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波，1953年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长期从事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曾任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现为二级研究馆员。社会兼职包括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等十余项。获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九州，传说是虞夏时期大禹治水时给出的远古中国地理区划。战国中晚期，齐国邹衍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大九州的假说，认为《禹贡》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是以九州、神州又成为中国的代称。翻开《中国地图·中国地形》就会发现，九州的范围恰好与地形图绿色标注的范围，即黄河、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及周边的河谷盆地相重合;坐落在两河平原中心的巍巍泰山，则是这片绿色大地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心制高点。东亚大陆最重要的文明发祥地全部根植于这片绿色的大地之上。

以泰沂山系为中心分布区的海岱史前文化又是“远古中国”各大文化区中文化谱系最清晰、社会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且最先步入文明社会的历史文化区。传说时代的中华古圣，如太昊、炎帝、蚩尤、少昊、颛顼、帝喾、帝舜、伯益、后羿等乃至于黄帝和夏禹、商汤等大多源出于东夷部族，或与东夷部族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夏、商、周三代所崇尚的礼仪传统大部分也源自远古东夷部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东亚两河平原，乃是“远古中国”民族赖以形成，中华远古文化和早期文明赖以发展、演进的中心舞台。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泰山崇拜”，“登封泰山”成为亘古以来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文化现象和历代君主热衷的重大典礼，就是这种地理、政治、宗教背景的集中反映。

一

《尚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

《史记·封禅书》：“周官日,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

“肆类于上帝”“迎长日之至”“祭天下名山大川”都是从原始自然崇拜发展起来的祭祀活动。究其原因，乃是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同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依赖它的赏赐。这种恐惧、敬畏和依赖心理与梦的幻境揉合在一起，便产生了“灵魂不死”和“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原始人类对同他们物质生活有重要利害关系的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日月山川等，都怀有特殊感情，可称之为“原始自然崇拜”或“原始宗教”。

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的宗教仪式已经产生，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距今3.4万年～2.7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已有自己的审美观，会缝衣御寒，知道用穿孔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鲩鱼眼上骨和刻沟骨管等做成项链等饰物美化自己;知道埋葬死者，并有在死者周围撒赤铁矿粉的原始宗教仪式。距今1万多年前，人类社会步入新石器——农耕时代。张店彭家遗址，距今10000年～8000年前后的扁扁洞·后李文化期的房址地穴内，发现有成层分布烧焦的动物骨架;在北辛文化时期的东贾柏F12地穴内，下部埋藏3只猪骨架。这些遗迹现象均应为当时居民祭祀活动的遗留，说明海岱地区的自然崇拜与宗教活动历史悠久。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6100年～4600年)发现的山地祭祀地点已经遍布全区，其祭祀位置分布于山的顶部及山坡。比较典型、重要的是五莲上万家沟北岭和沂南罗圈峪村西南山的两次发现。

二

五莲上万家沟北岭位于县城西南25千米，为一处群山环抱的自然山岭，南端遍布自然石块。1986年，农民开荒时于石下的泥土中发现一件瑞圭(图一，7)，无伴出物和其他遗迹现象，只在东南5华里的岳麓村附近发现一处龙山文化遗址。瑞圭年代应为龙山文化时期，用途为拜日、朝会、祈年、报功。沂水罗圈峪地处沂南、蒙阴、沂水三县交界地带，四面山岭环绕。1988年7月，罗圈峪村民在村西南建房清除山石时，于岩体裂隙中发现了16件石玉器，包括4件瑞圭(图一，4-6，另1件仅残存柄端)以及玉镯1(图一，1)、玉凿1和石锛、石铲、石凿、石矛(图一，8-11)等。“岩体裂缝”宽20厘米、深50厘米，可视为一个完整的遗迹单位，应为史前时期某一部族祭祀活动的遗留。其玉镯与广饶傅家、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晚期早段的玉镯极为接近，表明罗圈峪裂缝出土器物的年代约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

山东地区共发现8件瑞圭，均为早期标本。此后，这类器物在陕西神木石峁、中原二里头文化以及商代遗迹中均有发现。按《尚书·舜典》《周礼·典瑞》《周礼·大宗伯》的记述，中国古代的玉礼器分为瑞和器两大类，即所谓“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玉瑞为各部族首领“以等邦国”的信物，其作用有如后世的玉玺;玉器，包括礼圭(等腰三角形首的圭)和璧、璋、琮、璜，为礼神、祀祖的献祭。

《周礼·典瑞》“王晋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广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边璋上的刻画图像(图二，3)清楚地显示出瑞圭的用途和摆放方式：跪姿三人之下有两个类似山形的图像，山前各设一坛，坛上有圆形之“日”，其上有类似垂帐的构型。山头外侧各放置一个竖立的瑞圭。另一组图像为广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神坛所附奉圭铜像(图二，1、2)，清楚显示了瑞圭的执奉方式，与《论语·乡党》“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的记载何其相似。尽管三星堆的时代可以晚到商代后期，但对我们理解上述记载和早期瑞圭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还是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VM3出土瑞圭则为“王晋大圭，执镇圭”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VM3打破夯土，又被夯土叠压，墓口长2.15米、宽1.3米，有棺木，墓底铺有厚2～3厘米的朱砂。随葬器物12件，其中6件为玉石器。包括1件玉钺、2件瑞圭和绿松石珠、坠形饰等。该墓规模不算很大，但有象征墓主地位的玉钺和瑞圭出土，且整个墓葬被保存较好的夯土环绕，墓底又铺有2～3厘米的朱砂，表明墓主身份非同小可。两枚瑞圭大小不一，反向置于墓室中部，柄端位于墓主腰部(图三)，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习俗?“执”为双手拱奉，“晋”为插于衣带间，瑞圭的这种摆放方式，是否可视为“王晋大圭，执镇圭”的写照?

三

《礼记·祭义》：“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

太阳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名山大川”等所有自然现象中，与人类生存状态的关系最为密切、最为重要。海岱、江淮先民，乃至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居民都是尚日民族，对太阳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拜。大汶口文化发现的“太阳、飞鸟、火焰纹”图像(图四，3-5)、庙底沟文化发现的三足鸟(图四，1.2)和河姆渡、良渚文化的太阳鸟图像(图四，6-8)等都是明证。

“王晋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大报天而主日”就是尚日信念在祭祀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上古时期，人类能够到达的，距离太阳或者是“上天”最近地方就是高山之巅，故此，山地祭祀就成为“朝日”“报天”的主要形式。秦代，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巡视、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更成了帝王极权的象征，“登封泰山”便由各地酋长、方伯、诸侯“祭疆内名山大川”升华为“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先民对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一种历史追忆。《史记·封禅书》所谓“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商汤、周成王”封禅泰山，则是这种追忆的一种具象化。

(来源：文化大观 作者：王永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