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红旗轿车停在路口等着过马路，交通信号灯刚一变绿后，司机迅速启动车子向前驶去，谁知车子刚刚启动，交通信号灯突然间又变成了红色，司机赶紧急刹车.....就在这时，一个交警匆匆的跑了过来，对周总理说，刘少奇主席让他立即回去参加一个会议。

原来，周总理刚离开中南海，刘少奇便让话务员通知周总理参加一个紧急会议，那时的通讯设备还不发达，不像现在人人一部手机这样方便，因此，为了通知到周总理，中南海电信局的话务员们还真费了一番脑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北京电信局（现北京联通）正式被北平军管会接管。

在解放前，市话、长话、电报和无线，是北平电信局的几项主要业务，共有22451户用户，解放前夕，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后，郊区的很多机线设备都遭到了破坏或被炮火炸毁，原来拥有电报电路52路，长途电路67路，现如今对外的长途电路就剩下16路了，北平与外地的联络通信只能依靠无线电来完成。

北平军管会接管后，一边安定群众的情绪，一边紧急着手恢复业务，同时，为了迎接即将进驻北平的中共中央，需要尽快把为中央服务的通信工作搞好，于是决定建立一个电话专用局，专门为中央通信服务。

1949年3月初，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于是党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迁到北京。

为了保证中央通信的通畅，北平军管会的领导做出了指示，在中央机关进京之前一定要把通信专用局建立起来。

因为中央机关进京后，暂时把办公地址设在了香山附近，因此，电话专用局在选址时，就把香山慈幼院理化馆作为了局址，并取名为香山专用局。

从中央机关决定迁址，到3月23日香山专用局竣工完成，时间上非常紧迫，但由北京电信局和军委三局电话队组成的装机建设队伍，经过夜以继日的加班加点，只用了13天便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这项重任。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机关于3月25日抵达北平，进驻了香山，进驻后，周总理亲自前往香山专用局进行视察，在视察的过程中，他认为自动拨号电话不适于中央首长，建议改换为人工电话。

北京电信局负责人赶紧着手去办，仅用了一天时间，便把自动电话改装成了人工电话。周总理对北京电信局的办事效率很满意。

香山专业局建成后，其实只为党中央通信服务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便随着中南海专用局的开通，结束了它为党中央通信服务的专用职责。

1949年6月，周总理搬进中南海办公，为了保证周总理与香山的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北平电信局在中南海安装了BD9640人工磁石交换机。

随着党中央的工作逐步向中南海转移，另外，当时党中央正紧张的筹备即将召开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做好保密工作，同时保证通信的效率，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南海专用局，筹建工作仍然由北平电信局和由中央军委三局电话队共同来完成。

中南海专用局建成后，党中央于1949年7月全部迁入了中南海，而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人员们，也跟随着党中央进入了中南海，专用局的局址是在一座小院的平房内。

到了1952年7月份的时候，中南海专用局搬到了刚盖好的三层新楼里，建筑整体采用灰砖绿瓦的设计风格，还有金黄色的五角星镶嵌在红色的山墙上，与中南海内的建筑风格很接近，看上去非常协调。

专用局的工作人员们看着这漂亮气派的大楼和崭新的设备，心情别提有多激动了，专门局的负责人彭润田回忆说：当时大家围着他，你一言我一语的提议，这么漂亮大楼，能不能让毛主席给题个字？彭润田一想，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他便找到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把大家的这个提议向他做了汇报。

叶子龙问他，准备让毛主席提什么字，彭润田一时也想不起来该提什么字。

叶子龙看他有些为难的样子，于是便建议道：“那，不行就让主席看着写吧？”彭润田点头表示同意。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叶子龙把主席的题词送了过来，彭润田激动的展开，“中南海电讯局”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展现在他面前，彭润田念了两遍后，突然对叶子龙道：“我觉得把这个‘讯’改为‘信’，应该更好一些。”

叶子龙也读了两遍后，道：“嗯，那我就再去找主席改一下吧。”过了两天，叶子龙把毛主席重新书写的“中南海电信局”给彭润田送了过来。

中南海电信局就这样诞生了，而从香山专用局过来的那些工作人员，也成为了中南海电信局的首批话务员，正式开启了话务员的工作生涯。

能够成为中南海的话务员，为中央领导人服务，确实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当话务员们第一次从交换台上听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们的声音时，她们竟然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泪水。

情绪平稳了些后，她们很快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不小，因为经她们转接的电话，没有小事，都是中央领导人下达的各种指令，关乎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及发展。

与此同时，她们这些在北京长大的姑娘，还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中央领导人们的各地方言，让她们一筹莫展。

有一次，毛主席在电话中说请刘少奇同志接听电话，接听毛主席电话的话务员一时没听懂毛主席浓重的湖南话，于是便愣在了那里。

毛主席很快察觉到话务员，可能是因为听不懂他的湖南话而不知所措了，于是便又用很慢的语速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此后，话务员们便开始认真揣摩各地的语言和方言。

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她们不但很快熟悉了中央首长们的各地地方口音，而且对首长们各自的习惯也了如指掌，因此，她们在摇铃时，会根据话机离首长的远近来确定摇铃的轻重长短。

除了这些，每个话务员还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那就是，在她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储存着上千上千个电话号码，只要你说找谁，她们的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出这个人的电话号码，随后麻利的接通电话。

假设你想找这个人，但却不知道他的电话，那你也不用着急，只要告诉她们这个人的姓名，她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帮你找到，绝不会让你失望，周总理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一天，周总理离开中南海出去办事，他的红旗轿车向着北京西郊的方向奔驰而去，车子行驶到动物园附近的某一路口，正好赶上交通红灯，几分钟后，红灯变绿，司机马上启动车子向前驶去。

谁知车子刚启动，还没加速，绿灯突然又变成了红色，司机师傅赶紧来了个急刹车，幸亏车子刚启动，车速不快，周总理的身体在座位上晃了一下，没什么大碍。

但交通灯明明刚由红变绿，可以正常过马路，怎么突然变回红色了呢？

周总理和司机师傅都感到非常纳闷，就在这时，一个交通警察急匆匆的跑到周总理的车前，向车里的周总理敬了个礼，随后报告说，刚刚接到中南海电信局话务员转来的电话，刘少奇主席有急事找周总理，请他速回中南海参加一个特别紧急的会议。

周总理听交警说完后，马上让司机掉头回中南海。

那么，在那个没有手机，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话务员们是怎么确定周总理的具体方位，最终准确无误的找到他的呢？

原来，周总理的车子刚离开中南海不久，话务员就接到刘少奇的电话，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会议需要周总理参加，请话务员赶紧通知周总理。

可是，中央领导人们的行程都是需要保密的，另外，周总理的事情非常多，他每次出去要去好几个地方，那时又没有手机、呼机类的发达通讯设备，在很短的时间内想找到他可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但话务员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通知周总理的任务，而是开始积极地想着各种办法。

话务员们经过多方询问，把打听到的线索拼凑到一起，得出了周总理的行程计划和路线，随后，她们又对周总理的离开中南海的时间和乘车路线，进行了一番认真分析，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周总理应该正在去往西郊的途中，从时间上推断差不多快到动物园了。

于是，话务员果断拿起电话，拨通了动物园附近交警岗楼的电话.......随后，便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周总理的车子刚准备过马路，绿灯突然变成了红灯。

其实，像这类的事例还有很多，那是在90年代的时候，一天，有一位中央领导人有急事需要找田纪云副总理。

话务员把电话接到田副总理的办公室，响了半天也没人接，随后，话务员又把电话打到了他住处和国务院的值班室，都没找到他，而且值班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田副总理的行踪。

此时的话务员没有泄气，也没有直接回复那位中央领导人“找不到田副总理”，而是冷静下来进行了分析。

因为田副总理是主管农业的，于是话务员便把与农业相关的大事罗列了出来，然后一个个的打电话寻找，最后，在正在举行的一个大型农副产品展销会上找到了田副总理......

面对突发情况，话务员们能够如此熟练且完美的解决，这让中央领导人们很是满意，同时对她们更加放心和信任。

周总理不止一次的夸赞她们说：“咱们电信局这些女同志本事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女士都无法与她们相比。”就连不怎么爱开玩笑的刘少奇，到电信局视察时，也亲切的笑称她们是中南海不可缺少的“电话秘书”。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通信设备不断地在更新改进，同样，中南海的话务员们也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但由话务员人工转接电话的老方式却从未改变。

在全国都在用上了程控电话时，而中南海的话务员们却还在使用被淘汰的步进制、纵横制，因为，如果去掉话务员人工转接电话这个环节，那么很多电话就会不可控的拨到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工作。

中南海的话务员站在背后，为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默默付出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她们的努力和贡献，党和人民会永远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