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我党早期一位重要的领导人，他在十九岁时就到苏联留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五年的时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回国后，年轻的王稼祥很快就在就因为留苏派的背景在我党中身居高位，建国后这位党内元老级人物也身担重任，为我国解放事业及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1962年，王稼祥光辉的政治生涯却戛然而止，并被勒令搬出中南海，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泾县一个山村，父亲经商家境还算得上富足，母亲出身望族。

王稼祥虽是家中独子，父母却没有特别溺爱他，尤其是母亲，从他记事起就教他认字，还经常给他讲些古时候英雄人物的故事，像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倭等等，还经常教导他要善待穷苦人，尊师重道，最可贵的是还让他亲力亲为的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丝毫没有把他当成富少爷来养，这些都为王稼祥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王稼祥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黑暗到处可见，母亲从小给他讲的英雄人物的故事他早已烂熟在心，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已埋下了要改造这个黑暗社会的决心。

所以，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这个小山村时，年仅十三岁的王稼祥就跟随着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积极投身到罢课、示威游行等爱国活动中去了。

十八岁那年，王稼祥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芜湖去读高中，在那里，王稼祥遇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革命同路人，他积极的投身反帝国主义、反奴化教育的活动中。

1925年，王稼祥去苏联留学，他在苏联系统的学习了五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期间还结识了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进步学生，在与他们的交往中王稼祥详细的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和现状，更激发了他学成后要回国参加革命的想法。

1928年，王稼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作为一名已初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马列主义者，王稼祥带着要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中的激情回到了饱受苦难的祖国。

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有着留苏派身份的王稼祥一回国就被委以重任，职务也是越来越高，回国仅仅一年时间，年仅二十五岁的王稼祥就已经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了，不久后，他就被选举担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时候年轻的王稼祥已经是中央和军委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也是能对党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

王稼祥虽然在苏联学习了五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他缺乏的是对中国现有的国情、革命的现状和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情况的了解，又深受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影响，把共产国际过于神话，认为共产国际所做的一切指示都是正确的，这也就导致他回国后的领导最初走上了“左倾路线”。

值得庆幸的是，王稼祥是个有思想的人，他在与毛泽东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又通过自己的实际调查研究，逐渐脱离了教条主义。

让王稼祥左倾路线中彻底分离出来的是他对于几次反围剿战斗的反思，前几次战斗的结果都证明毛泽东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在博古等人错误的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损失惨重，部队人数锐减，并被迫走上了长征之路。

王稼祥是带着伤躺在担架上走上的长征之路，也正因为如此，他在途中遇到了同样因重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二人一路走一路谈，正是这次的畅谈，让王稼祥彻底明白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险性，也就有了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最终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

1938年，从苏联治伤回国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这更是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内军内领导班子，王稼祥被委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自此，中国共产党终于走上了正轨，一直走向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我党在取得全面胜利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期间还有点小曲折，但在毛泽东主席的协调下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休会期间，王稼祥去拜会过毛泽东主席，闲谈中聊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首都选址的问题，主席询问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把几个备选城市的利弊一一剖析给主席听，最后，他说：“主席，我的意见是首都选在北京。”主席哈哈大笑着说：“哈哈，英雄所见略同，咱俩想到一块去了。”

在会议闭幕后，毛泽东主席单独约见了王稼祥，一见面，主席就说：“王稼祥同志，中央决定建国后委任你为驻苏联大使，你意见如何？”王稼祥当时并没有马上作答，而是在慎重考虑一天后才接受了中央的这个新任命。

建国前夕，王稼祥参加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秘密访苏，去和苏联的斯大林同志等人去商谈新中国筹建相关事宜，以及发展新中国和苏联两国友好关系等事宜，可见这时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王稼祥是何等的信任及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了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他这个大使兼副外长还担负着另外的重要使命，那就是以中国副外长的身份兼管东欧非驻在国的一般外交事务，这个重要使命是在毛泽东主席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上郑重说明的。

在王稼祥离京赴苏联上任时，周恩来亲自到火车站送行，据说，迄今为止，王稼祥是唯一一位带着主席亲笔信、总理为其送行、报刊为其赴任发表社论壮行的外交大使，堪称是我国建国以来最牛的大使。

在苏联任大使期间，王稼祥还参与安排了毛泽东主席访苏的重大事件，并陪同主席参与了中苏和谈及相关条约的签订。

1951年，圆满完成驻苏联大使任务的王稼祥回国接受了新的任命-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担任首任对外联络部部长，从此开启了他长达十几年制定对外工作方针和研究国际形势、重大国际问题走向，并及时向中央汇报提出建议的工作。

王稼祥对外联部工作人员要求很是严格，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国际问题，他对工作就两点要求：一是快，二是准，就这样，外联部成立短短五年后，我国就与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也是在这年王稼祥当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又跻身于中央领导层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把一心为国为民的王稼祥推到了风口浪尖，深受过路线主义错误之害的王稼祥担心反右斗争扩大化，耿直的他在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这个观点，并在自己所管辖的外联部首先停止了反右运动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王稼祥的这种做法算得上是无畏了，让王稼祥没有想到的是，早有有心人记下了他的这一“罪状”。

1958年，大跃进盛行，到处在大炼钢铁、到处都在开办人民公社，浮夸风到处吹，而务实的王稼祥早已通过实地走访考察，发现了所谓的人民公社及田地作物的产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可以说，农作物的产量全是“吹出来”的，如果这样下去，国家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忧国的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期间通过会议秘书处负责人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异议，毛泽东主席听到王稼祥的意见后，不由得说：“不愧是王稼祥，参会的委员这么多，只有他提出了异议。”

虽然当时毛主席并没有做什么，但事后主席还是让人去各地做了实地调研，并在五九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纠正了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可见此时毛主席和中央还是很认可王稼祥之前提出过的反对左倾的意见的。

1962年，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新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倒退，国际形势也不容乐观，中印边界争端不断升级，而本就面临破裂的中苏关系更是因为新疆伊犁百姓大规模逃到苏联降到了冰点；逃到台湾的老蒋也没有闲着，策划叫嚣着反攻大陆，我六十万大军也因此开始备战，内忧外患压得我国喘不过气来。

作为外联部部长的王稼祥此时更是坐卧不安，忧心忡忡，他曾经和自己的副部长谈起过自己对国家现状的忧心，也曾经在单位内部小范围谈过，最后，大家商议决定，采取给写信的方式把建议给到中央，为了不连累大家，王稼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联名给中央写这封信，这封信的主题是中国对外工作的一些新见解。

信提交上去后中央没有给到写信人批评等任何回复，这让一心忧国的王稼祥看到了曙光，他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根据国际和国内的现状，他主持撰写他关于中国外交的新见解，主要意思就是鉴于中国的现状，援外要量力而行；中国对于目前的国际关系要“有争有让”等等。这些意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仔细看完后很不满意只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三和一少吗？”

没想到的是“三和一少”被一直觊觎外联部的康生利用了，不久后，王稼祥就被撤销了外联部部长的职务并被勒令搬出了中南海。

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王稼祥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他被下放到信阳参加劳动改造，但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的信仰，始终对新中国的重新崛起抱有信心。

1972年，王稼祥终于回到了北京，国家和毛主席没有忘记他，次年他又当选了中央委员，他很想用微弱的身躯再为国家干些实事，但是猖狂的四人帮却没有想着放过他，在1974年1月25日，一心为公为国的王稼祥带着忧愤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八岁。

1979年，中央终于为王稼祥平反了，2年后的 7月1日，王稼祥被中共中央列为中国革命的三十八位卓越领导人之一。

王稼祥这位一心为党为人民的忠贞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