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唐宋元时期的对外政策都是积极开放的，唐朝的外国人可以来长安为官，对中亚也是积极拓展版图；两宋时期，国家虽然没有实现大一统局面，但是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拓展更多的航道，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进行技术，文化和经济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元朝更不必说，对外征战，东西南北，是时欧亚大陆上只要马能到的地方，都是元或是其他汗国的土地。

而明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从积极主动对外交流变为消极闭关自守的一个转折点，是西方文明增速开始高于东方文明时期，明晚期也是东方落后西方的起始。明朝实行消极对外政策与后来的西方全面超过东方的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5至16世纪，是人类文明的“大航海”时代，伴随着西方近代生产力的野蛮扩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在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对外殖民，疯狂掠夺着殖民地资源的时候，东方的大明王朝还在安稳地过着“小日子”。直到西方的国家力量和宗教人士来到中原，我们的王朝统治者仍然没有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在强大的国家实力面前，纵使靠着掠夺殖民地资源的一个个力量暴增的西方国家，也没有胆量敢在当时打明帝国的主意，于是只能在明帝国治下的朝贡体系中渐渐积聚力量。

作为中华文明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政治秩序体系，最早在商代或已初具雏形，周时则增加细节显得更为规范。唐时期是朝贡体系的高光时期，包括“册封”在内，得到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拥护，明代的朝贡体系更多体现的是“羁縻政策”，明代的开国皇帝“不征诸夷”，将包括日本国在内的十五个国家明确列入“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的名单，同时还有一个影响至今的祖训，相信大家也猜到了，就是“厚往薄来”，厚往薄来自此成为了朝贡体系的原则，并最后成为来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准则。

明代中国的朝贡体系基于朝贡贸易，明朝政府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使得海外诸国与明朝的合法交流局限于朝贡活动，这种贸易类型又称勘合贸易，勘合贸易的勘合就是指明政府颁发的勘合执照，各国只能在得到该执照后才可以进行贸易，而明政府则以此限制各国贸易次数。

关于前文所言明消极一点，明一代也有积极开关的一朝，即隆庆时期国家宣布放开海关，前期国家获利居多，后来就被大海盗集团控制，再后来国家出现危机，便再次消极闭关。

总体而言，明代对外国一贯的政策是厚往薄来，消极交流，前者展示封建时代皇帝自己的脸面，后者则是维护统治。封建皇帝通过朝贡政策花别人的钱，交自己的友。这种不花钱还落好的心理想法使得中国历代皇帝对于只赔不赚的“假朝贡”乐此不疲。打肿的是“家畜”的脸，“光耀”的则是自己的颜。

明朝最鼎盛时，前来朝贡的国家达到了148个之多。然而，有明一代，来明朝朝贡最稳定的国家主要有三个，一是朝鲜，二是日本，三是越南。今天就让我们以这三个国家为例，来大概了解一下明朝的对外关系。

明代中国与朝鲜关系极为紧密，朝鲜这个同为汉字，儒家的中华文明圈的国家，非常崇尚中原王朝，因此在明代元之后很快，亲明反元的李氏朝鲜政权便迅速向大明请求成为自己的宗主国，于是明朝与之建立宗藩关系，中朝两国在明时期一直睦邻友好，朝鲜满足明朝统治者“八方进贡，万国来朝”的虚荣，朝鲜则是满足自己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家安全。

明保证朝鲜国家安全的最有力的历史就是明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征伐入侵朝鲜的日本，保证了朝鲜李氏政权的存在。因此，在明亡后，朝鲜依旧沿用明朝官服，以此表达对明的追忆，后期李氏朝鲜竟以“中华”自居，视清朝为蛮夷。（他怎么敢的呀…）不过那是后话。总之，中朝关系有明一代是较为和谐的。

明代中国与日关系总体来看比较消极，虽然明太祖留下的《祖训》明确要求不征日本国，但东南沿海的倭寇却屡次困扰中国，甚至形势恶化成“南倭北虏”，威胁明王朝的统治，最终迫使国家出兵荡平东南倭患，而这也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

中日关系恶化起始在嘉靖时期的宁波争贡事件，使帝国蒙羞，虽然事件主要人都得到制裁，但这次事件也结束了中日近百年的朝贡关系，同时也是后来倭寇大量出现的前奏。一直到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两次发动对朝鲜战争，明王朝派遣军队将其赶下海洋，日本才消停下来，暂时停止了对中挑衅，明也以“平倭”昭告天下。

明朝同越南的关系主要取决于越南方面，越南陈氏政权愿意臣服，此时中越关系是好的，和平朝贡，中国也给了越南巨大利益和人员。安南黎氏政权夺陈氏位后，欺骗明王朝，帝国因感受骗，面子挂不住，于是出兵干涉，将越南征服，设立布政使司，但越南方面不断反抗，明军背井离乡，劳师动众，负担巨大，最终在宣宗时撤退回国。以反抗者为国王，恢复了宗藩关系。

前文简单提到了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其实在明初期也有一个大航海时代，没错，就是郑和下西洋，发展西洋南洋诸国关系，邀请其加入朝贡体系，同时开展了维护海域安全的区域战争。但明国的大航海不如西方的大航海有冒险精神，只是贴着海岸线航行，目的也截然不同，明朝的航海就像是企业家下乡，而西方的大航海就像是饿狼入羊群，攫取大量新地方的资源财产。

伴随西方文化而来的有数学，天文知识，这些极大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知识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在明中后期据有广东沿海的澳门，澳门由此可以说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前哨站，也是中国方面有意用这样的方式观察西方的中转处，但未能改变最终西方超过东方的结局。

东西方的交流是对人类文明文化的极大促进和融合，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落后的封建主义不如先进的资本主义是事实，但除了主义外我们还要看到差距，运用扬弃的方法，积极吸收先进有利一面，也要摒弃落后野蛮一面。

要正确看待中西方的差异，中国在盛极一时的时期，即使对于一些蕞尔小国也留下祖训如，不予征伐不予、干涉合法政权等，只是用朝贡的方式展示大国胸襟。反观西方所谓先进者的手段，为人不耻。而那些人的后代现在居然到处高喊人道主义，真是莫大的讽刺。