳近百万的企业所得税。为此王一淳实名举报欢喜传媒税务虚假抵扣行为。

6月14日，欢喜传媒又发布声明回应被导演王一淳举报税务虚假抵扣一事，称王一淳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文章内容多处与事实严重不符：“欢喜传媒与王一淳导演合作终止后，双方合约已经解除，相关剧本版权已经返还。欢喜传媒一直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并合法处理以上纠纷涉及的税务事项。”并表示将保留追究王一淳侵权法律责任的权利。

王一淳也于6月14日再次发文称，欢喜传媒说的私人工作室就是指的青岛毛乎乎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和静深公司一样，是在欢喜授意下，由王一淳出面开设的，用于为剧组提现，支付一些没有发票的小额款项，这个做过剧组的人都知道，可以说青岛毛乎乎工作室和静深公司都是承制体系的一部分。

王一淳表示，“不仁义还不愿意用个人名义为他们出面成立工作室呢，真没想到他们会用这个反咬一口。”还配图说明，她在项目筹备阶段发给欢喜施鸽的报销清单，里面明确有成立静深和青岛毛乎乎工作室的费用报销，“所以他们对这个财务流程不仅知情，而且是授意、受益。”

在王一淳的微博下，标注为聚本传媒总经理的王鲁娜评论称，“作为亲历者，支持王一淳导演维权！”据王一淳此前举报内容可知，王鲁娜也是涉事项目制片人。

时间财经从裁判文书网查阅（2021）京03民终11009号《河南静深影业有限公司与青岛毛乎乎文化传媒工作室等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显示，一审法院认定，欢欢喜喜公司作为甲方对影片的摄制投资比例为100%，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制协议》，双方同意，影片摄制费用的支付应设立共管账户，甲方有审批权及查询权。

一审法院认为，静深公司擅自动用共管账户的行为构成违约，导致欢欢喜喜公司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静深公司关于欢欢喜喜公司无权解约、静深公司不构成违约的抗辩意见及反诉意见，均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审驳回静深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欢喜传媒去年已亏超2亿港元

欢喜传媒官网介绍，公司由董平、宁浩、徐峥和项绍琨先生于2015年联合创办，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1003.HK）。欢喜传媒独家锁定中国多位顶尖导演，如：宁浩、徐峥、陈可辛、王家卫、张一白、顾长卫、张艺谋、贾樟柯等未来多年的多部作品。

欢喜传媒2021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持续经营业务收益约1.58亿港元，同比减少约75%；净亏损约2.36亿港元，同比减少0.35%；每股亏损0.07港元。

公告称，收益减少主要是由于受疫情影响，集团投资的重磅电影需要推迟在院线上映，票房收入亦因防疫措施而有所影响，加上政府补助减少，以及不断优化“欢喜首映”在线视频平台的内容，令获授权的电影及电视剧版权摊销开支增加。尽管如此，由于集团的重磅电影推迟在院线上映，销售及分销成本于报告期内减少。

据悉，王一淳自编自导个人首部电影《黑处有什么》，在2015入选包括柏林国际电影节、BFI伦敦电影节在内的多个国内外电影节。

双方争议中提到的《绑架毛乎乎》同样由王一淳担任编剧，该剧本曾获得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最具投资价值项目，并作为唯一华语项目入围柏林电影节创投单元。（北京时间财经 陈世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