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天下大乱，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

在李渊阴谋起兵过程中，刘文静、裴寂等人积极参与，特别是刘文静最早提出起兵“鼓而入关，以震天下”的非常之计。为此，《资治通鉴》将太原起兵的谋划之功归于刘文静。在起兵后，刘文静代表李渊出使突厥与其联合出兵，李世民一起南征北战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大唐刚建国仅二三年的时间，天下未靖，52岁的鲁国公刘文静就被李渊所杀。

关于刘文静的死因，历史记载得非常简略且多有抵牾，令人十分不解。一次，刘文静与其弟刘文起酣饮，酒后失言：“必当斩裴寂耳！”此外，还有一事即刘文起在家中召巫压胜。这两件事一起被告发。刘氏兄弟随即被下大狱，后被杀。

刘文静之死直接有关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渊，一个是裴寂。

隋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正式任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成为这一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此时天下起兵反隋的队伍蜂拥而起，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孤立，李世民就和晋阳县令刘文静密谋起兵。在起兵造反的计策确定过程后，李渊并不知情，知道后还十分反对，直至其周围的心腹裴寂、许世绪、武士眜等也纷纷劝其起兵，李渊这才终于下定了反隋的决心。

不过，刘文静的做法引起李渊的不满。当时李渊还必须依靠刘文静这样的干将为自己出力，所以即使不满，也只好埋在心里引而不发，但忌恨由此产生。

唐朝开国后，李渊便开始对刘文静实施打击报复。

晋阳首义功臣，当首推刘文静与裴寂，而刘功大于裴，只因李渊亲裴恶刘，赏赐反而厚此薄彼。

裴寂被拜为尚书右仆射，成为宰相，每日还获赐御膳。李渊每有临朝，必请裴寂同坐，散朝之后也把他留在宫中，对他言听计从，只称"裴监"，从不直呼其名。裴寂所享有的待遇，满朝文武无人能及。

而刘文静仅被任命为民部尚书，职位、待遇远远不如裴寂。

在太原时，刘文静与裴寂还算是好朋友，常有往来，一起谈论时局，都有起兵之功。但在李唐政权建立后，裴寂因与李渊关系密切，官职在刘文静之上。刘文静以为自己无论才干还是功劳都高于裴寂，但官位却在其下，因而对裴寂很是忌恨。

刘文静不敢迁怒李渊，于是就把这种怨恨的情绪转嫁到裴寂身上，二人在政见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不管裴寂所言正确与否，符不符合当时形势，只要裴寂张口，刘文静都否定不赞成，完全是个人利益从中作祟，变成纯粹的个人利害，而非国家利益。

刘文静曾怨望：“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指裴寂）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

刘文静与裴寂争功引起李渊不悦，刘裴之间的矛盾渐渐转化为刘李的矛盾，这对于身为皇帝李渊来说是不能容忍、不能饶恕的。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众所周知，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而裴寂则倾向于李建成。

早在李渊在镇守太原时，刘文静就认为李世民才勇兼备，“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纪虽轻，却怀有建功立业的大志，对李世民寄予厚望。李世民看出刘文静是员干将，也有意拉拢，双方交往密切，关系甚笃。

李世民、李建成争夺储位的斗争就没有停止，直到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分化。李建成为力图保住自己的储君之位而极力笼络人才，而李世民凭借自己亲总元戎的机会不断收兵降将，双方阵营里都有谋臣猛将。

在兄弟俩人明争暗斗之际，李世民跃跃欲试步步紧逼觊觎太子之位，李渊十分忧虑。李世民的所作所为打乱了李渊既定的正统权力继承人的序位，对自己确定的接班人形成威胁，从而引起李渊恼怒。

由于种种原因李渊不能直接迁怒于为自己建立政权立下显赫功绩的儿子李世民，便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必要的警告。于是，李渊便拿秦府最忠实的谋士、猛将兼外交家刘文静开刀，向李世民发出警告。这样做，一来可以掩盖自己曾向突厥称臣的不光彩经历；二来可以斩断李世民同突厥的联系。后来的事实证明，前一个目的达到了，但后者似乎并未奏效。

刘文静被杀前，太子集团包括李渊本人一口咬定刘文静“谋反”主张杀无赦，而李世民集团则竭力营救。但李渊蓄意拔除刘文静这个眼中钉，但正在犹豫之中，裴寂对李渊说了一句话“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裴寂的意思是：刘文静的才能、谋略确实在众人之上，但生性猜忌阴险，忿不顾难，其丑言怪节已经显露。如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若赦免刘文静，必贻后患。

这句话起了落井下石的作用，所言正合李渊心意。所以，李渊不顾李世民等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杀了刘文静。

刘文静死前仰天长叹空悲切，留下一句话：“高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七年后，公元626年7月2日发生玄武门之变，李渊禅位，李世民即位，再三年，太宗李世民为刘文静被平反，位列凌烟阁功臣。

《旧唐书》作者刘昫认为：文静奋纵横之略，立缔构之功，罔思宠辱之机，过为轻躁之行，未及封而祸也，惜哉！有功之臣刘文静悲剧性的结局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汉高祖刘邦曾评价他：“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但在刘邦分封的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张良仅名列第六十二位，排名非常靠后。刘邦令其“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婉拒道：“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最终张良在汉初大杀功臣的环境下，整日闭门不出，以辟谷为务，激流勇退，明哲保身，而当年功臣勋贵一个个都成了刀下之鬼：韩信、彭越、卢绾。

人生在世，竞争是需要的，但要看清形势，必要的隐忍是成大事的必修课。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不谋一世者，不足谋一时”，我们把目光放长远点，就不会觉得眼前这点委屈算什么了。但像刘文静这样因名利心太重，又不懂隐忍的，才导致杀身之祸。

公元619年，李渊下令将刘文静处斩，李世民提着食盒来到大牢送行。刘文静满腔悲愤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故不虚也。二公子也要小心！”随后他含泪饱餐一顿就被押赴刑场，刘文静的人生走到了终点。

刘文静所犯何罪？唐高祖为何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忙得不可开交之时，执意要下诏处死这位朝廷重臣？实际上，如按照参与高祖、太宗父子兴唐代隋革命的年代先后，刘文静或可算是第一功臣。

刘文静；两《唐书》说：“刘文静字肇仁,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战死,赠上仪同三 司。文静以死难子,袭仪同。侗傥有器略。”

隋大业末年，当时任晋阳令的刘文静与晋阳宫副监裴寂交谊甚厚，裴寂曾望着远处的烽火感慨道：我们贫贱到如此地步，又赶上世事离乱，靠什么得以保全呢？

刘文静笑道：形势并非不可预知，只要我们二人相投和，就不必忧虑贫贱。此时李渊被隋炀帝拜为唐公，驻守在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既又见秦王，谓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达神武，汉高祖、魏太祖之徒欤！殆天启之也。’寂未谓然”。

刘文静此时不仅觉察到了李渊胸怀大志，而且还看出了其子李世民是一位能成就大事业的了不起的人物，投靠他们，前程远大，何愁贫贱？而裴寂还没有想到这一层，尚处于懵懂之中，两人相比，不能不承认刘文静的眼光敏锐，要比裴寂高出一筹。

这时李密起兵造反，刘文静因为与他有姻属关系而连坐入狱，李世民偷偷前往狱中探望。刘文静很高兴，对他挑言：现在国家大乱，只有商汤、周武王、汉高祖和光武帝这样的人出来才能平定。

李世民就问如欲共举大事，当先从何处着手？刘文静回答说，炀帝南幸，军队大部南迁，现在汾阳、山西一带朝廷军队不多，而民间豪杰云集，这就给举事创造了条件。“文静素知其豪杰，一朝号召，十万众可得也。加公府兵数万，一下令，谁不愿从？鼓而人关，以震天下，王业成矣”。

李世民笑着说：君言大合我意。从此开始在暗地里招兵买马，蓄势待发。

刘文静具有独到的政治远见，鼓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唐公乃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司马。文静劝改旗帜，彰特兴”。起事以后，为消除义军后顾之忧，他出使突厥，深谋巧言，消除了突厥可能攻击的后顾之忧，还取得突厥军事上的支持。不久，刘文静率兵在潼关出奇制胜，击溃隋军，一举降服了隋骁将屈突通。以后他随李渊、李世民父子一路征讨，功勋卓著。大唐开国，高祖即位后，刘文静官居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封鲁国公。

刘文静遇上杀身大祸的起因是他自感才干、功劳在裴寂之上，而裴寂晋升为仆射(宰相)，他仅为尚书，官位和待遇都比不上裴寂，对此内心感到极大的委屈。

心理上的不平衡，在行动上表现为稍不顺心，便会暴跳如雷，并且将这股怨气向裴寂倾泻。每当在朝中讨论政事的时候，刘文静都要和裴寂顶牛，“每论政多戾驳，遂有隙”。刘文静的意气用事已经到了不顾大局的程度。其实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原本可以通过一些正常的途径去诉说，譬如找皇帝李渊，或者和旧友裴寂谈谈心里话，但刘文静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采用捣乱的方式，胡搅蛮缠，每一次朝会上讨论政务之事，只要是裴寂提出来的意见，刘文静一概严厉反驳，横加挑剔，这让裴寂这个宰相怎么当？头痛不头痛？

两人从好友变为仇敌，矛盾越来越尖锐。裴寂常常在李渊那里诉说刘文静的不是.由于裴寂和李渊是故旧之交，李渊对裴寂十分信任。而刘文静的牢骚越发越厉害，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家中也常常发起无名之火，“尝与弟散骑常侍文起饮酣，有怨言，拔刀击柱曰：当斩寂！”

如此失去理智的情绪和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就像邪魔附体一样，刘文静的弟弟刘文起对此十分担忧，请来了巫师，“召巫夜被发衔刀为禳厌”，巫师的装神弄鬼使刘府增添了阴森的气氛。

此时刘文静有一名侍妾因失去了爱宠，心中也有怨恨，见刘文静兄弟举止失常，更为不满，就将这些事告诉了自己的哥哥，这位妾兄怕刘文静真的要造反，会连累自己，就向有司告发。高祖李渊派裴寂、萧瑀审理这个案子。

审案的时候，刘文静说：起兵之初，我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差不多。现在裴寂为仆射，有豪华的住宅，而我的地位和接受的赏赐却与他相差这么多。我随皇帝东征西讨，家里的人都顾不上，现在待遇不公心里确实感到怨愤。这些话也许是我喝醉了酒，不能自控而发的牢骚。

刘文静的这番供词，是大实话，无论从逻辑上推理，还是从心态变化的过程上来分析，应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奇怪的是，高祖李渊听了裴寂、萧璃奏报后却不这样认为，他一门咬定说：从刘文静的话来看，显然是有反心。李纲、萧瑀等大臣都极力证明刘文静不是谋反。

秦王李世民也对高祖说，当初在晋阳起兵，是刘文静最先提出的反隋谋略，裴寂在其后占领京城之后，他们的地位和待遇悬殊，刘文静仟不满情绪，是人之常情，他只不过是不满，希望能饶恕他。

而裴寂这人的人品很成问题，尽管他此时已经占据高位，但内心却并没有脱离卑贱。他和刘文静曾经是交谊甚厚的朋友，现在朋友变成了敌人，刘文静固然有错，但裴寂的行为也实在是很不光彩。他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略确实高人一筹，但为人粗疏，易生怨恨而不考虑后果，“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由朋友变成的敌人，因为相知程度甚深，所以关注得格外仔细，整治起人来也往往比旁人更为“深入”。

其实如果裴寂能够摆出高姿态，为刘文静说些公道话，对帮助刘文静能不能起到实际作用暂且不说，对自己来说起码不会有任何坏处。对陷于危难的人说几句有帮助的话，犹如雪中送炭，是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在关键时刻的流露，这不仅对朋友，甚至于对敌人也能产生感情赠与上的奇效。

可惜裴寂想不到这一点，反而落井下石，欲置刘文静于死地，显得十分卑鄙，为朝野正直人士所不齿，这也为他晚年凄苦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也难怪唐太宗李世民在即位后，屡次借故对他斥责，又将他贬逐流放。

结果是李渊不顾众大臣的谏劝，不听儿子秦王李世民的说情，下旨处死刘文静。

唐朝开国时，高祖李渊曾经对一些功臣许诺以后若犯死罪，可免死，刘文静因功劳卓著，可免二死。不过这种对功臣免死罪的特赦，对谋反罪不适用。

当时刘文静谋反证据显然不足，而且在历史上，李渊此人并非以残暴而得名，他也不像汉高祖刘邦和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那样滥杀功臣，那么他执意要处死刘文静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有人认为，这是针对秦王李世民的。李世民野心勃勃，早有取太子而代之的想法，他网罗亲信，私蓄武装，已经引起太子李建成乃至其父高祖李渊的不安。而刘文静素来与李世民亲近，为李世民出谋划策，李渊杀刘文静，其意在警告李世民。李世民的求情反而起了负面作用。

定刘文静死罪可能太子李建成也参与其事，而为刘文静求情的一位大臣李纲是太子师傅，李纲劝李建成不要“疏骨肉”，李建成不听，李纲愤而辞职。因此刘文静之死，也可认为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兄弟矛盾的早期体现。

此可存为一说。李渊杀刘文静的动机很复杂，除了这个原因外，不少人认为应该与“兴国寺事件”有关，也是有道理的。

所谓“兴国寺事件”，是高祖李渊在起事之初碰到的一起兵谏事件。兴国寺又名“兴国玄坛”，在晋阳郊外，刘文静所招募的士卒驻扎于此，李渊也经常在此与众僚商量大事，“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资治通鉴》

突厥可汗知道李渊起事，对其大臣说，“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突厥可汗的意思是如果李渊自立为中原天子，并臣服突厥，那么就愿意全力支持他。这显然是要求李渊马上与隋廷脱离关系，投靠突厥。

李渊手下的将佐听到这个消息，皆喜。但是李渊听后犹豫良久，不愿答应。因为这和李渊本来的想法不同，他认为目前称帝为时过早，只能以“国护隋室，恢复天下安宁为旗帜”，“以远祸而徼福”，尽量避免朝野上下对他的注意，最大限度地减少前进中的阻力。

将佐们见李渊“辞色懔然”，“莫敢咨谏”。这时兴国寺内外兵士们却在互相串联，纷纷说，唐公(李渊)如果不听从突厥，我们也不能听从唐公的号令了。(《大唐创业起居注》刘文静等人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李渊，劝谏他答应突厥提出的条件。

兴国寺事件，很明显有人在暗中唆使，这个人是谁？刘文静的疑点最大。因为兴国寺兵绝大多数系刘文静招募而来，如果刘文静唆使兵变的主谋身份能够确立，那么他的行为完全是一种以下犯上的胁逼行为。

在即将发生兵变的威慑下，李渊接受了突厥提出的一些条件，其中包括向突厥称臣等，但是李渊还是坚持了自己原先的一些主张，不称帝，并向天下宣告，他的起事无个人野心，只是维护隋室，维持天下安定，如此而已。

李渊的政治纲领事关全局和将来，他不得不慎重对待，他所做的一些让步，实在是出于无奈。从此以后，李渊对刘文静有了猜忌之心。

那么，在太原起兵时，裴寂等人也对李渊使用了诱迫或者说胁迫的手段，为何李渊独独对刘文静有猜忌之心呢？裴寂等人把隋炀帝留在晋阳的宫嫔招来陪侍李渊，以“宫人奉公，事发当诛”，逼李渊起事。这个“温柔的陷阱”产生的作用和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而刘文静暗中指使士兵哗变，所产生的震慑力和负面影响却难以估算。李渊要成大事，靠的是什么？首先必须依靠武装力量，兴国寺兵是李渊的第一支，也是最骨干的武装力量，作为这支队伍的主帅李渊号令不通，但他们却听从刘文静的指挥和唆使，反过来胁迫李渊，李渊对此会是什么感觉？

一名主帅失去了对自己武装力量的指挥能力，其后果不言而喻。恐怕李渊以后每每想起“兴国寺事件”，都会不寒而栗。如果说李渊对刘文静起了杀心，可能这就是主要的起因。

兴国寺兵后来跟随李氏父子南征北战，许多人屡立功勋，客观地说，这些人除了沙场阵亡者外，后来都取得了富贵的地位，未必再会跟着刘文静作出什么极端的行动，但是他们对李渊造成的伤害，给李渊的心灵中留下的阴影是挥之不去。对于这些人，尤其是对于“兴国寺事件”的主谋刘文静，李渊心存芥蒂应该说是十分自然。

有的人有这样的毛病，很容易忘却自己对别人造成的麻烦和伤害，而对自认作出的贡献和帮助却丝毫不会淡忘。

大唐建国后，刘文静可能把“兴国寺事件”忘了，但对自己立下的功劳却记得很牢，居功自傲，满腹牢骚，胡搅蛮缠，破罐子破摔，这使李渊更为恼怒。

刘文静该不该杀？公正地说，刘文静的这些言行并没有构成死罪，杀他显然过分。但是从高祖李渊的眼光看来，刘文静阴狡、诡诈，可能成为隐患。此时大唐初建，国基未稳，四周强敌如林。这个时候的刘文静已成为唐廷内部一个不安定因素。

杀刘文静是为了稳固国基，防患于未然，宁可错杀，也不能养痈遗患，这才是李渊杀刘文静最根本的动机。刘文静临刑叹曰：“高鸟尽，良弓藏，故不虚也。二公子也要小心！”他似乎还没有明白自己被杀的真正原因。

大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某一天，民部尚书刘文静和他的兄弟刘文起在家中饮酒。

因为自己的地位远不如昔日好友裴寂，刘文静心中本就有怨气。豪饮几杯后伤感、不满、愤怒之情油然而生，猛然间拿起佩刀狂砍柱子，一边砍一边说：“你裴寂论学识不如我，论谋略不如我，论功劳还不如我，凭什么你得到的赏赐比我多，官位也比我高，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刘文静的小妾郑氏，因为素日不得宠而对刘文静怀恨在心，就将刘文静的酒后狂言，告诉自己在皇宫中当值的哥哥，让哥哥把这件事告诉皇上。李渊知道后，将刘文静以“谋反罪”处死。

刘文静出生于公元568年，他不但相貌英俊魁梧，而且从很小就展露出过人的才干。后来担任晋阳县令，与当时担任晋阳宫监的裴寂成为好朋友，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饮酒、谈论时政。

隋朝末年，因为隋炀帝的一系列暴政，导致各个地方贵族武装起义、农民武装起义此起彼伏，裴寂经常跟刘文静感叹世事动荡和自己前程未卜，而刘文静则会安慰裴寂，纵使身处乱世，我们两个人志趣相投，又何惧当下呢！

公元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刘文静和裴寂一致认为李渊绝非池中之物，日后一定大有作为，在这两个人不断怂恿下，李渊终于决定起兵。裴寂利用职务之便，拿出晋阳宫的全部钱财、粮食来支持李渊，而刘文静奉命出使突厥，得到了始毕可汗的鼎力支持，从突厥带着2千名骑兵和1千匹战马南下。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登基，对开国功臣按功欣赏，李世民、裴寂、刘文静这三个人得到开国功臣前三甲的殊荣，特别授予他们“免二死”的特权。并任命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后来，裴寂在朝中帮助李渊处理日常事务，刘文静跟随李世民征战四方。

公元618年，跟随李世民征讨薛举，恰巧赶上李世民身患严重的疟疾，刘文静没听李世民之前的嘱托，贸然出兵导致唐军大败，逃回长安后被贬为庶人。不久又跟随李世民歼灭薛举的儿子薛人杲大获全胜，刘文静又被封为民部尚书。

第二年，裴寂主动请缨讨伐刘武周，结果裴寂惨败。李渊不得不将裴寂召回长安，问罪裴寂后将其打入狱中，结果没过几天，李渊不但将裴寂放出来，还更加宠信裴寂。

这个时候刘文静越看裴寂越不顺眼，裴寂样样不如自己，却稳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位，而自己履历战功，无论是官位还是食邑哪一样不如裴寂。

于是刘文静在朝堂之上，处处跟裴寂作对。裴寂说东他就指西，还经常用言语来挖苦裴寂。裴寂也不是一个宽容之人，经常给刘文静穿小鞋。很快两个昔日好友，逐渐变成仇敌。

很快就有了刘文静因为酒后狂言而入狱的事情。这件事李渊知道后，竟然让裴寂来担任主审官，来审理刘文静的案子，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虽然副主审官萧瑀和李纲都认为刘文静没有谋反之意，只是因为心生怨恨而酒后失言。结果没想到裴寂只用一句话，就让李渊下定决心杀了刘文静。“刘文静虽然非常有才，但是性格乖张、阴晴不定，如果留着他，日后一定成为大患!”

刘文静和裴寂，从“好兄弟”演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二人跟着李渊起兵成功后，利益分配不均衡。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裴寂和刘文静分别成为“新公司”两个对立派别的代言人,在两个派别暗中较量的时候，裴寂和刘文静首当其冲成为炮灰。

李渊是“新公司”的法人代表，李建成是“新公司”的法定继承人。而这个“新公司”的业绩大多数都是 “候补法定继承人”李世民带来的。

裴寂加入“新公司”后，很快就和“老板”李渊打成一片，两个人不是一起喝酒就是一起下棋。结果没多久，裴寂和李渊私交远远超过了刘文静和裴寂的关系。

这就让刘文静非常失落，在刘文静眼中的裴寂就是见利忘义之人，为了巴结“老板”，把自己这个昔日好友，忘到了九霄云外。

而刘文静从一开始就非常欣赏20出头的李世民，他认为在“李氏家族”企业中，只有李世民具有“麒麟之才”!

不但如此，刘文静还经常在公开场合称赞，李世民的才能堪比刘邦、曹操之流。虽说刘文静的眼光很是毒辣，但是像他这样大张旗鼓地表明自己站在李世民这一头，也暴露了他政治觉悟的幼稚。

刘文静公然将李世民比作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你把李渊和李建成比作什么？难道你刘文静想让李渊直接当太上皇，想让李建成甘心当一个王爷不成？

从李渊的立场来看，把刘文静一直留在李世民身边，就是一个祸害。李渊认为刘文静日后一定会怂恿李世民争皇位，所以说就算刘文静没有“酒后失言”事件爆发，李渊日后也一定会找机会除掉刘文静。

虽然李渊曾经承诺过可以免刘文静两次死罪，其实这不过是空头支票。如果皇帝就是想杀你，给你多少张“免死金牌”都没用，就像朱元璋建立大明后，给跟着他一起打江山的老兄弟们无数张“免死金牌”，结果这些拿着“免死金牌”的开国功臣，基本上都被朱元璋杀干净了。

李渊除掉刘文静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敲打秦王李世民，警告李世民安分守己当他的秦王，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事实证明李渊的敲打，不但没能震慑住李世民，反而起到了激发的作用。

所以说刘文静之死，也是日后“玄武门事变”隐藏最深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